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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场、军队、司法、商界等权力领域，以及传媒、演艺、学校、医院等文教领域，在某些地方甚至获得最高统治权。同时，江湖的价值观、组织模式和习俗规范也被传播至广大公众社会。一时风气转向，公众起而效尤，社会生活被深深打上江湖烙印，白道人也被染上黑色变成“灰”道。譬如，当年上海滩，流氓、阿飞、地痞、混混、白相人、瘪三、拉三等，游荡街巷里弄，恃强凌弱，男盗女娼，欺行霸市。地下体制实际统领上海民间，很大程度上华界和租界都要求助于江湖。于是，大上海数江湖拥有最高权力，这就是“上海滩”的含义。“上海滩”代表一个双重语境，既是洋人冒险家的乐园，也是华人混世的乐园。
有一段历史事实可作注脚。民国的领袖大多都属于洪门天地会或青红帮。蒋介石投帖拜青帮大亨黄金荣，并被保举给孙中山。中山仙逝老蒋掌权，他重用的部将与帮会渊源颇深，许多军机要务借重帮会媒介完成。身为党政最高领导人，他在很大程度上靠结拜结义和裙带嫡系等江湖手段治国，除了培植嫡系军队和特务机关，还与军阀冯玉祥、张学良结拜兄弟组建政治同盟，维持政权稳定。世界上，没有第二个民主共和国元首依靠江湖拜把兄弟和泛家族主义嫡系军队来维持（也许萨达姆的“共和国卫队”可算半个），唯有中华民国建立在帮会势力和私人关系网基础之上，它的法律是一纸空文。它不是真正的法治国家，当然也不是儒教国家。干脆说就是江湖国家。江湖治国当然不是蒋介石的个人嗜好，而是国家现实和社会格局的博弈结果，是一种严格优化的策略集合。反之，理想主义治国方案则是一种劣策略。因为有怎样的国民，就有怎样的政治。一个江湖化的文化，只能产生一个江湖国家。
而今，五个世纪的游民积习早已渗进民间社会，渗进中国人的心灵，在组织习惯和价值观上打下深刻烙印，它根本不与国家法律秩序正面交锋，而是悄悄地、“润物细无声”地发挥作用，形成一种隐形的惯例制度，并且在黑夜里、桌底下、幕布后悄然发挥作用，以五百年的旷世老练僭越法律和政策的防线，你说你的，我做我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我行我素。基于此，一个人要在这种环境中安身立命，不仅要学习法制，更必须适应江湖，迁就它的规矩——人身依附、结党营私、人情买卖、弄虚作假等等。这就是“老实人吃亏，坏人飞黄腾达”的缘由。老实人学不会这一套江湖伎俩，不明就里，所以只好吃亏。许多人一辈子不明就里，一辈子吃亏。
做事不认真，何以成国民性？
这涉及到江湖化社会环境的基本价值，也叫主流人生观。简单说就是一个“混”字。
说“混”字，中国人无人不晓，“混”就是江湖化社会的中心价值。中国人见面问候，不说“你好”，而说“最近混得怎样”。通常答道：“瞎混呗”。
有江湖必有混，有混必有江湖。江湖中人，或者经过江湖化——被江湖驯化的老百姓，出门在外就是讨生活，混口饭吃，不仅白道上讨生活，也要黑白两道讨生活。做什么、怎么做以及做不做得好，不重要；重要的是给口饭吃。过程不重要，结果重要；手段不重要，目的重要。这叫谋生不择手段。如果非要认真做事才有饭吃，那就认真；如果认真了也没有饭吃，那就不认真。江湖是一个非生产型的惯例制度，是一个依附正式制度的寄生体制，概无公平正义可言；江湖没有劳动生产一说，发财靠吃地头，巧取豪夺，坑蒙拐骗，除了害人认真，巴结老大认真，投机钻营认真，其他事情不值得认真。认真与江湖核心价值——混，相抵触。
