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盗墓史记 作者:倪方六-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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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帝王葬制方面的文字记录。
  皇帝死后,何为要让人把自己的尸体弄成这样?王秀玲大胆推断,此乃为“七斗星葬式”,皇帝的葬式密码一下子被破译了。
  原来,从骨架情况看,身体侧卧,双腿微曲如睡眠状,其形极象天上的北斗七星。
  葬式源于天象。
  过去,“北斗七星”被认为是极星,指向正北,位于天空中心。在星宿中属紫薇垣。宋代郑樵《通志》称紫薇、太微、天市为三垣,三垣指的是三个星区。紫薇垣是以北斗星为中心与周围各星组成的星区。
  古人常以星象变化预测人事吉凶,将三垣同人世对应起来,紫薇垣对应的是人间帝王,是帝星所在。所以极星北斗又被认为是天帝居住的地方。明代文人、藏书家郎瑛在其《七修类稿·天文类》一书中称,“天子之居,谓之紫宸”。
  封建帝王也一直认为自己是上天派到人间的主宰,故过去都称皇帝为“真龙天子”,信奉“君权天授”、“天人合一”的思想,视皇位为“天位”,皇帝死了,就是“升天”。所以,依照这样的观念,朱翊钧怪异的葬式之谜就真相大白了。
  帝王葬姿源于风水理论?
  帝王怪异的葬姿,还可能与风水说有关。
  过去风水家认为,北斗七星具有避邪功效,其奥秘在于它的形状恰为一个巨大的聚气的S形。古代研究气场是以不动的恒星为准,具体说要与北斗七星联系在一起,七个星代表七种场。
  风水的核心古代称之为气,气的运动形式,按古代河图数字的表示则为顺时针左旋气场及S形气场。再结合皇帝选陵址,要选能“聚气藏风”的地方,选择标准是山环水抱,因山环水抱必有气。在风水学中,用“曲则有情”来形容水和路的吉祥。山脉的起伏呈S形,河流则更明显,总是弯延曲折。
  《水龙经·论形局》中说:“水见三弯,福寿安闲,屈曲宋朝,荣华富饶。”指的是一条水连续出现三个“S”型,则是好气场。
  皇帝入葬地宫,从隧道门经明楼后进入地宫,其路线也是S形。按照“事死如事生”的观念去分析,皇帝死后,也需要生气。这种S形葬式取其能够“聚气”,有了生气,就有了万物,预示着子孙万代繁延旺盛。
  依此而论,朱翊钧和皇后的怪异葬式源于天象不无道理。
  释迦牟尼“涅槃”影响中国皇帝
  还有一种说法,朱翊钧的怪异葬姿与天象与风水均无关系,而是缘于释迦牟尼“涅槃”的姿式。理由是,朱翊钧生前是虔诚的传教徒。
  这在王秀玲的论文也提到了——
  根据《大乘起信论》中所载释迦“八相成道”中第八““涅架”的姿式,佛祖释迦牟尼80岁时,自知阳寿将尽,便最后从王舍城出发,作一次巡行。在弟子阿难的陪同下,走到离摩罗国首都拘尸那迦(Kusnagara)不远的一个村庄波发(Pava)附近,在村外希尼亚瓦提河西岸的两株莎罗树(Sala)下,头朝北,面向西,右手支头,左手放置身上,双足合并,作侧卧姿式进入涅槃。
  朱翊钧和两位皇后的尸体姿势,极象释迦牟尼“涅槃”的姿式。
  朱翊钧及其皇后,在生前非常信仰佛教,认为信仰佛教有助于“护国佑民”。万历十八年(1590),在赐与万佛寺经书的教谕中指出“联惟佛氏之教,具在经典,用以化导善类,觉悟群迷,于护国佑民,不为无助”。又要求寺内僧众,“尔寺务须庄严持咏,尊奉珍藏,不许诸色人故行亵玩,致有遗失损坏,特赐护持,以垂永久”。
