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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因马丁·路德①导致教会分裂时期极其相似，整个世界突然陷于一片混乱之中，到处都是战场的前线，到处都壁垒分明，青年和老人势不两立，国家与个人互不相容，红色和白色对立厮杀。时至今日，对那种“红”“白”纷争的内在动力，对当时种种战斗口号的真正内涵，我们已没有能力恢复其原貌，更谈不上加以理解和共鸣了。整个情况就和路德时代一样，我们看到整个欧洲，甚至可说是大半个世界，到处都在混战，正教徒与邪教徒之间，青年与老年之问，拥护过去者和拥护未来者之间，都狂热地或者绝望地彼此火拼。人们的战线还常常突破了国家、民族和家族的边界。我们可以毫不怀疑地认为大多数战士，或者甚至包括他们的首领在内，全都信仰自己一方拥有至高无上的真理。我们也无法否定，许多为这类战斗发言的领袖人物和代言人，大都也均如当年人们形容的那样，尽皆具有一定程度的理想主义精神。到处都是战场，都在杀人和破坏，双方都强调自己是替天行道，替上帝打击魔鬼。
在我们这里，那个野蛮时代——那一欢欣鼓舞、疯狂仇恨而又狂热到无法形容的时代，早已被忘得一干二净，这真是难以理解的事，因为它与我们团体种种机构的诞生有着非常密切的联带关系，可以说是我们得以诞生的前提和原因。一位讽刺作家完全可以把这种丧失记忆比作那类冒险家暴发户的健忘症，他们一旦取得贵族封号飞黄腾达，便将自己的出生土地和家乡父老抛到了九霄云外。
我们再稍稍叙述一下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吧。我阅读过不少文献资料。我的兴趣不在那些被征服的国家和被摧毁的城市上，我只关心当时精神工作者的态度。他们处境艰难，大部分人甚至难以苟延残喘。不论在学者间，还是在教士问，都出现了为信仰而牺牲的殉难者，他们的先驱和殉难精神，即或在那个已经习惯于残暴统治的时代，也并非没有影响。尤其因为到处都有精神思想界的代表人物受不了压力，他们中的多数人都向暴力时代低头了。那些人投降后便让自己的才能、知识、技术听候当时的统治者发落，这情况令我们回想起古时候一位马萨吉特国学者所说的名言：“二加二等于几？唯有将军阁下而并非数学家，才可能作出确定答案。”另外有一些人则尽可能以勉强维持安全的方式进行奋斗，发表抗议文章等等。根据切根豪斯的报道，我们知道了许多实情，有位世界闻名作家，仅仅一年间就签署了二百多份抗议书、警告信、请愿书等——也许实际数字还不止此。但是绝大多数入学会的是三缄其口，也学会了忍饥挨冻，学会了乞食和躲避警察。许多人英年早逝，受到了残存者的羡慕。无数人士自绝生命。老实说，身为学者或作家而苟且偷安，实在既无乐趣又不光彩，他们投身统治者，为其写作标语口号，虽然有了职位和面包，却得忍受上司的窝囊气，大多数人还免不了受自已良心的责备。凡是拒绝从命的人，不得不忍饥挨冻，不得不铤而走险，不是死于非命，就是死于放逐。这是一场多么残酷，多么难以置信的大清洗啊。不仅是那种不为当权者和战争目标服务的研究工作，很快便崩溃衰亡了，而且连教育事业也遭到了同样的厄运。首当其冲的是世界历史，任何一个历史时期，任何一个大国的具体历史，都受到了无穷无尽的删削和修改，历史哲学和副刊文字控制着所有领域，包括中小学校。
