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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应付了事的。大家各怀心事，逢场作戏。但习俗带有强制性，演员要演出，观众要出席。越是现代，熟人关系越淡薄，人情习俗就越薄弱，三心二意应付吃酒的客人就越多。应酬二字，越来越具无奈之意。主人拟定名单伊始，就颇费心机。每选定一个对象，都面临哈姆雷特式的犹豫：请，还是不请？如请，会不会来？不来，自己会不会没面子。如果不请，对方会不会怪罪？熟人的舆论是否会怪罪？这种情形，尤其在考量那些边缘熟人时很费神。与此同时，客人的心理压力也很大。接到一张请帖，不啻接到罚款单，不去得罪人；去也很烦，费钱费时，应付不起。
有请必赴更麻烦。前面估算，一个熟人圈平均大约二百多号人，当中每户都可能办喜事。即便每家平均十年办一次红白喜事，每年就要应酬二十多摊份子酒席。花费时间不说，以平均每次红包100元论，每年支出两千元以上，这只是一个保守估计。碰上至亲好友结婚，额外红包高于平均数。再遇上农历吉利月份，各家集中操办婚事，城里大小酒店爆满，这时红包支出就是天文数字，压得大家叫苦不迭，“人情风”变成“人情疯”。
收钱的主此时当然高兴，热闹有了，排场有了，还有赚头，不亦乐乎？然而，快乐何其短暂，忧郁何其漫长。低头看人情账一五一十地挂着，那都是债主啊。霎时间，笑容烟消云散，手中盈余不够下月凑别人份子，轮到自己背包袱。
从经济学看，凑份子带有民间金融互助性质，凑份子在排场和铺张之余，构成一种互助和交换功能。这种功能带有惯例制度强制性，交换提高了关系网的凝聚力，从而维系关系网在民间社会第一组织系统的地位。
活的腐败通道：以人情行贿赂
在中国，红色代表吉利。送人的礼金都会放在一个红纸包内，以示祝贺。份子钱只是其中一种，其他人情也都喜欢用红包，比如寿礼、压岁钱……甚至贿赂。所以，红包是礼金代名词，但凡小额礼金送人情，都叫做“送红包”。
但是现在，红包的主流语义发生变迁，现在“红包”特指小额现金行贿。譬如，病人向医生送红包，家长向老师送红包，店主向税员送红包，旅客向列车长送红包，商人向官员送红包……这样的“红包”当然不是合法报酬、正常馈赠或贺礼，而是另有所图，属于权力寻租。但是文化语义的双关性在于，只要他们之间是熟人，那么红包也属于人情，必须以人情规矩操作。所以，形成红包是贿赂和人情的混合型态。
人情本身当然不是贿赂，而是一种江湖习俗文化，但是现今的中国贿赂已经融入人情。红包演变成行贿，具有社会学上的微妙的含义。换言之，有些贿赂被包装成人情往来的传统形式，被钱权交易借用。以人情之名，行贿赂之实。这是中国腐败现象在形式上的特色。作为对比，我们看到西方人行贿通常不用红包，常见方式是向指定账户打款或支付现钞，然后受贿者做该做的事情。因此遵循生意方式，先付定金，事毕付讫。就过程而言，付款与做事大体上同时，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换句话说，西方贿赂主要是一种经济交易。贿赂，在西方经济学中的学名叫“权力寻租”，这是一种理论总结，寻租理论以西方式贿赂交易为背景，贿赂现象在经济上相当于权力租赁交易，用金钱购买权力使用权，譬如项目审批和文件签署。
中国社会也存在这种市场式贿赂，但不是主流。大部分中国贿赂者不会这样“薄情寡义”、“不懂做人”，而是竭力把贿赂包装进朋友之间的人情往来。在中国，小额贿赂遵循的法则在形式上是人情交换。这样的贿赂看上去不大像贿赂，与其说像租赁不如说更像是人情往来，与“七大姑八大姨”交际不同的只是数额不同。对于熟人圈子构成的中小城市权力层，贿赂更多是“权力作人情”，尤其是不断的小贿赂如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悄悄地融入了传统人情往来，变成关系网运作的部分机制。当然，这种贿赂绝非不图回报，贿赂不图回报是自相矛盾，只是回报不要搞得像买卖那么难堪。最好遵循人情方式，没有明细结算，嘻嘻哈哈，大家心知肚明。
