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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起处理社交人际关系的能力。”鉴于销售额在2005年上升了18％；孩之宝公司在次年就推出了《强手》的升级版本《此时此刻》；使玩家手中的美元更多；棋盘上的产业也增添了纳斯达克、核电站与跨国公司等“与时俱进”的元素。
不仅如此；边际利润率极低的高科技玩具在衰退期销售量的下跌；也让越来越多的玩具产业巨头把注意力转向一度被忽视的桌上游戏。2006年；孩之宝全美桌游销售量大约是9。2亿美元；占其玩具年销售额的43％；只有电子游戏软件的1 /7；然而它60％的利润率却使其他玩具望尘奠及。有鉴于此；许多古老的台家欢游戏在今年被加入高科技元素后重新变成家庭娱乐的新宠：孩之宝公司将自己的经典桌游《棋盘问答》加入时尚元素后；年销售量即刻增长至240万套；并顺势推出了Wii、PS3以及PC版。美泰玩具公司也不甘落后；发布了迪斯尼主题《知识问答》互动游戏DVD；动用了超过100名迪斯尼经典卡通形象与600个迪斯尼电影动画片段。甚至桌游已经开始反攻倒算；由设计师斯蒂芬诺设计的经典桌游作品《国王万岁！》推出了iPhone和iPod Touch版本；被《GameSpot》杂志评为iPhone必备十大游戏之一。
对中国桌游玩家来说；2009年同样是个不寻常的年头；除了被誉为“强手终结者”的《卡坦岛》与《德国心脏病》等舶来品；一款名为《三国杀》的中国原创卡牌类桌游几乎在一夜之间从各高校流行开来。《三国杀》的发明者之一、从小玩任天堂8位红白机、绰号“鱿鱼”、刚从中国传媒大学毕业不久的北京游卡桌游产品总监尤尤；看上去依然是个沉溺于卡通的漫画一代少年。她说《三国杀》的基本构架是基于万智牌和经典美国桌游《Bang！》；而她自己第一次听说桌游是通过《游戏创造》杂志一篇关于经典桌面游戏《卡坦岛》的介绍文章。2006年；第一套《三国杀》是李由和搭档、在动漫系学习游戏设计专业的凯克在中国传媒大学的自习室里做出来的。
对于这款骤然而红的游戏；本土桌游玩家对它的评价褒贬不一；然而从业者对它的欣赏是显而易见的。“在欧美地区；桌上游戏已经有了50至60年的积淀；中国刚处于启蒙阶段；所以抄袭和模仿是不可避免的现象。”“《三国杀》虽然存在诸多问题；但绝对是个好游戏；因为它促进了中国桌游玩家队伍的急剧扩大；使得全球桌上玩具产业开始认真考虑中国市场和玩家的诉求。”有人这样分析中国和欧美玩家的特征：“欧美玩家年龄层分布更宽泛；从儿童到老年人都有；游戏态度也更专业；许多经典桌游的升级任务和组件都是由玩家开发的。而中国玩家年龄段则集中在20至30岁之间；以办公室职业白领和大学生为主；游戏对于他们而言；除了放松；还有社交功能。”
＇人生＇
你的幸福无法阻止
2008年第一天；王福才开着他那辆报废的夏利车；带着他那胖胖的女朋友来报社找我；在我桌上放下一小包用红手帕包着的喜糖和喜烟；脸涨得比手帕还红地对我说：我结婚了！
王福才是我的校友；比我矮三级；我读高一的时候；他正好读初一。那时流行初中和高中混班考试；以防止作弊；我们就是在一次期末考试中认识的。在他的几位同学讨论今年要在班上考第几名时；他一脸不屑地说：争那些有屁用；我只和自己比。
这句话出自一个初一学生口中；多少让人有些惊诧。在这个争名次争得让人发疯的学习环境中；有人说出这样一句话；也算是语出惊人。敢说这种话的；不是成绩最好打遍天下无敌手的东方不败；便是成绩已差到难以再差的“瘟猪子”了。
王福才显然是后者；初中毕业便再没有读书了。他像许多农村孩子一样；开始了自谋生路的旅程。
他最初当甘蔗贩子；每天骑车从邻县买来甘蔗；在学校门口的空地上卖；如果天气好的话；每斤赚3到5毛钱；天下雨；则猫在家中和人打“跑得快”。
第二年；他攒钱买了一辆摩托车；以往花两个小时只能拉100斤甘蔗；现在换了车；一小时可以拉200斤。效率提高效益翻番；不出半年；双轮摩托就变三轮；“两效”继续提高。
