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幻觉。
三千年来人口大趋势
以上因素综合下来，明以前各项正反因素相抵，中国人口仅以缓慢速度增加，每千年人口变动不过在千万之间，来回波动。明以前地广人稀，耕地资源尚可谓绰绰有余，不毛之地大量存在。那时，人民生活空间宽松，不比今天这般拥挤无奈。
此时，各省人均拥有耕地资源虽厚薄不匀，但最少都在人均四亩之上，多则达到几十亩。以当时的生产力来说，维持一家数口温饱，应付捐税徭役大抵无虞。各省相较之下，以福建省耕地状况相对最紧迫，境内多为丘陵、坡地和盐滩，易于灌溉的平原良田很少。闽人常道：“八山一水一分田”，耕田仅占土地面积一成。即便如此，根据明初洪武年间人口普查资料，福建人均拥有耕地仍在四亩左右，尚能维持自给自足，略感紧张。轻度紧张的结果，就是零星人群闯台湾，下南洋，走东洋，讨生活。
综观秦汉至明清人口趋势，一方面是人口在儒教价值观激励下自然增长，另一方面是在税赋、医疗以及战乱、灾荒制约下暂时减少。总的来说，人口净值呈螺旋式上升，进三步退两步，人口压力时松时紧，一切尚处于朝廷制度掌控之内，还不至于动摇古典文化制度。但是，控制是相对的，增长是绝对的。不管人口总量如何波动，大势总在增长，长此以往，总有一日它会与有限的耕地资源发生不可协调的严重冲突，人满为患。
以下三个因素，决定了在古代社会制度框架下不可调和的内在矛盾：
第一，在古典文化价值（譬如，多子多福，人丁兴旺）驱动下，中国人口始终增长，古代政府不能控制人口数量，无法实施计划生育。
第二，古代中国儒教文化导致农业技术和生产力发展缓慢，总体水平停滞不前，在传统制度框架内不可能依靠提高发展农业生产力（譬如，“杂交育种”、化肥和机械耕作），来消化人口压力。
第三，全国耕地资源是恒定数，它是有限的。适于农业耕作（即农耕文明）的区域如下：东南以太平洋黄海、东海和南海为界，西北以15英吋降水线为界（基本上与长城沿线吻合），二者之间的区域便是适宜耕作区。向北越过长城即进入游牧文化区，草原气候无法从事耕作。
1500～1800年人地矛盾总爆发
局部人满为患肇始于明朝中叶约1500年前后。当时福建、安徽南部等地人均耕地跌至四亩以下，剩余人口开始外流，离开家族及宗法制度控制。这一趋势，对于古典政治制度的破坏是致命的，它宣告：一部分人已进入制度真空，蒸发了。随着人口继续增多，过剩人口和游民也越来越多，形势愈益紧迫。儒教政治又苟延残喘约三百年，至1800年清乾隆、嘉庆交际，清算终于来临。此时，全国合计人均占有耕地资源已不足四亩底线①。人均四亩的底线属于古代农业生产承载力天限，是古代农业无法逾越的技术极限。低于底线，人民就会大量饿死，政治制度随之失去合法性②。至此，从理论上说，传统社会的经济体系已不能自给自足，建立在农耕经济之上的古典文明秩序已无法维持，结局唯有崩溃。崩溃的过程，从鸦片战争开始，直到国共内战结束。
中国人习惯说帝国主义靠“坚船利炮”的强势使西风东渐，这只是问题的一面。西方列强的侵入加重了中国的苦难，那只是外因。假如没有西方文明到来，儒教政治也会自行坍塌，因为人地危机始终摆在那里，且愈演愈烈。体制外的“太平天国”和泛滥的帮会、教门都是缝隙，西方人的到来不过雪上加霜，火上加油。俗语说：苍蝇不叮无缝的蛋。一个是缝，一个是苍蝇；中国社会内部不出现人地危机和制度缝隙，西方苍蝇便无机可乘。其实，西方列强早就对中国垂涎欲滴，从荷兰、葡萄牙、西班牙至大不列颠英帝国，早已环伺几个世纪，就等鸡蛋出现裂缝。这裂缝，他们并不知道是什么，国人也不知道是什么。今天我们才知道，是儒教文明特有的人地危机。
按照人口增长趋势，19世纪后中国大地业已人满为患，儒教制度根本无法管理，天限已经来临。清代学者汪士铎于1855年在《乙丙日记》中痛苦地记载：