贿赂怎样包装成“正常”人情往来呢？
每逢春节，某些地方官员住宅区交通极为堵塞，四乡送礼车辆水泄不通，几成一道景观。年礼多是洋酒、香烟之类，当中也有红包塞在烟盒、酒盒内。红包大小，依对象官阶及其与行贿者交情而定，但各年行情不同。一般巴结孝敬的大概数百数千，有大事相求价码另计。官员依自己职权大小，获得礼金的单价和累计总数各不相同。位高权重者，每数分钟就接待一位，拜年者川流不息，一晚收入颇丰。由于来人多，接待时间也短，来客识趣地把礼物放在不显眼处，寒暄几句喝口水，也就告辞了。此时，往往门铃再响起，下一位在楼下候着。这种人情，一晚上数十万很常见，说它是寻租，却没有明确的回报契约，只是惯例而已。
通过年礼腐败，是中国腐败特有的方式，原因与人情惯例制度有关，与关系网组织模式有关。中国的行贿者总在主观上避免将贿赂当成冷漠交易，极力把它打扮成熟人间人情往来。与此同时，任何人都知道这是一层不经捅的薄面纱，但是又必须维持，因为这是一种面具制度。
人情贿赂主要有以下三种原因：
（1）行贿者和受贿者都希望加深双方利益同盟关系，建立持久战略联盟。如果用经济交易方式作贿赂，即一手交钱一手交货，那就只有交换功能，不具结盟功能。用人情行贿，不仅具有交换功能，还具有结盟功能，提供长期合作空间，提高交易安全，不轻易败露。
（2）除非避嫌，否则行贿者和受贿者在多数情况下喜欢以朋友名义交往，加强合作互助。这是由小城市社区的熟人特性决定的规律，生活在小城市关系网络社会，各色居民相互依存，不仅别人求自己，自己也求别人，平民求官员，官员也求教师和医生。如果对方有交换资源，受贿者也可能免收贿金，而将特权当人情放出，将来再求收租。其诉求并非金钱，而在交易合作。因而，人情贿赂比商业贿赂更加具有可塑性，外延形态更丰富。
（3）人情可以调和利益与义气，熔于一炉。在一个熟人圈，大家低头不见抬头见，相互合作是难免的，俗语说：多个朋友多条路。在双方有意做哥们的背景下，又要得利又要做哥们，二者在做法上有冲突。光做朋友不得利，谁那么傻啊？光得利不讲哥们，也很难混。在江湖传统中，做朋友讲义气，帮人不计酬报。受贿的本质是寻求回报，不能白帮人。以博弈论解读，这是一种典型的“囚徒困境”，它的均衡解就是把讲义气纳入讲人情，也把贿赂纳入讲人情，这样就找到人情这个恰当的均衡点。有了这个均衡点，交情、利益各得其所。盖因人情中有讲义气和偿还，偿还可得眼前利益，义气是长远利益。
四、面子秀场 “两面国”的故事
清代李汝珍搜集民间传奇所著小说《镜花缘》第二十五回《越危垣潜出淑士关 登曲岸闲游两面国》讲述了一个离奇的“两面国”故事，影射清代中国之怪状。
话说徐承志遭驸马爷猜忌时，驸马爷恰巧将宫娥司徒妩儿许配徐承志为妻。徐承志大惊，疑为奸细，乃以毒攻毒将妩儿告发，结果妩儿遭毒打一顿，惨遭遣媒变卖。此时，徐承志方知错怪贤妻，后悔万分，乃求助于唐敖、林之洋、多九公等人，助其翻越城墙，逃往海外。数日，众人途经两面国，唐敖、林之洋二人入国闲游观光。
多九公留在船上正在前舱同徐承志闲谈，只见唐、林二人回来，因问道：“这两面国是何风景？为何唐兄忽穿林兄衣帽，林兄又穿唐兄衣帽？这是何意？”唐敖道：“我们别了九公，又走十余里，才有人烟。原要看看两面是何形状，谁知他们个个头戴浩然巾，都把脑后遮住，只露一张正面，却把那面藏了，因此并未看见两面。小弟上去问问风俗，彼此一经交谈，他们那种和颜悦色、满面谦恭光景，令人不觉可爱可亲，与别处迥不相同。”林之洋道：“他同妹夫说笑，俺也随口问他两句。他掉转头来，把俺上下一望，陡然变了样子：脸上冷冷的，笑容也收了，谦恭也免了。停了半晌，他才答俺半句。”多九公道：“说话只有一句，两句，怎么叫做半句？”林之洋道：“他的说话虽是一句，因他无情无绪，半吞半吐，及至到俺耳中，却只半句。俺因他们个个把俺冷淡，后来走开，俺同妹夫商量，俺们彼此换了衣服，看他可还冷淡。登时俺就穿起绸衫，妹夫穿了布衫，又去找他闲话。那知他们忽又同俺谦恭，却把妹夫冷淡起来。”多九公叹道：“原来所谓两面，却是如此！”