  定陵出土实物也可充分证明朱翊钧是一个十足的佛教徒。
  据考古报告,在帝、后服饰上就有不少佛教内容的纹饰,如经文,孝靖后尸体最上层覆盖的是一床“经被”;上面有朱书经文,字迹已模糊。但中部的“南无阿弥”四字和右下部的“华严”二字均能看出。在朱翊钧的棺内有一件“红八宝纹暗花缎缂丝盘龙佛字方补交领夹龙袍”,其前后胸方补内为正面龙戏珠,龙首顶部缂一金“佛”字。
  孝端后棺内有一件“黄串枝花卉童子攀藤暗花缎绣佛字方补方领女夹衣”,方补内饰“佛”字,佛字下部饰莲花纹;背部在“佛”字上下两侧各绣一凤。所谓“八吉祥”,即指轮、螺、伞、盖、花、罐、鱼、盘长八种图案,八吉祥也称“佛八宝”。最有说服力的是,朱翊钧手中还拿有一串佛珠,由此可以想象他信佛的程度。不仅生前信,而且死后仍念念不忘。专家认为,他怪异的葬式是仿释迦涅槃的姿势。
  无法破译的帝王葬姿密码
  朱翊钧的怪异葬式到底是源于天象,还是源于佛教,目前学术界没有定论。
  根据其陵墓北斗七星状布局,源于天象的说法理由更充分一些。上世纪九十年代,南京中山陵园管理局组织专家,对南京明孝陵进行考古勘测,使用了飞机航拍技术,专家惊讶地发现,大明王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陵区布局竟然是“北斗七星”布局,这事曾引起极大轰动。
  这或许给朱翊钧的怪异葬式,提供了一个佐证。
  有专家大胆推测,认为朱元璋也是这样的葬姿;不只朱元璋、朱翊钧是这样,明朝其他皇帝是这样的“七斗星葬式”。由于没有更的考古发掘,这种推测也仅仅是推测。
  更大的问题是,就算朱姓明朝皇帝是这样的葬姿,秦、汉、唐、宋帝王的葬姿是这样吗?目前此仍是一道无法破译的密码。
  后记(1)
  当提笔写“后记”的时候,我才知道我终于可以放松一下了,因为我现在的感觉就一个字“累”。
  我并不是可以坐在家里写作的专业作家,我没有固定的写作时间,不谦虚地说,我都是将别人喝咖啡、打麻将的时间里拿出来,再将休息时间挤一点,进行写作的。我目前供职于香港一家媒体,我的身份是“记者”。一边要采访报道,另一边要考虑“盗墓”,期间的思维倒换,是颇让我痛苦的。幸好,自己在多年的新闻工作中,积累了大量的这方面原始资料,正式写起来也并不太困难。
  为了写这本小书,我付出了很多的努力。光《二十五史》、《资治通鉴》,这些以前不看的“大书”,我就从头到尾翻了两三遍。至如《搜神记》、《世说新语》、《异苑》、《太平广记》、《南村缀耕录》、《齐东野语》、《金陵琐事》、《子不语》、《白下琐言》等诸多古人笔记,看的遍数就更多了,本来想把参考书列在后面的,但我一看太多了,也没有时间列了。
  每每阅读古人留下的这些文字时,心里就有一种莫名的感动。祖辈学人在写作时,没有我们现在的电脑,没有我们现在的电子书库,凭的就是博闻强记和一支秃笔,那要多付出比我们多多少倍的努力啊。而在感动之余,我觉得自己也应该再努力,给我的后人留下一些东西。
  这本书的“构思”时间已很久了。
  我最早知道盗墓大概在七八岁时,当时俗称“挖坟”,已是大陆“文革”后期。那时我住在乡下,当时农村物质贫乏,连柴草都紧张。有的农户没有柴草时,就去野荡里捡拾废弃的棺材板回家当柴划。燃烧后发出一股怪怪的腐臭味,一闻就知道那家在烧棺材板了。而更有木匠,就地取材,盗一些棺材板回家,做成家具出售。有一次,邻村的一个喻姓木匠用棺材板做成的家具,被同乡人买给闺女做嫁妆,事发后,新娘家人顿觉不吉利,找上门讨说法,把木匠暴打了一顿。最后,木匠赔礼又赔钱,方了事。而从此木匠也不能再干了——他做出来的家具没有人愿买了。