人多之害，山顶已殖黍稷，江中已有洲田，川中已辟老林，苗洞已开深菁，犹不足养，天地之力穷矣。
汪士铎道出了“裂缝”：到处都是庄稼，还不足以人民果腹，饿殍遍野。
正此时，觊觎已久的西方豪强破门闯入，疯狂掠夺，加重了古典儒教制度垮塌过程的惨烈性，就像一群饿狮子扑向一头老羚羊，加重了中国人的死亡和苦难。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和数十亿两黄金白银的赔款掏空了中国社会的财富，极大阻碍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人口过剩的历史细节，在清代洪亮吉《洪亮吉集》中也有记载。
人满为患态势逼近，耕地紧缺，下层民众无法守着宗族村落安居，无奈之下只有远走他乡，寻求生机。结果，定居生活支撑的社会模式——宗族、宗法、纲常、礼俗开始瓦解，儒教制度逐渐被抛弃。
其实，并非到1800年，中国人才开始游离定居生活。早在1500年，福建、安徽等省人口就开始闯荡天下，经商、劳务、做海盗、下南洋……往前说，并非1500年后中国人才懂得做移民。自商周以来，中国就有一些商人，往返长途贩运，他们是中国移民的先驱。商人之外，更多游侠、旅行家、方士、郎中、戏班……往来迁徙，历朝络绎不绝。兵荒马乱时，还有绿林、响马、胡子、匪盗、秘密结社……所有这些人群，都为后来的中国的移民社会模式——也就是“江湖”，做过“贡献”。这个自发的移民模式，逐渐演变为中国的江湖社会。但是，在1500年前，流动人口占社会总人口比例极低，如果不计战乱时期流散人口，正常年份不足一成。这些人在人口规模里比重极小，还不能动摇儒教文化制度，且不时被统治者打压。
1500年后，耕地接近饱和，局部人口过剩导致游民比例开始攀升，至1800年全国人口接近饱和，游民如洪水般散开，逃荒求生，全国蔓延，数量经常占总人口半数以上，严重动摇了儒教政治秩序和意识形态。1800年以后的整个19世纪，儒教制度逐步地走向破产。从此，中国就不可能走回定耕文明的老路，必须考虑用新模式解决迫切的人口增长问题，重组社会组织体系，提高资源配置水平从而提高生产力。至此时，中国古典性已经终结。然而，现代性尚未产生。
江湖应运而生
但是，基于民众移民、自由迁徙而立国，这样一种现代政治概念对于五千年定居文明来说是个难题。中国不是海洋性国家，没有大规模商业贸易传统，人口缺乏流动性，历来移民人口稀少。面对人口四处流散的慌乱局势，当传统儒教定耕制度不再管理国家之时，整个社会的权力系统就被迫交给那些原本被士大夫们鄙视的“不正经人”——游民、商人、掮客、军阀、帮会、盗匪……自然地，规则的话语权也被迫交由他们管理。这一移交，就导致几千年经典制度的颠覆。于是，1800年后，一个全新的时代，一个蜕变的新惯例体系，一个不依赖合法制度的隐形制度——江湖时代降临了。
江湖是一种什么社会？它不是农业宗族社会，当然更不是现代法治社会。这种看上去“不古不今”的社会，是古典与现代之间的过渡产物，是古代社会人口相对过剩后导致制度颠覆的产物。
古典中国的三大特征是：
（1）繁衍宗族（传宗接代）的核心价值观；
（2）宗族组织形态；
（3）礼教制度。
相比较而言，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代表的现代社会三大特征是：
（1）个人主义价值；
（2）团体组织方式；
（3）契约法律制度。
江湖社会与这二者皆不相同，它的社会结构三大元素是：
（1）“混世”和“痞子”价值观；
（2）团伙或者关系网组织；
（3）江湖规矩组成的制度规范。
&主导价值体系&主要组织结构&核心互动规范&制度生成方向&
