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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称国人素质差，作者不完全苟同，也不完全反对。但是有一点需要留意，显露坏习惯大多不当着熟人面，即尽量不在熟人面前没面子。作者尝跟踪调查询问，答案还是“不好意思”，或“没有面子”。在熟人面前随地吐痰、墙角溺尿，“顺”人兜里的香烟、打火机、食品、商品……被人知道后很脸红。但是，一旦没有熟人在旁，这一切对某些中国人来说，尤其江湖化的男人来说，又是如此自然而然，俨然旁若无人。
在熟人交往中，面子诉求对个人具有约束力。所以，在民间生活，面子文化变成一种约束，防止行为出轨。面子，在某种程度上属于一种苦行。反过来，作为奖赏，它带给个人满足和荣耀，不管是真实荣耀还是虚拟荣耀。一旦虚拟化，就变成鲁迅式的阿Q。从这种层面说，面子是江湖社会的伦理元素，是可言说、可执行的通俗道德，而不是书本上的抽象道德。
于是，在众多的小事上，面子承担了某种整形作用，对个人一言一行细加督导，从而维护群体自治。
中国地域辽阔，爱面子风气参差不齐，不可一概而论。譬如操闽南语的闽南、粤东至台湾尤爱面子，而操粤语的珠江三角洲甚少爱面子，说话可以直来直去，不怕伤人。面子风气不同，时兴的做人方式也不一样。譬如贪官腐败，以贪多少金额为目标，有何自律，是否越多越好，两地大抵不同。当然，贪官本来没良心，不讲道德，也不顾法律。良心自律机制是不存在的，但是面子自律机制存在——我知道我很黑，但我不能容忍别人说我黑。这是讲面子的贪官的特征。这里说说面子与贪贿目标的内在关系。
腐败现象在不同国度有不同模式。在中国，腐败者绝大多数以关系网和死党为依托，如此一来，作案容易形成“窝案”、“串案”。几个哥儿们集体犯罪，攻守同盟，共进共推。腐败的方式，与江湖团伙斗殴的方式并无不同，肥肉若想一人独吞，在中国难上加难。近十年媒体披露的腐败案件，绝大多数都是集体案件。窝案联手经营的战略，植根于人脉关系，机制是交换人情，我跟你“帮忙”，你给我“感谢”。“权力寻租”多半以“人情来往”兑现，通常数字不菲。如此一来，腐败与人情味混淆不清。
腐败一旦借助于关系网，操作自然与面子有关，受面子因素制约。换句老话说，既然是大家伙一起捞食，拿钱也要漂漂亮亮，脸上有光，不犯规矩，不遭大伙嫉恨。
在金钱面前，讲面子多则约束多，讲面子少则肆无忌惮。所以在行腐败时，面子也是一种自律机制。腐败，腐到什么程度，面子参与做主。此时，面子称为“影响”和“名声”。但凡顾忌“影响”和“名声”，就是顾忌面子。无形中，构成贪欲边际。从这种意义而言，不讲面子的人可以无法无天，它的好处是捞得更多；坏处是倒霉更快，因为不讲面子，没有人缘。讲面子的人不敢越雷池一步，看起来好似吃亏，其实也是一种均衡。要捞一起捞，要倒一起倒。一圈人倒，比一个人倒困难得多。
各地面子民俗多有不同，它很大程度上影响贪官策略以及结局。若面子风气淡，贪官便如狼似虎，经常单独作案无所顾忌，腐败涉案金额巨大惊人，八辈子用不完。
不讲面子铸成单案，讲面子铸成窝案。因为面子与“窝”——关系网和死党，一脉相承。如果借助关系网和死党，案情既不容易败露，数字也难达到如此巨大，彼此关系盘根错节，有许多顾忌因素——家口老小、三姑六舅……此时，面子和人情机制就会发挥作用。