  此后,对盗墓就留心了起来。直到有了更多的阅读,才知道盗墓的久远和古老。
  我并不是学历史和考古的。考大学时,报了南大的历史系,但因为120分的数学卷,仅考了54分,自然是没门了,只要不情愿地读了一所财经学校。但由于对历史的偏好,我对历史的关注和阅读更勤了。一点不夸张地说,虽然是财经专业,但我几年读下来,文史方面的知识并不比历史系学生差,甚至更高、更扎实。
  为什么现在才写?这要说说新浪博客了。
  2006年元月,我应邀到北京参加新浪网的一个活动。当晚活动开始前,博客美女编辑小顾,拉住我不放,说我也是名人,请参加名人博客的写作。我当时只是礼貌性地应了下来并不想真写,我知道顾编辑这话是哄我写博客,我哪是什么名人啊。活动开始后,从来没有得过奖的我,却让新浪副总编辑侯小强先生抽中了二等奖。我这一高兴,就开始写博了,起名为“梧桐树下戏凤凰”(网址blog。sina/laoni)。
  开始时,我写采访中遇到的名人、明星什么的,还有一些文化现象。但我不久即发现不对劲,写“活人”会得罪人。想到我手头有多年积累的文史知识,于是我便开始写“死人”,写帝王陵、写风水、写盗墓。而巧的是,当时盗墓小说热刚兴趣,我的博文受到了新浪编辑的青睐和网友的喜欢,点击量激增,目前已突破了二千一百万。就这样,由开始的断断续续,直到系统地写作盗墓。
  或许有读者会说我是跟风写作,实际上这是误解。
  我至今连一本现代作者写的盗墓小说都没有看过,不少出版机构会把这类小说样书寄给我,让我写上几句评论或作宣传推荐,但我一般也就是翻两页而已,违心地说几句“写得不错”、“值得阅读”一类的捧场的话。
  如果要是跟风,我这本小书在2007的这个时候,就该出版了。不过,我因为错过了盗墓小说的“热点”,却碰上了盗墓文化阅读的高潮,此时出版也正是时候。
  再回签读者常质疑我写作的一句话:不好好研究现实社会,关注盗墓话题有什么意思?
  这里面的意思好大啊。古人讲,“事死者如事生”,反过来亦然;研究死人,就是研究活人。其中的道理我不用多说。比如大家现在喜欢谈的僵尸,为什么古人的尸体可以放置地下两千年而不腐,研究这个就会发现,古人的保鲜技术和手段比现代还高明;再比如,盗墓史上不同时期的盗墓特征,明显存留那个时代的烙印。如汉魏时期,官盗和民盗交织进行,盗墓者多如牛毛,说明这个时期社会很不稳定。而有的盗墓本身,也在客观上给文化的传承带来的进步。如中国史学中一部重要著作《汲冢书》发现,就是公元三世纪魏晋时期盗墓者不准的贡献。
  最后,我还要说两句要感谢的话。
  一句是感谢我的媒体同行。有100多家境内外媒体的记者、编辑给我的新书写来了推荐语和祝贺的话。这些同行有的是我从业多年的新旧同事,有的我并非见过面,是我同事的同事。对于他们的热情鼓励,我受宠若惊,大名我请编辑已列在书后了,这里就不再一一提名致谢。
  再一句,感谢中国工人出版社的庞总主编、姚远主任及葛忠雨、张海元编辑。在一开始,他们就在MSN上对我的写作给予热切的关注。在编校我的书稿子时,他们又花了很多心血,及至最终成书。
  所以说,是中国工人出版社几位编辑的共同努力,才让这本小书得到顺利出版。谢谢啦!
  2007年12月4日
  于南京鼓楼区郁金里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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