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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实际盗墓事件中，盗墓动机往往并不是单纯的，都比较复杂。如楚霸王项羽，其兵在盗秦陵时，便有报复和劫财的双重目的。历史上多次发生的农民起义军干的盗墓事件中，盗墓者也都带有多种情绪。《后汉书·刘盆子传》记载，汉末赤眉军盗墓西汉诸陵时，“发掘诸陵，取其宝货，遂污辱吕后尸。凡贼所发，有玉匣殓者率皆如生，故赤眉得多行淫秽。”把陵中陪葬品取走不去，还要“奸尸”，令人发指。
除了上述四种原因外，因迷信风水而引发的盗墓事件也很多，详见书中相关章节，在此不再赘言。
四、盗墓“冲击波”
盗墓，是一个历史十分久远而古老的行当，直到今天，盗墓依然兴旺，“冲击波”不断。
在中国盗墓史上，伴随着每一个朝代的兴亡，盗墓的行动也会出现起伏。换句话说，中国古代出现过多少朝代更替，就有多少次盗墓高峰。其中以这么几次最为明显，造成的破坏力最大。
第一波在汉魏之间。这一次的盗墓可以说是“官盗”、“民盗”交织在一起进行的。这次盗墓高峰遭受最惨的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古冢和西汉帝王陵寑。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古代的青铜冶炼技术十分成熟，随葬的青铜器多我。时西汉政权一度允许私人制造钱币铜钱，青铜的需要量很大。
那么多原料铜从哪来？民间想到了盗墓，发掘古冢内随葬的青铜器物。如今天留下来的春秋战国时期古冢，几乎没有未被盗过，“十墓九空”，这波盗墓之风应该脱不了干系。
两汉消亡之后的魏晋时期，由于社会动荡，民不聊生，民间盗墓蜂起。期间的盗墓在这一时期的笔记小说里均都有反映。如干宝的《搜神记》，便记述了多起盗墓事件。史书记载的“李娥因盗墓而复生”的故事，在书中也有反映——
汉建安四年二月，武陵充县妇人李娥，年六十岁，病卒，埋于城外，已十四日。娥比舍有蔡仲，闻娥富，谓殡当有金宝，乃盗发冢求金，以斧剖棺。斧数下，娥于棺中言曰：“蔡仲！汝护我头。”仲惊，遽便出走，会为县吏所见，遂收治。依法，当弃市。娥儿闻母活，来迎出，将娥回去。
第二波在唐宋间，以对唐、北宋帝王陵的破坏为最。史学界公认的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兴旺时期在李姓大唐王朝。由于国力的强盛，创造的社会财富空前增多，达到了历史之最。唐帝王“关中十八陵”，东西绵延三百里，便显示出了盛世的背影。在厚葬之风的推动，唐帝王陵的随葬品十分丰厚。这给后来盗墓事件的发生，留下了伏笔。
果然，在大唐王朝尚未“断气”的时候，便有盗墓者盯上了唐陵。《资治通鉴》上有这样的记载，昭宗李晔乾宁二年（公元895年）开始发生“侵犯帝陵”事件；昭宗天复二年（公元902年）简陵遭盗。简陵是李晔父亲懿宗李漼的陵寑，僖宗李儇（李晔第五子）乾符元年，即公元874年2月葬入，仅仅28年，还是其儿子在位时就遭盗掘了，可见当时的盗墓者是何等心切。
随后的“五代十国”，唐陵遭受了毁灭性的全面的盗掘。
唐末节度使温韬，五代时梁国人，把唐陵盗得几乎一个一剩。幸好唐高宗李治与武则天的合葬墓乾陵，因反盗工艺做得好，避过一劫。《资治通鉴》记载，“华原贼帅温韬聚众，唐帝诸陵发之殆遍。”王羲之的书法圣迹《兰亭序》，陪葬唐太宗李世民的昭陵，在温韬盗陵后，就再未在世上出现过。
金人对北宋帝王陵的破坏则是这一时期另一件悲惨事件。
刘豫与金国粘罕的官兵先后盗掘，互相勾结，把宋太祖赵匡胤生前选定的风水宝地毁得不成样子，皇帝的尸骨让拖出陵外“晒尸”。除了皇陵，后陵、妃墓、周围的臣子墓、普通民冢，也都未能逃脱。