从江湖意义上说，腐败仅是“混世”方式的一种，与打家劫舍、敲诈勒索、做坑蒙拐骗无异，腐败者本人把腐败当作谋生，其最终目的还在于家庭、家族和亲戚朋友等传统价值。由于存在这样一个价值取向，故而腐败者必顾及自己名声和影响，因为它比钱财重要。有此顾忌，便形成一个“面子自律控制腐败规模”的制约，目的是维护家庭亲情的稳定，而非损害家庭，自己远走高飞。也就是说，在腐败与恋家之间存在一种博弈，顾及面子是一种均衡。
这是一种微妙的价值差异，演绎结果始终不同。譬如勒索一项工程，爱面子的腐败者必关注建筑外观，甚至夸张地加以美化，坚决不搞成“豆腐渣”。这是不可动摇的底线。勒索越多，越要美观，欲盖弥彰。就在这种观念背景之下，作为行贿者的建筑商，相应形成一种共识，也就是现在流行的“潜规则”，老板、工头、师傅一应知晓，构成腐败分肥的安全机制。顾忌面子、名声和影响，可保大家不出事。盖一栋大楼，水泥标号可以降几分，钢筋可以抽掉几根，盘圆可以烂到哪一地步，劣质水管如何假冒国标，根据建筑性质和用途都有相应的经验数据，以此达到一个最优策略均衡，保障双方利益最大化。施工一旦越过这些常识，极易生成倒塌事故，不同的当事人都会站出来拒绝，避免后患。
只要有面子制度的无形约束，腐败者贪小便宜顾忌“影响”，犯大案更如履薄冰、小心万分。
讲面子和不讲面子的腐败者，尽管都腐败，但在手段、目的和结果选择上有所不同。一切腐败都是非法敛财手段而已，背后各有目的。目的不同，过程和分寸自然不同。如果混在江湖，混在关系网，立志衣锦还乡、光宗耀祖、子孙满堂、望子成龙，必以面子价值作人生目的。一旦面子作了目的，必然反过来成为约束，成为自律手段。面子能制约利益行为的分寸，促进关系网络的秩序平衡。面子是江湖社会和江湖化社会秩序运行枢纽环节的初级调节机制，它能消解江湖社会和江湖化社会中许许多多的细小矛盾。
传统人际关系并不直接使用严肃道德概念，比如“高尚”、“满足”或“羞耻”一类。现实生活的道德俗语，是“有面子”和“没面子”，及“丢脸”、“汗颜”等其他类似语言。道德“满足感”和“羞耻感”，要翻译成“很有面子”、“丢脸”、“牛×”才易于被人理解。日常语境里，讲道德等于有面子，不道德就是没面子，面子替代了江湖道德的功能。
在面子的功能体系中，仅当面子参与道德运行，才促进了关系社会或其他江湖群体的自治。这种自治不需要暴力，不需要成文法，不需要专职法官和司法程序，只需要共同认定的价值观和行为标准，然后由自己内心和熟人群体进行双重约束。
“假人”、演戏与做假
做假的原因，是大家都习惯演戏；习惯演戏的原因，是面子制度的存在；当世间一切都戴上面具时，真相慢慢变得丧失价值；当真相不能支持人们的生存，人们只能求助于假象；当虚假泛滥成灾，一个民族文化就被颠覆了。
江湖人有一些泛化的面子性格：（1）名实分离；（2）逢场作戏；（3）弄虚作假。此三条往往是江湖人格发展的三部曲。一个江湖人，先学会名实分离——撒谎的技巧；然后逢场作戏——江湖互动的技巧；最后弄虚作假——骗钱、骗色、骗权牟利。以文学作品为例，金庸《鹿鼎记》的韦小宝，便是少年学撒谎，青年学演戏，壮年巧取豪夺，背后遵循一个从名实分离开始，进而练习捣浆糊，终而骗权、骗财、骗色，大获成功。江湖上公认成功的混子，都不免要经历这三级跳。
自从明清社会江湖化伊始，规则化、工具化和功利化的面子制度便深深植入江湖化生活，假、大、空，两面三刀，心口不一，逢场作戏……成为五千年民族进入老龄病的征兆。套话比真话多，“假人”比真人多，“假、大、空”盛行，形式主义泛滥，大家对自身痼疾早已习以为常。面对它，不光外国人看不惯，中国人也知道不光彩，所以，媒体上经常出现要注意国际“影响”言论。“影响”何物？面子是也。