这时；他的同学们；有的读高中升大学；有的在父母帮衬下；找到体面工作。有的；则因为家中关系硬；跟着叔叔伯伯们干起大秤分金的买卖。但王福才依旧信奉“只和自己比”的原则；今天比昨天挣得多；今年比去年过得好；天天都像赚了一般幸福着。
后来；王福才花2万元买了一辆人力三轮；自己当起了老板；每天上街拉客；拉一个1元；拉十个10元；每天做着现金交易；脸上总是笑眯眯的。
而这时；县城内外；早已是经济暴热；街上的豪华车和人们发财的消息一天比一天多。今天张三股票翻了滚；明天李四背靠哪个大老板批的地增值三倍；后天谁谁谁的伯父发了财；送了他一套别墅；再后天某某某买了彩票中了500万……
人们半是羡慕半是愤恨地相互传递着这些信息；并因此对自己的工资房子老公或老婆的没出息而感到愤懑和痛苦。而每当这时；我眼前就会闪过王福才略有些不屑的话语：我只和自己比！
这句话；某种程度上；也成为我在浮躁时的一股清静剂。这些年；我的工作还算顺利；几乎每年都会升职并加千元左右月薪。但身边；某同事一单业务提成20万元；某同行辞职去开策划公司；年赚百万；某兄弟办房地产杂志年赢利近千万……
我承认；我是俗人；这些传闻到我耳中；不可能不像水入油锅那样；不引起些响动。但这些响动；除了让自己对自己不满之外；便再无别的用处。而这时；王福才的话；便会回响在我的耳边：和自己比；看看今天有没有昨天好？
就在王福才踏进我办公室之前的一分钟；我正在接听一个朋友的电话；这个月薪一万五的时尚杂志副主编在电话中向我抱怨生活的不从容；身边朋友的奔驰宝马让他的帕萨特无地自容；雪茄吧里的消费让他捉襟见肘。这时；我嘴里竟莫名地冒出了王福才的那句名言。
王福才后来卖了三轮来成都；帮一位朋友做二手车生意；并自己买了一辆接近报废的夏利代步。他依旧像往日那样；把自己作为自己的比赛对象；自己和自己比赛着。那种旁若无人；那种自得其乐；令人羡慕。
在我送他出报社时；看到他那辆贴满彩纸的红色夏利车；颇为眼熟；猛然想起是本报昨日报道过的“最牛婚车”；在那幅照片中；烂夏利扎成的婚车与宝马车队擦肩而过；搞笑意味特别明显；想不到这又是王福才的杰作。
谁又能说；这破婚车里装着的幸福不叫幸福？
你的成长丢失了什么
早上7点；北京房山区某派出所来了个人。值班民警瞧了一眼；来人蓬头垢面；裹着一件破旧的军大衣；裤脚磨破了；走路还磕磕碰碰的；估计是个流浪汉。
那人递上来一样东西；居然是钱包；有点结巴地说：“我……捡到的。”
接过那个鼓鼓的钱包；轮到警察结巴了：“你是来送还钱包的？”从警十多年；他从没见过流浪汉来做这档事的。
打开一数；有五千多元；还有七八张信用卡。民警又问：“你走路好像不方便？”
他说：“左腿坏了。不熟悉路；在黄村科技大厦捡到的钱包；走了40里路；才找到你们派出所。”经过细问；这人名叫吕侃；36岁；辽宁沈阳人；来北京八年了；一直居无定所；以捡垃圾为生。一个瓶子大约能卖一毛钱；天气热能捡一百来个瓶子；天凉了他时常颗粒无收；三餐无继。他最大的理想不过是：平均每天都能捡到100个瓶子；卖得1 0元；然后尽早攒一张回沈阳的车票钱。
民警问：“这钱包不还；买张车票绰绰有余；你不后悔？”
吕侃老实答：“又不是自己的钱；有啥后悔的。”
失主很快找到了；对吕侃十分感谢；当场拿出5 00元现金塞到他手里。得知吕侃的身世；他又买了一张回沈阳的车票；连同一套干净衣服；并送吕侃到火车站；目送他进站才离开。
“流浪汉拾金不昧”的故事被媒体报道；不过几天；就有一位老人来到北京电视台；说；吕侃正是他失踪八年的儿子。而且；儿子至今没有回家。
“我在电视上看到儿子那个样子。尤其那个蹒跚的背影……真是难受。”在父亲印象中；吕侃曾是个意气风发的孩子。八年前；28岁的吕侃所在的企业裁员；他面临下岗；在朋友的怂恿下误入了传销组织；被人控制；从此失去音信。
吕老伯最后一次接到儿子的电话；对方的声音十分惊恐：“爸爸；快来接我！多找点人；不然打不过！还有；你们赶快搬家！”没说完；电话就被掐断了。
