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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或者某个国家或者某一团体在重大压力下居然能够承受艰苦并目。取得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成就。但是所有这一切都未能引起我的兴趣，远不及我们宗教团体始终不渝、全力以赴地工作那么吸引我，在这些工作中，有些已延续了一千年甚至两千年之久。对于神圣的教堂，我不拟说什么，因为这是超越我们信徒之上的事情。我可以谈谈各类教派组织，例如本笃会、多明我会以及后来的耶稣会等，全都持续存在了好几个世纪，尽管时兴时衰，时而侵犯别人，时而适应别人，总算也全都保持了各自的面貌和声音，维护了自己的姿态和独特灵魂，看样子还会延续好几个世纪。
我认为这些才是最可敬佩、最值得重视的历史现象。“
克乃西特崇拜约可布斯神父，就连他的不够公正的偏激之词也十分赞赏。当时克乃西特其实并不知道约可布斯究为何等样人，因而只把他视为学问渊博的天才学者，克乃西特完全不知道那人正在有意识地参与世界历史事务，正以他那宗教组织政治领袖身份左右着世界政治，四面八方不断有人来向这位政治历史和当代政治专家寻求咨询、忠告，甚至寻求调停。克乃西特就这样过了两年，直至他第一次休假离开修道院。这期间他和老人往来时只把他当作普通学者，除了他的言论，对他的生平、活动、职业以及影响情况一无所知。显然这位学养深厚的老人善于隐藏自己，连友谊之情也不外露，而修道院的修士们也皆深谙此道，比克乃西特所能够想象更为善于隐藏。
过了两年之后，克乃西特就像任何一个客人和局外人都能够达到的一样，完全适应了修道院生活。他不时协助那位管风琴师的工作，使修道院小小圣歌合唱队那一线薄弱却悠久可敬的传统得以适度地延续和发展。克乃西特在修道院的音乐档案馆里发现了若干有价值的材料，便抄了几个副本寄到华尔采尔，尤其是寄给了蒙特坡。他开了一个小型的玻璃球游戏初级课程班，安东现在是班上最用功的学生。他诚然未能教会格尔华修斯院长中文，然而却把使用草茎占卜的技巧以及改进了的静思默修方法传授给了院长。这位院长也熟悉了克乃西特的性格，已经很长时间不曾像客人初到时那样，常常勉强他饮酒了。院长在一年两度公事公办写给玻璃球游戏大师的答复文件中，对约瑟夫·克乃西特在玛丽亚费尔的成绩考核里尽是赞誉之词。
而在卡斯塔里方面，涉及克乃西特课程计划和成绩清单的部分才是他们细细审查的内容。他们认为程度稍浅，但是这位教师为了符合修道院的程度，更主要的是为了适应该院的思想习俗而采取的方法，他们大致感到满意。最令他们高兴，甚至真正喜出望外的事莫过于克乃西特与著名的约可布斯神父有了亲密的频繁交往，是的，甚至建立了友谊关系，卡斯塔里行政当局对此当然只是心照不宣，闭口不谈的。
这种友谊关系结出了形形色色的果实，尽管说出来也许会稍早泄露我们故事的内容，然而还是值得说说，或者我们只把克乃西特最为珍惜的那一个果实在此略作叙述。那果实成熟得非常缓慢，就像生长在高峻的大山上的树种被人们移植到了肥沃的平原里，总是迟迟不愿生长。这些被移植后的种子由于遗传因素，对肥沃的土地和温和的气候总持抑制观望态度，它们仍然保留着祖辈那种慢节奏生长的遗传特点。约可布斯这个睿智的老人，习惯对任何影响尽可能保持小心考核态度，因而凡是这个年轻朋友兼敌对观点者向他灌输的一切卡斯塔里思想，他就是这样犹犹豫豫、一步一步地让它们在自己身上生根的。慢慢地种子总算萌芽生长了。对于克乃西特来说，在修道院多年逗留期间所体验到种种美好而宝贵的经历中，这一件事是最美好的：开始时似乎那么难以出现的信任和坦率在这位世故老人身上总算缓慢萌芽生长了，老人不仅渐渐对这位崇拜自己的青年同行产生了同情心，而且对其身上的卡斯塔里思想烙印也逐渐容忍理解了。这位年轻人——似乎说成学生、听众或者门生更为恰当——一步一步把老人引向了认可另一种宗教的境地：老人最初说到“卡斯塔里”或者“玻璃球游戏”这些字眼时，总采用讽刺语气，往往只用于挖苦谩骂，后来开始容忍理解，而最终完全承认了另一种思想形式的可信性，也承认了另一宗教组织，承认了他们尝试创造精神贵族教育的努力。约可布斯长老不再对卡斯塔里的历史短暂、年少无知吹毛求疵，毕竟成立不足两个世纪，较之本笃会晚了整整一千五百年呢。他也不再把玻璃球游戏视为纯粹的花哨美学玩意儿，也不再否定这两个年龄相差悬殊的宗教团体未来有亲善与结盟的可能。