面子制度泛滥的后果，就是让许多国人成了“假人”。曾几何时，百姓做人的幸福感渐渐远逝，不幸感愈益增多，应付亲友熟人的虚伪和欺骗疲惫不堪。何故假人多如牛毛？撇开少数恶意诈骗者不谈，数量巨大的普通人习惯于假、大、空，根源多在面子制度的熏陶孵化，将爱面子价值观扩大化——戏剧程式化、工具化、交易化和功利化。逢场作戏的人们，生活轨道被高度江湖化，大部分时间要应付人情世故，用假话、套话、奉承、两面派来周旋，借此参与社会财富的再分配。这是一套文化机制的结构束缚，即面子制度禁锢。
假、大、空泛滥的背后，是基本生存的需要。许多成功人士的生涯证明，玩假、大、空比老实做人来钱容易，符合做人的经济效益计算。这格局看起来极不合理，然而早已存在一二百年，既然存在的即是合理的，我们便要反思这个悖论何以产生。
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何以投机取巧比老实本分更适于生存？答案只有一个：社会环境被江湖化了。五百年来的制度裂痕，不仅是近代中国转型的动力，也是江湖化的原因。
名实分离
门面、台阶、死扛、城府、两面派、走过场……单字面就可看出，中国人的生活围绕着两个分立的平行面：一个是场面，一个是里面。就像一个汉堡包，上面一层，下面一层，中间夹心是自己。做人的技巧，就在夹心空间中发扬光大。场面的东西可以直接看到；里头的东西超越感觉，藏在话语背后，须自己用心揣摩。这是做中国人，尤其做江湖人最费功夫之处。
关于中国人的双重世界，费孝通称之为“名实分离”。①名即名义，实即事实。名实分离，即名义与事实脱节。
认真分析面子，发现面子与里子的分离是假象，本质非但没有割裂，反因分开拉开距离更相得益彰，互动更有弹性，产生更大的舞台空间和更强烈的戏剧效果。
面子特征性的二元体制——形式和内容分别运作，妙处是藕断丝连，既断开又粘连。面子表面上从里子里独立出来，被空壳化、荒诞化，一旦进入独立空间获得独立的轨道，反过来又促进里子的发展，产生双赢。
譬如西方社会里骂人，最严重大概是You Lie（撒谎）——说一套做一套，在上帝眼皮下不诚实。然而，反观江湖，“撒谎”算不得恶行，反而是夸你，说你会说话、聪明机智。江湖人脸皮厚，撒谎是本事，是江湖智慧的象征——哈哈，这小子还真能说，把白的说成黑的，死的说成活的！此时，无人在乎真假，只在乎是否圆场，是否合乎江湖规矩。规矩比撒谎重要。会糊弄，口才好，可派出去骗人，做新闻发言人，搞公关，做“仙人跳”，设骗局。
不择手段达到目的的传统，在文化上源远流长，可回溯自先秦诸子百家的纵横家，至清末民国登峰造极。混江湖不擅撒谎，必被讥笑为笨蛋。至于名实分离，江湖混混们习以为常，江湖人从不因说辞不一、前后矛盾而羞耻。在面子制度的语境中，面子撒谎不代表实质性的恶意，只代表面上和面下的，要分开来处理。这一切，源自面子制度的压力。
名实分离以治国大事最富代表性，说一套做一套的谋略，与面子做秀有关，能够忽悠人，裹挟正义的名义。
古代战争征伐之前，通常要发布战争檄文，以正义的名义公布战争的理由。敌人一概犯下滔天之罪，我等一概义愤填膺。实质上，观乎人类战争原因，无非环境安全、资源争夺、殖民主义和个人霸业。倘若有人公然声称为一己私利，悍然杀戮异族，属于师出无名，惹起公愤，从技术上说增加战争对立因素。所以，名实分离——将正义的名义从非正义事实中分离出来，演一出“双簧”给不明真相的群众看，倒是一招高手。一裹挟愚民出征，二不授舆论口实，三减少战争成本和抵抗。
譬如陈胜吴广起义，造反名义为秦二世胡亥篡夺太子扶苏帝位，理该匡扶正义加以诛灭。这样的理由，无疑理直气壮。然而司马迁在《史记》中揭短，少年陈胜已有江山野心，并以陈胜语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