唐敖道：“岂但如此！后来舅兄又同一人说话，小弟暗暗走到此人身后，悄悄把他浩然巾揭起。不意里面藏著一张恶脸，鼠眼鹰鼻，满面横肉。他见了小弟，把扫帚眉一皱，血盆口一张，伸出一条长舌，喷出一股毒气，霎时阴风惨惨，黑雾漫漫，小弟一见，不觉大叫一声：‘吓杀我了！’再向对面一望，谁知舅兄却跪在地下。”多九公道：“唐兄吓得喊叫也罢了，林兄忽然跪下，这却为何？”林之洋道：“俺同这人正在说笑，妹夫猛然揭起浩然巾，识破他的行藏，登时他就露出本相，把好好一张脸变成青面獠牙，伸出一条长舌，犹如一把钢刀，忽隐忽现。俺怕他暗处示人，心中一吓，不因不由腿就软了，望著他磕了几个头，这才逃回。九公！你道这事可怪？”多九公道：“诸如此类，也是世间难免之事，何足为怪！老夫痴长几岁，却经历不少。揆其所以，大约二位语不择人，失于检点，以致如此，幸而知觉尚早，未遭其害。此后择人而语，诸凡留神，可免此患了。
故事看似荒诞不经，却用意颇深。在动物学分类上就无单头双面哺乳类，更遑论人类。然而，以两面暗喻人格，则隐含深意。两面国纯属杜撰，欲借海外奇谈暗喻海内做人，结尾处多九公画龙点睛：“大约二位语不择人，失于检点，以致如此”，为做人的总结。读者试想，是否有老者曾教诲自己“做人检点”和“祸从口出”？
这是一个以唐代背景为假托的三段体象征性寓言，环环相扣，逐级象征。从后往前逆推，有（1）结论、（2）两面国奇遇、（3）妩儿悲剧、（4）清代社会影射四个心理层次。多九公在故事结尾处感言，是对两面国奇遇的总结；两面国奇遇，是徐承志生存逆境的象征，手法属文学“超现实主义”；再往前，徐承志、驸马之间猜忌误害妩儿的故事结构，又影射了当时中国的社会现实（乾嘉年间）。而通篇寓言故事都影射中国社会，不囿于清中叶，作者甚至将唐代牵涉进来，欲表明源远流长，非一时之偶然。徐承志之境遇，在近代中国官场属僚阶层甚为常见，迫害与被迫害为常情之写照。猜忌之下，虚实交融、言行背离、口是心非成为一种结构。明代以来已有端倪，清中叶以后至清末、民国……情势愈演愈烈，已不止于官场属僚，而向全社会蔓延开去。
两面国，无非近代中国情状之写照，其源头尚在面子文化，及其背后是名分体制。一股近代的汹涌力量，使面子文化崩溃分裂为两面国，这股力量就江湖化。明、清、民国三代，儒教文化体制大盘蜕变，名分体制彻底蜕变为面子体制和两面国——口是心非、逢场作戏和弄虚作假……一生混世，须修炼两面三刀功夫，方保人生太平无事。
儒教国家在江湖化后，这是一个无可避免的结局。《镜花缘》之经典，在于影射了中国社会这一悲剧。求解这一悲剧的起因，还在于面子文化的源头。
“人活一张脸”
自周公旦修典章、创礼教三千年来，面子——人格面具化现象渐与中华文化结下不解之缘，至近五百年更加速增长，情势愈演愈烈；及晚清民国登峰造极，趋于鼎盛。
面子不属于儒教主流，是儒教义理经民间社会消化而生成的世俗文化。面子又似乎像矿物质一样，溶解于中国人的血液，成为今日中华文化的锌、铁、钙，并外显为许多中国人爱面子的性格。这是一种非理性的价值观，也是一种略含荒诞成分的伦理情感。如果说世界人民都讲面子，那么毫无疑问，最讲面子的应该是中国人。若论最简洁的证据，便是鲁迅怒其不争的“阿Q精神”。踏破铁鞋走世界，也难寻比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