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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太大了，大到成为中国的累赘。
很快地，这一阶段告一段落，既留下一些线索，也留下巨大疑问。往后的路数更需要想象力，也离形式逻辑越来越远，使用假设越来越多。
回顾下来，这一阶段主要依赖两个逻辑要件：一、大量史料显示上述三个词汇发源于移民群体，尤其是游民社会；二、史家何炳棣所著《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关问题（1368—1953）》中提供的经济史资料，该著论述了明清时期人口增长趋势，与古典政治制度的经济基础的衰退，以及经济供给力破产的详细关联。
明代以来，国家土地开发日臻边际化，而人口规模在文化价值观激励下却不断攀升，二者冲突的交汇点发生两次，一次发生在明中叶偏后时期，人口攀升过亿，然后在明末战乱调节下趋于缓和；另一次发生在清乾隆晚期人口超过三亿，直接导致古典制度崩溃，再也没有缓过气来。整个中国近代史悲剧的序幕，就发生在后一次期间。难道说，中华民族近代百年国耻与人口过剩、文化盛极而衰没有关系？难道仅仅归结于西方帝国主义的凌辱？
何著给我的最大震撼是引述19世纪士子汪士铎（1802…1889）所著《乙丙日记》几句骇人听闻的记载：
人多之害，山顶已殖黍稷，江中已有洲田，川中已辟老林，苗洞已开深菁，犹不足养，天地之力穷矣。
一句话：穷得丁当响了；两句话：人口是土地之“癌”，失控了。
当代人健忘，类似的丑闻奇闻在清晚期不绝于耳。譬如光绪二年“丁丑奇旱”，仅山西一省饿死逾百万，发生人吃人的惨剧。当时消息闭塞，消息传至朝廷已是第二年。
想想真奇怪，五千年文明啊，如何最后竟落得全民素质不如立国二百年的西方新兴国家。几千年岂不白过了？你吃过的盐呢？走过的桥呢？曾经吹过的牛皮呢？都到哪里去了？说穿了，你不过是一个破落户，一根枯藤朽木而已。
事实就是如此，文明并非越悠久越好，就像苹果一样，并非越老越好。一切生命，都有一个黄金时期。文明也吃“青春饭”，就像漂亮的女演员。儿童幼稚，青年靓丽，壮年性感，中年必有更年期，年老必色衰。儒教文明既衰，“丑陋”、“吃人”、“素质低”肯定接踵而至，那还用说吗？一切便顺其自然，挡都挡不住。
汪士铎《乙丙日记》促使我将江湖问题并入人口背景考量，并由此推及对制度转型初始原因的探究。
因此，我更怀疑促使中国社会近代转型的最早原因，并非所谓“西风东渐”，而是中国自身的问题。什么问题？人口危机和经济危机，背后是儒教价值及其生产关系承载体系的矛盾。延绵至今日的文化转型，制度反复更替，不仅起源于西方文明的竞争压力，更早先起源于儒教生产关系承载力的破产。这是内因和外因的差别。儒教向以鼓励人口繁衍为宗旨，又缺乏对人口规模的有效制度性控制，失控的人口规模先搞垮了典章制度；恰逢此时，西方强国——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的帝国主义势力范围不断东扩，在这种国际压力背景下，中国社会的演化分别走向两边——一面向西方学习解决“救亡图存”之道，另一面蜕化成江湖化。在现代化之前，先诉诸江湖化，即儒教游民化和流氓化，这一切都符合晚期儒教社会的自然趋势。江湖化，先下手为强；现代化，在弱势中缓慢集结。现今的教科书，大多只说一边，不说另一边。江湖化与现代化互释，应是我们秉持的基本叙事架构。作者以为，这更符合近代中国历史的事实。毋宁说，江湖化是中国广义的、立体的、辩证的现代化浪潮的一部分。
放眼世界各国，但凡有体制，必有体制外现象如何管理的困扰。假如说，中国仅有体制外运作，那并不足为奇。奇怪的是什么？奇怪的是“体制外的体制”，也就是非官方的体制文化，它像孙猴子一样钻进体制内“大闹天宫”，颠覆了官方体制，暗中主导官方体制运行。