深究下去，混就是寄生。你拼命干活累得半死没用，我去巴结领导，到头来我捞的肯定比你多，气死你；你做正经生意没用，我做假货比你来钱快，你干瞪眼；贪官污吏则比假货来钱更快，他勒索你，这叫“黑吃黑”，肥水都落他腰包了。最后，捞不到钱走投无路的人，情急之下就结伙抢银行，变成“黑社会性质犯罪团伙”，那比谁来钱都更快，只不过惶惶不可终日，日子不好过。整个社会，就形成这样一个枭雄、喽罗和混混的食物链，一个江湖强权寄生的生态圈：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虾吃水。
既然那么多人混得人模狗样，反而认真干活没有回报，谁还会认真做事呢？所以，许多人干脆不认真做事。这是做事不认真的主要原因，即便不是全部原因，也是首要的原因。穿行于民间，天天看到数不清的街头人群，叼着香烟，跷着二郎腿，终日醉醺醺，目光猥琐，口若悬河，夸夸其谈……从中就能找到答案，他们是江湖混子。混子一多，认真做事的人就少。中国有太多的混子，有些人混得人模狗样，甚至还被人羡慕。
同沐儒教，何以落后日、韩？
如果不参考“江湖”因素，仅归咎儒教的罪过，很难揭示中国在现代化历程上的艰难曲折和跌宕起伏，也难合理解释为什么曾经走过那么多弯路。
早在五百年前，实际上日本人口危机比中国到来更早，也曾萌生过类似江湖的游民萌芽形态——日本浪人，即破产的武士阶层。史料表明，明代滋扰中国沿海的“倭寇”，其中大约三成属于真正“倭人”——日本破产地主和浪人组成的游民，他们裹挟中国游民、破产农民组成海盗团伙，规模通常达数万人。与中国同理，日本之所以在近代蜕变为军国主义侵略性国家，与其制度造成的人口过剩，过剩人口寻求生存出路有关。日本是一个岛国，边界被海洋固定，文化受中华儒教影响，尤其受儒学相对保守的分支——朱子理学熏陶，存在类似的家族主义结构和人口激励机制，一旦人口过剩只得寻求海外殖民扩张，寻求新的土地和矿产资源，直至往文化母国的土地去恣意撒野。
后来，日本最终演变成一个资本主义国家，而没有变成一个制度断层的、混乱无序的江湖国家，关键在18～19世纪日本所处的社会格局，以及后来日本通过商业和资本主义化走过的道路。日本在资本主义前夜的封建幕府时代，就摆脱了中央集权政治羁绊。有学者认为，恰恰是中央集权与封建分权背景这个分水岭，决定了中日两国近代不同的命运。
自秦始皇后，中国不再出现过西周分封制度。封建割据与权力制衡产生的真空，在近代历史土壤上，容易滋生类似西欧的商业交换因素和资本主义中间机制，从而初步整合封建政治与资本主义商业。日本更进一步的发展，是利用商业方式管理政府财政，增强了国力，从而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催生了“明治维新”。“明治维新”不是日本硬性戴上了资本主义帽子，而是日本社会发展现状已然具备与欧洲相近的历史条件，当权者审时度势，因势利导，水到渠成。此后，日本奉行“脱亚入欧”国策，全面效法西方，改封建专制为君主立宪和宪法法治，以出口制造业和外贸经济立国，以军国主义做后盾保障经济，以法制管理国内移民问题，以人口与资源优化配置带来生产力进步，无形中消化曾经过剩的人口，从而避免了中国式江湖化的社会瓦解。
韩国也自称礼教发源国，儒教之教化不亚于中国，不能说所谓“吃人礼教”对韩国现代化毫无影响。但韩国现代化时间的起点比中国迟，现代化却走在中国前面，甚至人民生活依然保有深厚的儒教传统，这让礼仪之邦——中国人汗颜。在一些国际大都市的公共场合，一群韩国人和一群中国人相遇，言谈举止立刻见出国籍。中国人的坐站姿、礼貌敬语、行为自控、精神力都不及韩国人更像儒门之后。这个事实很值得中国人反省：儒家文化非全盘清算不可？五四运动和“文化大革命”，是否在“救亡图存”压力下显得过敏和极端？古老儒教对现代化进程的影响很复杂，未必全属消极，也未必全属积极，也有与制度转型无涉的中性因素，切莫一棍子打死。被妖魔化的“吃人礼教”并非造成中国落后于日韩的主因，反观中日韩三国，唯中国的江湖文化氤氲大盛于日韩，已然成为中国近代文化的特征，从世界文化看中国文学和电影，除了江湖武侠还有什么新意？