古典中国&宗族繁育&宗族&礼制&自上而下&
现代国家&个人主义&团体&契约和法律&自下而上&
江湖社会&“混世”& 帮会团伙
私人关系网&投拜、应酬、人情及面子&自下而上
以“江湖”解读中国
江湖是解读前述五个疑难问题的指针。不谈江湖，中国社会就不好理解。通过它，即便不能打开所有疑惑，也能切开一道口子。
何以“社会上的东西，书本里学不到”？
显然，这种矛盾并非全部来自儒教，要看哪些东西书里不敢写，不能写。孔门之学，私塾里可读，生活里也可用，“三纲五常”、“五伦八德”、“长幼有序”、“尊老敬贤”等均系旧时代宪章纲领，言之行之，并行不悖。尽孝有《孝经》，做人有《中庸》，行事有《礼记》，治国有《孟子》，修身有《大学》，儒家重视“言必信，行必果”，知行合一。所以，那些社会上所谓“书本里学不到”的东西，那些光做不说的东西肯定不在儒家。
在哪儿呢？譬如，年轻人踏入社会第一课，书本不让说又必须明白的，究竟是什么？其实答案非常简单：就是要搞好人际关系，打好社会基础，核心是搞定上司、领导、大哥的关系。这样说还不免遮遮掩掩，羞羞答答。再直白点说，就是投到一个实力人物门下，听话、巴结、献殷勤、鞍前马后跑，换得宠信、提携，以便日后出人头地。正规的书本，哪敢这样教人。既然正规书本不敢说，那就变成“社会上的东西，书本里学不到”了。学不到什么？江湖之秘技也。
这说的还只是入门。
随着乳臭小儿在社会上立足，羽翼渐行丰满就要放单飞。这时不仅需要上下拉关系，还需要横向搭关系，建立属于自己的私人关系网。要做人，要在社会立足，就非得学，不学混不开。打下基础后，就要灵活运营私人网络，搞好战略经营，从中渔利，力争混个出人头地、飞黄腾达。这就叫“长袖善舞”。混到这般功夫，可以出师了，按江湖黑话说，可以自立“香堂”了。
这一套哪里来？追踪溯源，巴结领导（上司、老板）的伎俩来自官场收门生和江湖拜码头的原型。二者没有本质差异，都是江湖，一个黑道江湖，一个白道江湖，门道相通。
除了入门课，实用而讲不出口的“学问”还多得很。这里不说旧的，只说新的：
怎样假装“正常”的人情往来，行贿赂之实；
怎样装作讲义气，拉人下水；
女人怎样傍大款，对外假称“干爹”；
怎样弄虚作假而出名，怎样沽名钓誉而行坑蒙拐骗；
怎样招摇撞骗跻身上流社会；
怎样滥施人情，支配别人；
……
被称之“学问”的东西，反映了历经五百年江湖化的民间行为规范，其普及程度高于法律，演变成一种惯例。我们要承认，这是博弈的结果，而不是坏人设计的结果。在特别严重的地方，普通人不学这些技巧，便生存困难。面对这个事实，中国的社会学研究不能说没有盲点。但这不代表老练的社会学家们不懂这些，不说而已，大家心照不宣。
何以“老实人吃亏”和“坏人飞黄腾达”？
金庸笔下《鹿鼎记》里的韦小宝是“坏人飞黄腾达”的样板。用江湖权力话语和社会江湖化来解读，这个问题太好回答了。近代中国，江湖染指社会权力，或多或少，时明时暗。江湖规矩变成社会的实际惯例，导致民间社会广泛江湖化，黑白两道合二为一。社会上有人吹嘘自己本事大，就说自己“黑白两道吃得开”，这里的“黑白两道”绝对是褒义而非贬义。可见，民间社会是黑白两道混合物，即江湖和官方正统的混合物。单靠黑道，或者单靠白道，都不如黑白两道混得好。白道有合法性，但无权威；黑道有权威，但无名义上合法性。所以，做人要混得好，一定要两面逢迎。做老实人，做良民，也就是白道人，黑道欺负你；做坏人，黑道肯定帮衬你。所以，做“坏人”有时反倒飞黄腾达。这就是简化的答案。
清代以前的江湖多属半宗教性的秘密结社，经过晚清至民国百年间酝酿，江湖帮会全面渗进中国社会各阶层——官场、军队、司法、商界等权力领域，以及传媒、演艺、学校、医院等文教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