史家称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为“光荣革命”（The Glorious Revolution in England），这里称19世纪以来中国江湖颠覆官场为“不光荣革命”。不光荣，就是做事不磊落，偷偷摸摸。反不如光明磊落者，譬如刘邦、朱元璋之类，尽管原本是流氓，但是当上皇帝后，就彻底按皇帝规矩办事，所谓在其位谋其政。不像“不光荣革命”在其位不谋其政，通俗地说，就是流氓混进政府，当上总统、皇帝，继续耍流氓。自古流氓当皇帝或者总统不足为奇，前有刘邦、朱元璋，后有袁世凯、曹锟；纷攘莫辨之间，还有孙中山、蒋介石黑白两道，乃是史家尽知的事实。没有天地会帮助，便没有同盟会成功；没有青红帮扶持，老蒋也没那么顺利。
说得形而上一点，天底下本无所谓官方或非官方，哪一种体制取得主导权，都可以“官方”一下。“官方”之后，再来检查规矩的合理性，然后逐步调适，最后无非发现合理的官方制度都趋同，都必须迁就当时的大众文化。有什么样的文化，就有什么样的人民；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治；什么样的政治，又影响当时的文化。周而复始，这是一个政治文化生态的元素链。无论太子继位，还是权臣篡位，只要制度执行得下去，结果都一样——迁就背景文化。就像不论大陆台湾，分离50年后，经济起飞的路径大致相同，此纯属国民使然，文化使然。所以台湾岛屿经济饱和后，商人可以跑到大陆继续发展，重复使用岛上的成功商业模式。中国社会近五百年之所以江湖化，不是哪一个人说了算，而是文化趋势如此，或曰儒教文化破产的趋势如此。问题是，扭曲的不在于谁做官方，谁做在野党，而在于将冠冕堂皇的“仁义礼智信”或者“人权共和”这些理想的符号当作官方，偏偏又不信以为真，背地里以非官方的“下三烂”充塞期间，当作心照不宣的潜规则。这就是作者解读的“潜规则”——非正式的腐败规则的起源。
冠冕堂皇图名，非正式规则图利。中国有江湖不奇怪，奇怪的是以下一种二律背反现象：
冠冕堂皇说得，做不得；下三烂做得，说不得。
欲走出这一怪圈，只能靠彻底的现代化改制。
过去十年中，国内反思流氓领袖、法外规则的著作层出不穷，其中较有建树的有吴思的《潜规则》。读《潜规则》后，我感受到作品题材与自己的同源性，他来自早年在农村当生产队长以及后来做农业记者的经历，我来自在小城从业房地产的生涯，都来自草根生活。大家观察的是同一个现象本体，不过没有交流，各自解读不同——一个看到“潜规则”，一个看到“体制外体制”或“江湖”。外延不同，或许内涵并无差异。不过，他走向对专制的批判，我走向对文化制度反思。按照康德或者波普尔说法，预成图式不同，就是原先心底里埋藏的东西不一样，潜意识不一样，所以走向不一样，而且运用的理论工具也不一样。潜规则较多地运用了博弈论及其“纳什均衡”。扪心自问，这是本书薄弱之处。实际上，“混”这一篇，也可以博弈论的权力话语写出，或许那将会更增色一些。
潜规则不可怕，可怕的是正式规则失控，是主规则和正式规则的失控——儒教道统失控或现代宪政失控，造成法外规则的泛滥；而不是法外规则泛滥，造成宪政失控。宪政失控是原因，潜规则泛滥是后果。因果关系倒置，很容易造成对真相的误读。我们不必纠缠潜规则，而应着重审查主规则。江湖、潜规则等法外体制这一系列现象都是镜子，映照出了主规则的松懈和瓦解。而这些现象是社会制度转型期不可避免的症候群。要解决这些问题，最终也只能仰仗正式规则建设完善，而不是消灭潜规则。加紧正式规则建设，方可能让潜规则退出生存空间。一旦正式规则产生缝隙，潜规则自然当仁不让。
任何社会的规则都不会只是一个，肯定是一个序列，一个系统。其中拥有主导权的是正式规则，其他的是非正式规则。背地里诉求腐败的非正式规则，就是潜规则。脱离合法规则运行的规则，是江湖或称“江湖规矩”。合法规则里运行江湖，就是江湖化。合法规则的江湖化，反映了中国文化和社会制度的深远矛盾。