老人曾南下广州；后来报了案；又在报纸上登寻人启事；千方百计寻找……吕侃却仿佛断了线的风争；不知道跌落在了哪里。
走的时候；吕侃的儿子才一岁半；牙牙学语；现在已经十岁；总是念叨：“爸爸去哪里了呢？”
在电视台的帮助下；吕老伯看到了车站当天的录像：吕侃进了站；却马上转身；又出站离开。
吕老伯独自去了北京西站的地下停车场；徒然奔走；茫然四顾；哪怕是对长凳上埋头休息的人；也着急地端详一阵……无果。老人蹲下身；把头埋进膝盖；老泪纵横。
记者安慰他；他哽咽道：“我还能活个20年？只要活一天；我就不会停止寻找儿子。”
在媒体的帮助下；父子终于重逢了。吕老伯一把抱住儿子：“这八年你去哪里了呀？你老爸想你都快发疯了！”吕侃的眼眶也慢慢红了。
八年前；吕侃被传销组织控制；双脚都被割伤；身上的卡也被抢走；卡里了300元；是他全部的积蓄。仓皇逃出后；他带着受伤的双腿；一点点往北走；离群索居；沉默寡言；渐渐放弃与人沟通。
为什么八年都没有回家？
吕侃说话很吃力；理由也不少：冬天越往北走越冷；于是他待在南方过冬。他没有钱买车票。他怕自己殃及家人；传销组织会根据他填下的家庭地址施加威胁。他不知道家人是否搬家……
他低着头说：“我很想回家；但我走不动。我很累。”
事隔八年；仍能看到他内心深处的负疚、自责、羞愧和无法面对现实的怯懦……虽然他不承认。但这才是他不愿回家的真正理由。
每一个孩子都是善良、天真、敢作敢当；也能在沙滩上重建城堡的。在成长的过程中；这个男人却只剩下“善良”和潦倒的“累”。不管遭受怎样的重创；如果我们依然相信世界的温暖；相信亲人的挚爱；相信自己的力量；人生何愁不是另一幅画卷。
北大识小
2004年的秋天；北京大学的陈平原教授和我共同主办一项名为“北京：历史记忆与城市文化”的国际会议。既然是谈北京；当然就在北大召开。所有外来的与会者都安排进驻勺圆宾馆六号搂；我自然也不例外。
没想到第一个晚上我就失眠了。原来窗外的空地大兴土木；彻夜施工；叮叮咚咚；而且灯火通明。第二天早上我只好要求换房间。柜台的服务员可倒痛快；告曰旁边几个客房都空着；看准了通知一声就行。
于是我乃大肆考察各房风水；眼看难以取舍；走廊尽头有一个服务员突然朝我挤挤眼；一口脆亮的京片子就出来了：就选靠东的这间吧您；离工地远；而且早上有太阳；怪暖和的。就她说了算；几天；我也的确睡得安稳。
这位服务员每天来打理房间；见面的次数多了；我们开始聊了起来。她好奇我的背景；从台湾来的；在美国教书；怎么对北京有兴趣？她也好奇；在国外是怎么用英文教学生中国文学的？北大的员工见多识广；应对都十分到位；我也就据实回答。又过了一天；她一边掸着电视机上的灰尘；又问了：王先生；您觉得这文学表达人生的可能；到底有多大呀？其实我挺喜欢文学的；但就怕进不去。
这可是大哉问。好为人师如我者于是开讲；如此这般这般一番；结论似乎还有段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的白话翻译。服务员睁着眼睛听了这一席话；看来印象深刻；诺诺而退。这以后每回见面；都得聊上几句文学；还真挺投机的。到底是北大；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
会议结束要退房那天；服务员来了；期期艾艾地问道：王先生；您别见笑；您这么有学问；能不能向您讨本书；让咱们也长长见识啊？人家赞美我有学问；我还能不领这份情吗；乃赶紧请她留下姓名地址。这才注意她身量不高；四十来岁吧；立立整整的；一对眼睛十分灵巧；总是笑意盈盈。她的名字倒好：肖艳艳。回到台北；我就给她寄了本《当代小说二十家》。
一晃过了三年。去年秋天我有机会到北大中文系作短期讲课；又入住北大勺园；这回换到了九号楼。一日；我穿过勺园大堂；忽然隔着老远听得一声喊；王先生！一回头；一位穿着白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