细节描写已经够多，不再赘述。总之，那是一个狂暴而野蛮的时代，混乱不堪的巴比伦式的时代，是人民与政党，老与少，红与白互不理解的纷争年代。待等流够了血，丢尽了脸，那个时代才告终结，渐渐地，所有的人都越来越渴望理性，渴望重新找回共同语言，渴望秩序、道德，渴望合理的尺度，渴望一种字母顺序排列表和乘法口诀表，而不再有权力集团随心所欲、朝令夕改的专制统治。于是，诞生了寻求真理和正义，寻求理性，寻求克服混乱局面的思想大浪潮。在那个凭借暴力和肤浅文字建立的年代告终时的政治真空状态中，在人人普遍迫切希望开创新局面和建立秩序体系的要求中，我们卡斯塔里才得以应运而生。有一小群勇敢的、饿得半死的、却一如既往刚正不阿的真正的思想家，开始意识到发挥他们作用的可能途径。他们开始勇敢地以苦行僧的自律态度着手创建秩序与规章，在各处各地的种种小团体，甚至是极小的团体中开展工作，清扫一切宣传口号垃圾，从最基础的底层开始重建精神生活，重建教育、研究和文化工作。
他们的努力获得了成功。他们白手起家，以百折不挠的勇气，渐渐盖起了辉煌的建筑。几代以后，建立了宗教团体、教育委员会、精英学校、档案馆和资料室，创建了专科学院、讲习班以及玻璃球游戏。今天，我们作为继承人和受益者，才得以稳稳居住在这些近乎过分富丽堂皇的建筑物里。我得重复强调说，我们就像一批有点糊里糊涂的宾客，舒舒服服地住在这里。我们既不想知道当年奠基者们所付出的巨大牺牲，也不想了解他们为抚育我们而忍受的诸多磨难，甚至不想知道当年酝酿或者形成了我们卡斯塔里建筑的世界历史——虽然这一历史至今仍然支撑与容忍着我们，并且也许还会支撑与容忍我们后代的卡斯塔里人和各学科的大师们。但是，世界历史总有一天会推倒和吞没我们这些建筑，如同推倒和吞没一切它曾经允许其成长发展的东西一样。
我现在离开历史谈谈今天和我们的现实情况：我们的体系和我们的团体已经度过了自己绚丽的高峰时期，那是谜一般的世界现象偶尔允许人类美好和有价值事物达到的幸运顶峰。如今我们是在走下坡路，我们也许还能够走很长一段时间，但是无论如何也不会再有比我们已经拥有的成果更好、更美、更有价值的成绩了。今后是一条下山的路。我相信，我们都是具有历史观点的人，现实已经成熟到了衰亡的程度，这是无可置疑的事实，也许不在今天或明天，但是必然出现在后天。我这一结论，并非仅仅从过分严格的道德角度对我们的成就和能力进行评价而得，而是根据我观察到世俗世界早就在展开的种种活动而得出的。危难的年代正在日益临近，不祥的征兆随处可见，世界怕是又要转移重心了。世界正酝酿着政权交替，那就难免战争和暴力。来自远东的威胁不仅危及平静生活，还会危及人们的生命和自由。
即使我们小小王国坚持中立立场，即使我们全体万众一心（事实上不可能）坚持传统，坚持忠于卡斯塔里的理想，亦属枉然。目前已经有一些国会议员在大会上发言声称，卡斯塔里是我国一项颇为糜费的奢侈品。不久后，我国就会被迫认真重整军备——尽管仅仅出于自卫——，自然要大量节省开支，这是不可避免的。尽管政府对我们仍然十分宽厚，却是一笔大量的开支。我们一贯自豪于自己教会团体的精神工作以节约国帑为原则。是的，与其他时代糜费现象相比较，尤其是与副刊时代早期那些阔绰无度的大学、数字巨大的顾问人员和奢侈浪费的研究机构相比较，我们的开销实在不算大，而与战争年代耗于战事和武器的数字相比较，更是微乎其微。
但是，事实上军费开支也许很快又得列为当务之急；国会也会很快又在将军们控制之下。当我们人民面临如下两种抉择：牺牲卡斯塔里抑或听任自己受敌人炮火袭击？
那么，抉择的结果是不难预料的。毫无疑问，一种战争意识会很快膨胀起来，标语口号宣传首先会打动一批青年人。之后，不论是学者、学术、拉丁文、数学、教育，还是文化艺术，统统将视其能否符合战争目的而判定有无存在的价值。
浪头已经涌起，终有一天会把我们冲走。也许这倒是好事，是无可避免的好事。