如果我们相信科斯新制度经济学的“交易费用理论”，我们将更加乐观。所有合法的正式规则，都是交易追求费用最小化的规则。毫无疑问，宪政的交易费用是最低的，所以宪政战胜潜规则、战胜腐败是必然的。江湖蕴含着腐败，所以交易费用必然提高，虚增部分恰好是贪赃枉法的收益。尽管眼下猖獗，它的寿命并不长久……
江湖，还有它包容的帮会、死党、关系网、人情、面子、混世等等，从根本上说都是社会现象。
对一种社会现象，可以从不同角度来解读。但是要读透，只能选一个角度。从这种指导思想出发，中间数篇都是尽量本土化的社会学解读。譬如关系，还有关系网，本书将它当作一种特殊的社会组织形态去考量。
关系网是一种由来已久的历史和社会现象，为避免大而无当，本书仅扣紧组织属性来叙说。这既是本书特色，也成为本书局限。关系网是一种有趣的社会组织，可以生成独立的组织原理，而不依赖严谨的团体规章。在与团体构成互补体系，补充现代团体合作效能不足以外，关系网络在其他领域也有潜力可挖，譬如信息互联网Internet，或者营销领域的直销网，以及街坊邻居的互助网、治安网等等，都是网络结构的典型空间。此外，司法实践中的批条子、说人情，也是这种组织价值的素材。
人情。在对人情的叙述模式中，作者交替使用了社会交换论和符号互动论。中国的人情，怎么看都可以，问题是要读懂它的不成文法的要害，就必须回到社会秩序的原点：一是交换、二是互动。假若不以交换论、符号互动论作工具，便很难说透人情，一不留神就流于“人情现形记”式的流水账。运用交换和互动交替分析，不经意就凸显了人情的“不结账”这一特殊属性。“不结账”——不清算或过量偿还，是一种拉拉扯扯的磨蹭性格，这种农业时代的行为特性对于维系关系网具有根本意义。江湖式的人际关系之所以能维持，原理上在于人情中包容的交换和往来因素。可以说，没有人情便不会有关系。关系是硬件，人情是软件。不结账或不结清，维系了所谓“人情味”——即江湖人相互的认同和感情。
面子是一种江湖互动的特殊工具，但是其原理复杂。早先，面子起源于儒教正名制度中的“名分”，仅运作于士大夫文化，至近代后，面子逐渐蜕变为民间交往的通俗文化机制，逐渐具有独立性。值此，江湖将面子吸收入江湖文化，并改头换面，进一步加强工具化，从而变作江湖主流价值观和利益交换媒介，“买面子”和“卖面子”就这样产生了。
“混”这一篇是后来补充进去的。应该说，作者尽管很早就发现“混”的普遍性，在江湖中的特殊地位，但是如何界定它，一直是难题。直到一日从帕森斯《社会行动的结构》受到启发。按照帕森斯结构功能主义的观点，一切社会结构都是服务于功能的，那个功能，很大程度上体现为那个结构人群的价值观。因此，在江湖复杂的社会结构背后必然隐含价值结构。这个价值结构，现在看来必然就是“混”。“混”，是江湖的价值观。无江湖不混，不混不江湖。
接下来，“社会制度的演化”是一种制度史的板块式解说，不仅将江湖与官方制度揉在一块评说——即所谓整合，而且将江湖化与现代化这两个背道而驰的历史过程相互呼应，互作镜子对照评说。而构成这一对照的方法条件，是结构主义。结构主义的思路将一种制度、一种体制抽象为一个板块，在板块的冲撞和更迭中寻找制度变迁的原因。之所以借鉴结构主义思想，在于当初作者发现江湖的基本元素与作为主流的儒教制度元素基本不通，之后分析民国的共和制和新中国的集体主义制度，发现它们的组成元素都不相同。为了发现其中的联系——事实上在中国它们是有渊源的，所以一定要发现共同性，作者提出了三角形体制结构的假设，并应用于江湖、儒教、社会主义和现代法治之间的整合诠释。这一方法的启迪，来自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人类学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