卡斯塔里行政当局对约瑟夫赢得了约可布斯神父的部分信任看成他玛丽亚费尔之行的最高成就，克乃西特本人却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对此毫无想象，只看成是自己私生活中的一件幸运事。不过他常常在想：派遣自己来修道院的真正目的究竟是什么，是否像那些竞争对手们最初所妒忌的是一种提升和嘉奖，还是随着时间的消逝，不如说是一种毫无荣誉可言的被遣送坐冷板凳更恰当？如果为了学习，任何地方都可以学习，为什么非在这里？而且根据卡斯塔里的观点，这座修道院并非学习的好园地，也没有可供学习的榜样，唯有约可布斯神父例外。同时，他在此孤陋寡闻，尽与业余水平的人一起从事玻璃球游戏，是否影响了自己的技艺，或者已经僵化退步，克乃西特实在难以断定。此时此刻倒是他一贯不爱往上爬的品性以及他早已日益更能承受命运的心理，帮他渡过了难关。不管怎么说，他作为客人和某项不重要课程的教师生活在这个古老舒适的修道院里，较之离开华尔采尔前一段时间生活在一群勾心斗角人士之间，对他来说是更为愉快的。倘若命运决定把他永远弃置在这个小小的边远地方，那么他想必会设法稍稍改善自己的生活，例如略施手腕把一位朋友调到他身边，或者每年至少去卡斯塔里度一个较长的假期，除此而外，他也想不出有什么要求了。
阅读这部传记的读者也许会盼望读到描述克乃西特修道院生涯的另一方面内容，也即涉及宗教的生活。但是我们只敢于谨慎地稍加暗示。毫无疑问，克乃西特逗留玛丽亚费尔期间和宗教——也即修道院日日修炼的基督教——一有过较深刻的体验。
这不仅是我们的揣测，事实上他日后的许多言论和行为都清楚地说明了这种体验。
然而他是否信奉基督教，或者信仰到何种程度，则是我们无法回答的问题，也不属我们研究的范围。克乃西特除了卡斯塔里所培植的尊敬宗教思想之外，还具有一种纯属个人的虔敬心理，也许我们可以称之谓虔诚性。早在学生时代，克乃西特便已对基督教教义及其古典形式获得过良好教导，尤其是在学习教堂音乐过程中获益更多。首先是他从此熟悉了弥撒的仪式和圣礼的程序。
克乃西特在本笃会修士们身上发现了一种活生生的宗教，这不禁使他感到惊讶和肃然起敬，因为他以往对此只有理论上和历史上的知识。他参加了许多次礼拜仪式。当他熟读了约可布斯神父的若干理论文字，并进行了认真交谈之后，终于看清了这个基督教完整的罕见的面貌：在若于世纪里，它曾许多次被视为过时、老朽、陈旧和死气沉沉，然而每一次都总是汲饮自己的源泉而获得新生，同时把一度显得时髦而占上风的东西统统遗留在后面。克乃西特在同他们交谈时心头总是不断浮现出这样一种想法：卡斯塔里文化也许仅是西方基督教文化的一个俗化了的、暂时的支流，有朝一日会被重新吸收回去。克乃西特对这个想法从不曾认真加以抵制。即使如此，有一回克乃西特仍然对约可布斯神父说明自己的立场总在卡斯塔里一方，而不会倒向本笃会，他必须为卡斯塔里工作，卫护它的利益，而并不考虑自己作为其中一分子的宗教组织是否可能永恒存在，或者是否具有很长的存在期限，改变宗教信仰对他而言只可视为一种不光彩的逃避行为。他们两人都敬仰的那位约翰·阿尔布莱希特·本格尔，当他在世时也曾服务于一个又小又短暂的教派，却也丝毫没有耽误他服务于永恒的神圣使命。什么叫虔诚，也就是一个人忠诚到不惜为信仰奉献自己的生命，这却是不论在哪一阶段和哪一次忏悔中都可能遭遇的。服务和忠诚也是衡量每一个个人是否真正虔诚的唯一有效的检验标准。
克乃西特在本笃会已逗留两年左右时，修道院里忽然来了一位客人，那个人小心翼翼避免与他会面，甚至连最普通的介绍都避开了。这反倒引起了克乃西特的好奇心，他密切关注着陌生来客，其实此人只逗留了几天，这却导致了各式各样的猜测。他最后断定这位陌生人的宗教外衣纯属伪装。这个不知名的客人不断和院长，尤其是和约可布斯神父关起房门进行长时间谈话，同时不断收到紧急信件和发出紧急信件。迄至当时，克乃西特己多少风闻修道院的政治关系和政治传统，便揣摩来客可能是一位肩负秘密使命的高级政府官员，或者是一位微服出行的王公贵族。当他默默思考着自己这些观察时，想起前几个月也曾有过一位和数位客人来访，如今细想起来，似乎也具有同样的神秘性和重要性。于是他回忆起了卡斯塔里的“警察局长”，那位和蔼的杜波依斯先生，回忆起了要他时刻留意修道院内此类活动的请求，虽然他既无兴趣又无责任撰写诸如此类报告，却始终有些内疚，因为自己长期以来从未给这位好好先生写过任何信件，杜波依斯先生想必对他非常失望了。于是克乃西特给他写了一封长信，试图解释自己长期缄默的原因，为了使信件多少有些实质性内容，也略述了自己与约可布斯神父的交往。至于这封信是否有人重视和有人阅读，他就无法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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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命
克乃西特第一次在修道院逗留了两年，那时他已届三十七岁。当他发出那封给杜波依斯的长信约摸二个月之后，某个上午院长请他去办公室谈话。他想，这位对下属十分和蔼的先生又要同他讨论中文问题了，便立即赶了过去。格尔华修斯院长手里拿着一封信迎向他说：“尊敬的同事，我今天有幸向您转达一个信息，”院长愉快地以惯用的宽容态度大声说道，然而立即又转换为讽刺挖苦的语调，这是本笃会和卡斯塔里间尚未建立明确友好关系之前，院长常用的表达方式，事实上这是约可布斯神父的一项创造发明。“此外还请向贵大师转致崇高敬意！看他给我写了什么样的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