第三波当是明清时期，“民冢”被盗掘的情况比较严重。比较著名的盗墓事件发生在明朝万历年间，借着乡民盗发唐奸相李林甫妻墓的由头，宦官陈奉“悉发境内诸墓”，走上盗墓狂人之途。如当时荆州境内的大大小小、有名的没名的坟墓全都让陈奉派人盗掘了。气得当地老百姓要打死他，但让他躲过了。陈奉的恶行最终在万历二十八年十二月，激起武昌民变。
大的盗皇陵事件在这个事情比较少，传说最多的是清乾隆皇帝盗明陵，“偷梁换柱”。在清末“民盗”，竟然是不少文人干的。其以考证历史为由，将所能掘开的名墓都掘开，“看个究竟”。
而在民间，靠盗墓为生者也多。如上文中提到的广州盗墓者焦四，就是这个时期的人。在明文人冯梦龙所撰的“闹樊楼多情周胜仙”（《喻世明言》卷14）故事中，便出现了一个特殊人物朱真，家中有“祖传之物”的盗墓工具，就是靠暗里盗墓谋生。
第四波当从民国年间，一直延续到现在。主力是“官盗”中变种出来的“兵盗”或说“匪盗”。在这一波盗墓风潮中，最著名的人物有：军阀党玉琨，盗掘陕西宝鸡斗鸡台周、秦两代古冢；军阀孙殿英，盗掘清东陵中的慈禧陵、乾隆的裕陵等；土匪王绍义、黄金仲，盗康熙的景陵、同治的惠陵等。
1949年以来，盗墓现象被严厉遏制，与中央政府的严厉打击不无关系。但对一些陵墓也有一些抢救性发掘。其直接原因就是盗墓事情的不断发生，由于不少陵墓已让盗墓者挖开，或是已被盗过，只得进行抢救。
湖北钟祥境内有多座明王陵，这引起了现代盗墓者的注意。明郢靖王陵，从1999年开始，至2005年被抢救性发掘，曾七次被盗墓光顾。有的盗墓者使用军事用炸药“炸墓”，最严重的一次把地宫券顶都炸坏了，最深的盗洞达8米，差点就挖透了。在这种无法继续保留的情况下，有关部门只好批准挖掘。让专家惊喜的是，此墓系被盗未遂，出土了大量珍贵文物。
盗墓现象在“文革”时期出现一个小高潮，各地的农村“向死人要地”，进行农田整改，存在好多的古墓荒冢，全给平掉了。不少坟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被挖掘了。
目前，随着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深入，从城市到农村，都是建设运动，农业现代化、老城区改造，新城池扩延……到处是基建大工地。过去的的荒郊野岭建成了“高档别墅区”，从前的臭水沟变为养鱼塘——古人的长久安眠之地被隆隆的打夯声震裂了。2007年12月1日刚抢救性考古结束的荆州谢家桥1号汉墓，这座已熟睡了两千多年的古墓，就是当地人取土时露出来，然后被文管部门发现的。
这一波的危害不容小视。由于国际文物市场持续走高，文物走私活动猖狂。各地目前不断出现的盗墓“新闻”，应该是这种“需求”的最直观信号，值得关注！
五、期望
坟墓，这类地下财富是一种不可再生资源，盗一座少一座，毁一处坏一处。而古人为了防止盗墓，曾想出了形形色色的反盗墓招术。
如曹操“七十二疑冢”式的潜葬，河南上蔡县郭庄楚墓的“积沙积石”，长沙马王堆汉墓的“伏火”，秦始皇嬴政陵中的“伏弩”，成吉思汗死后的“殉杀活口”……甚至还想出了留下“绝命咒语”的怪招，阻击盗墓者。
但在物欲的驱动下，墓再坚，招再狠，“天下无不发之冢”。在盗墓已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今天，这些凝结古人智慧的反盗墓招术，如同地下的尸骨一样——腐朽了，一钱不值。
人类和盗墓者应该如保护环境一样，去审视、反省自身行为。千万别到了古代文明被毁损差不多的时候，才说——“我们早该保护古墓了”！
盗墓史记第二部分
工具篇盗墓利器与“鬼吹灯”之谜（1）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孔仲尼这句话对盗墓来者说，亦然。
提起盗墓工具，不少读者可能会想起“洛阳铲”。实际上，“洛阳铲”仅是在洛阳、开封、西安一带这些黄土地上使用较多的盗墓工具，而且发明时间较晚，并非通用型盗墓利器。
能够成为盗墓工具的东西实在不少，花样多多。