不过，尊敬的同事们，首先我得说，按照人类的尺度，我们目前仍然具有抉择与行动的有限自由，这也正是人类的长处，也正是世界历史为何成为人类历史的原因，我们可以按照我们对现实的观点作出抉择，我们可以按照我们觉醒和勇敢程度作出行动。倘若我们愿意，我们也可以闭起眼睛置之不理，因为危险距离我们确实还很遥远。我们目前承担着大师职责的人完全有理由揣测自己大概会在危机临近到人人可见之前平安完成任期，也会平平静静逝世。然而对我个人而言，我想其他人也一样，我难以心安理得地平静生活，而不觉得不昧良心。我无法继续平平静静执行公务和进行玻璃球游戏，尽管我预料浪头打来时自己早已不在人世。不，我不能这么做。我觉得必须提醒自己要有紧迫感，即或我们并非政界人士，却属于世界历史的一部分，也就不能置身事外。因而，我在这篇文字开头处便声称，我担任公职的能力出了故障，或者应当说我无法平平静静完成职责而不花大部分精神去思虑这个未来的危机。我当然不必幻想这个灾难会以何种形态降临到我们大家身上。但是我却不能够无视下列问题：我们应当如何行动，我又该怎么做，才能应付这个危机？请允许我对此也略加叙述。
我并不想提倡柏拉图的主张，认为国家应由学者或者贤人统治；因为柏拉图时代的世界还非常年轻。虽然柏拉图可以说是卡斯塔里的某种类型的创始人，却绝不可以说是一个卡斯塔里人。他是天生的贵族，是皇家的后裔。而我们确实也可以算是贵族，培养成的贵族，然而我们是精神上的贵族，不是血统贵族。我从不相信人类有能力把世袭血统贵族也同时教育成精神上的贵族，那也许会是一种理想的贵族，但永远只是一种梦想而已。我们卡斯塔里人不适宜承担统治工作，尽管我们都有教养并且富于智慧。倘若我们不得不管理国家，我们将不会像一般统治者那样运用暴力和简单手段，因为那么做的话，我们大概很快便会荒疏我们原本的根基，也即荒疏了培育光辉的心灵。事实上，统治管理国家并不像某些自命不凡的知识分子认为的那样，是又愚蠢又凶残者干的工作，而是不仅需要乐于不间断地积极从事外务，也即具有让自已与目标溶为一体的热情，而且还必须具备果断精神，也即为目标不惜一切的能力。这却是一个学者——我们并不愿自封为智者——不可能具有也不想具有的特性，因为我们认为观察比行动更为重要，我们也都早已学会如何处理目标和手段，为了达到目标必须尽可能地小心谨慎，必须步步设防。
因而结论是：我们既不宜统治，也不宜参政。我什1擅长研究、分析和测度，我们是一切规矩、章程、方式方法的制订者、保护者和审查者，我们是一切精神尺度的衡量者。当然，我们还会做许多别的工作，在一定条件下，我们也会成为革新家、发明家、冒险家、征服者或者颠覆者。然而我们最重要的功能则是维护一切知识源泉纯净的能力，这也是人民需要我们和保存我们的原因。在商界，在政界，指鹿为马，颠倒黑白的惊人之举并不少见，这是我们永远不会做的事情。
在以往历史时期里，在一些所谓的“伟大盛世”中，也即发生战争和颠覆政权的期间，偶尔也会有一些知识分子受怂恿而进入政治圈子。这种情况在副刊时代的晚期大为突出。那个时代里竟然出现了让精神思想隶属于政治或者军事的主张。同样，也出现了把教堂大钟熔铸成大炮，把幼小的学童拉去补充军队缺额的情形。于是，精神思想也被滥用成了战争物质。
当然，我们不会同意这类主张。那时，一个学者会在局势危急时被拉离讲台或书桌去当兵；也有的学者会在某种情况下自愿上战场。当一个国家在战争中耗尽财力物力时，学者们不得不节衣缩食，直至忍饥挨冻，而无可抱怨，一个人的教育程度越高，他的特权也越大，遭逢灾难时所付出的牺牲也必然越大。我们希望每一个卡斯塔里人都能将此视为理所当然。危难时刻来临时，我们可以为人民牺牲自己的舒适、轻松、乃至生命，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为了时代利益，为了人民或将军的要求可以牺牲我们的精神思想、文化传统和道德品性。避而不顾人民的苦难、牺牲和危险，当然是一种懦夫行为。然而，为了任何物质利益而出卖精神思想生活的原则，例如把二乘二的结果交给统治者作决定，那就不仅是懦夫，更是一个叛徒了。
为了任何其他利益，包括国家利益在内，而牺牲真理意识，牺牲知识分子的正直，牺牲对于思想规律、法则的忠诚，都是一种叛逆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