江湖与近代中国苦难休戚相关。近代中国危机的根源，到底应该归咎于儒教还是江湖？韩国现代化提供的答案至少说明，儒教即便有负面作用，也并非全盘抗拒现代化。儒教与东亚现代化的关系尚需进一步考量。
但是，没有一种因素否定江湖与近代中国灾难无关。事实上，江湖文化也是阻碍中国现代化的重要原因之一。与其头脑僵化地继续反“封建”，不如态度端正地重新审视江湖。“封建”要反，江湖也要反。有人说，江湖是蜕变的儒教，怎么能说与儒教无关？
是的，江湖是儒教的儿子。然而，案犯是儿子，与老子既有关又无关。
从体制内到体制外的大迁徙
溢出家族的游民，泼出去的水
江湖，就是一些特殊的人，连同他们附着的一种社会模式。这些人脱离儒教定耕定居制度，离开家乡在外漂流，聚众谋生。
从历史上说，江湖先驱崛起于明清时代。那时候，中华帝国的核心制度——儒教因内部产生的人地危机，制度模式渐渐失效，宗族村庄人满为患，人们为谋生而被迫背井离乡，脱离儒教秩序的社会控制，进入一个体制外的自由空间，过着失控的移民生活。这是一段相对漫长的渐变过程，1500年前后是一个明显拐点，标志是近代教门摹本——罗教的诞生。此时，西方法律制度尚未传入，针对移民潮流的现代制度一片空白。旧者垂垂老矣，新者付之阙如。假如中西之间自古频繁交流，结局谅为不同，完全有可能避免制度文化的断层。欧洲现代文明鼓励人口迁徙流动，善于利用迁徙的劳力配置优势，消化大量移民，面对移民迁徙不以为悲，反而当作一种经济资源，优化资源配置，寻求所谓“帕累托优化”和“帕累托改进”，这是工商文明和农业文明的基本差异。
从最基本的层面看，江湖和现代文化都是移民文化，用来管理移民生活的文化制度。江湖是后农业时代的移民文化，现代文明是工商时代的移民文化，在一定程度上二者具有可比性。但是在明清时代的1500～1800年，中国人对欧洲近代制度闻所未闻，或自命清高，或瞧不上夷道，自认“天朝文化”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文明。所以，一旦中国大规模的移民局面来临，制度管理上猝不及防，故而主流制度退去，自发博弈而生的惯例取而代之，江湖规矩应时崛起，这既是一种小发明，也是一种被动的权宜之计。
仔细辨析，江湖并非一种人，而是相似的一个类群。除了脱离家族定居制度以外，其他方面并不完全相同，所以江湖一词享有多义性，从狭义到广义拥有三重含义：
第一，秘密社会。
最狭义的江湖，是早期的道佛异教秘密结社，可追溯至东汉末年“五斗米教”、“太平道”和南朝“大乘教”直至元代“白莲教”，但大规模的秘密社会群体的崛起，主要发生在明中叶至清中叶这300年间，其代表如罗教、黄天教、闻香教、弘阳教、圆顿教、天地会、哥老会……也是今日武侠小说的主要选材对象，与今日江湖精神渊源较深。
第二，黑社会。
19世纪后半叶鸦片战争及太平天国战争诸战乱后，游民人数激增，超过天下半数，饥饿流民涌入秘密帮会，使帮会失去严格的组织控制，膨胀之下蜕变成打家劫舍的黑帮，其代表如江浙青帮和川中哥老会。今人一说起帮会，几乎意同黑社会，其实二者略有不同，产生这一观念与此一时期恶名有关，也仅限于此一语境。这是狭义江湖之外的第二层意思，即黑社会。
第三，私人关系网操纵的小型民间社会。
民国以后，传统制度訇然倒塌，现代政治施展不开，权力文化陷入一片真空，江湖帮会和私人关系组织乘虚而入，掌握本土社会的主导控制权。军阀主导政府，黑道垄断经济，江湖老大成为民众偶像，群起效尤，民众习俗日益江湖化，导致整个中国社会运作逐渐奉行江湖规范，国家逐渐江湖化，黑白道和关系社会成为主流模式。由此，江湖又增添第三重广义，即由帮会（早已公开化的秘密社会）和关系社会，及其人情习俗和江湖规矩控制的大众社会。更准确说法，是社会生活被江湖控制的某些侧面，不是公众的全部，不是现代意义的公共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