钁、凿、锹、铲、斧、镐、镦、镞、锥、镰、锄、刀、竹签、竹筐、木杠、粗麻绳……这些人类常用的生产、生活类工具，都可能盗墓者的作案工具。问题是，看你怎么用？如同屠夫宰猪、疱丁解牛，还要看你会不会用。
襄王冢“穿凿三日乃开”
“广川王发冢”的故事被多部言奇作品记述，曾有多座春秋战国时的古墓让刘去给盗掘了，其中有一座是魏襄王的。
“襄王冢，以铁灌其上，穿凿三日乃开。黄气如雾，触人鼻目皆辛苦，不可入。以兵守之，七日乃歇。初至户，无扇钥。石床方四尺，上有石几，左右各三石人立侍，皆武冠带剑。复入一户，石扇有关锁，扣开，见棺柩，黑光照人，刀斫不能入。烧锯截之，乃漆杂兕革为棺，厚数寸，累积十余重，力少不能开，乃止。”
此段记录只有短短的百余字，但透露出来的盗墓信息相当丰富。特别是反盗手段多样，一是，用铁水浇灌墓穴，这种方法为后世的帝王延用，如中国历史上惟一一位女皇帝武则天与唐高宗李治的乾陵，即是用铁水封死通向地宫的入口的；二是，用有毒气体或物质置放墓室，“黄气如雾，触人鼻目皆辛苦”（反盗墓手法，详见本书《反盗篇：机关重重的古代古代陵墓》）。另外，葬制独特，以石人替代人殉；葬具高级，使用犀牛皮包裹棺材。
这些信息之外，更重要的情报是古人盗墓的方法和工具：“穿凿”、“刀斫”、“锯截”。从中可以看出，刘去的手下至少使用了三种工具，铁凿、钢刀和锯子。
刘去这种盗墓并不具备典型性，他所盗墓的地址位于其属地，是光天化日之下的公开行为，所以敢肆无忌惮。实际上，盗墓行为是一种最受社会道德谴责的现象之一，绝大多数情况下要偷偷摸摸的，不可能又凿又砍，还要锯的，不然就是是抢了，非给当地百姓或后人打折腿不可。
到底是谁盗墓发明了“洛阳铲”
用那些专业的盗墓工具，目的是为了加快盗墓速度，提高成功率。再者，在中国的墓葬史上，一度流行“不树不土”秘葬制，加上几百年来风雨侵蚀，自然和人为的改变，不少古墓在地面上的痕迹荡然无存。所以除了刘去那样有明确的盗墓目标外，一般情况下都要盗墓者自己去寻找，去判断坟墓的等级和陪葬品的多寡。
所谓“洛阳铲”的出现，就有这种想法在内。
“洛阳铲”，顾名思义，洛阳一带盗墓者使用的铁铲子。实际上，现代盗墓者（包括考古学家）仍在使用的“洛阳铲”历史并不长，不过百十来年历史。
在洛阳一带流传着这样的一个盗墓故事：当年洛阳城郊马坡村村民李鸭子去赶集，见路边有人用一把筒瓦状的短柄铁铲子在挖洞插棚杆，很好使，一铲子下去就能挖尺把深。让李鸭子没有想到的是，这种铲子拨上来后，还能带出不少下面的土。
这个偶然发现，让李鸭子惊喜不已。李鸭子为什么惊喜？原来其暗里一直在做着盗墓的营生，这种铲子无疑可以给他找墓、盗墓带来更多的便捷。于是李鸭子灵机一动，照葫芦画瓢，回家请附近的铁匠照着样子打开了一把，果然好用，盗墓的效率和成功率大增。这种铲子就此在洛阳一带的盗墓者中使用开了。
但“洛阳铲”到底是不是李鸭子发明的，目前并没有人能直接证明，有可能是以讹传讹。但不论发明者是谁，洛阳铲的贡献还是蛮大的，甚至为官方文物考古工作者使用。
实际上，洛阳铲并非什么秘密武器，主要因为盗墓者在使用，而这一族又是见不得灯亮的“地下工作者”，所以被弄得神乎其神的。实际上就是古代盗墓者常用的长条铣、瓦形铣、连箍铲的变种，或者说是“改进型”。其体窄窄的，纵断面呈半月开状，铲头锋利，树根什么的一触即断。一般常见的铲长三十公分，直径六公分左右。
在大陆“人民公社”时期，这种铲子一直存在是农民常用的挖沟工具，使用范围甚广。大陆六七十年开展农田整治运动时，不少地区还作过推广。如在苏北，当年一般农家都有这种工具，叫小筒锹，开挖窄沟，省劲省时，效率高。但稍有区别的地方是，洛阳铲弧度更大些。笔者小时候生活在苏北乡下，大人干完农活回家后，便会拿着放在一边的小筒锹与小伙伴一起，学着电影《地道战》在菜地里“挖地道”。由于接触面小，虽然小孩子力气小，但用起来一样利索，不费劲。
如今盗墓者又对洛阳铲作了一些改进，特别是在柄子上。以前是木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