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盗墓史记 作者:倪方六-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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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在实际盗墓事件中,盗墓动机往往并不是单纯的,都比较复杂。如楚霸王项羽,其兵在盗秦陵时,便有报复和劫财的双重目的。历史上多次发生的农民起义军干的盗墓事件中,盗墓者也都带有多种情绪。《后汉书·刘盆子传》记载,汉末赤眉军盗墓西汉诸陵时,“发掘诸陵,取其宝货,遂污辱吕后尸。凡贼所发,有玉匣殓者率皆如生,故赤眉得多行淫秽。”把陵中陪葬品取走不去,还要“奸尸”,令人发指。
  除了上述四种原因外,因迷信风水而引发的盗墓事件也很多,详见书中相关章节,在此不再赘言。
  四、盗墓“冲击波”
  盗墓,是一个历史十分久远而古老的行当,直到今天,盗墓依然兴旺,“冲击波”不断。
  在中国盗墓史上,伴随着每一个朝代的兴亡,盗墓的行动也会出现起伏。换句话说,中国古代出现过多少朝代更替,就有多少次盗墓高峰。其中以这么几次最为明显,造成的破坏力最大。
  第一波在汉魏之间。这一次的盗墓可以说是“官盗”、“民盗”交织在一起进行的。这次盗墓高峰遭受最惨的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古冢和西汉帝王陵寑。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古代的青铜冶炼技术十分成熟,随葬的青铜器多我。时西汉政权一度允许私人制造钱币铜钱,青铜的需要量很大。
  那么多原料铜从哪来?民间想到了盗墓,发掘古冢内随葬的青铜器物。如今天留下来的春秋战国时期古冢,几乎没有未被盗过,“十墓九空”,这波盗墓之风应该脱不了干系。
  两汉消亡之后的魏晋时期,由于社会动荡,民不聊生,民间盗墓蜂起。期间的盗墓在这一时期的笔记小说里均都有反映。如干宝的《搜神记》,便记述了多起盗墓事件。史书记载的“李娥因盗墓而复生”的故事,在书中也有反映——
  汉建安四年二月,武陵充县妇人李娥,年六十岁,病卒,埋于城外,已十四日。娥比舍有蔡仲,闻娥富,谓殡当有金宝,乃盗发冢求金,以斧剖棺。斧数下,娥于棺中言曰:“蔡仲!汝护我头。”仲惊,遽便出走,会为县吏所见,遂收治。依法,当弃市。娥儿闻母活,来迎出,将娥回去。
  第二波在唐宋间,以对唐、北宋帝王陵的破坏为最。史学界公认的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兴旺时期在李姓大唐王朝。由于国力的强盛,创造的社会财富空前增多,达到了历史之最。唐帝王“关中十八陵”,东西绵延三百里,便显示出了盛世的背影。在厚葬之风的推动,唐帝王陵的随葬品十分丰厚。这给后来盗墓事件的发生,留下了伏笔。
  果然,在大唐王朝尚未“断气”的时候,便有盗墓者盯上了唐陵。《资治通鉴》上有这样的记载,昭宗李晔乾宁二年(公元895年)开始发生“侵犯帝陵”事件;昭宗天复二年(公元902年)简陵遭盗。简陵是李晔父亲懿宗李漼的陵寑,僖宗李儇(李晔第五子)乾符元年,即公元874年2月葬入,仅仅28年,还是其儿子在位时就遭盗掘了,可见当时的盗墓者是何等心切。
  随后的“五代十国”,唐陵遭受了毁灭性的全面的盗掘。
  唐末节度使温韬,五代时梁国人,把唐陵盗得几乎一个一剩。幸好唐高宗李治与武则天的合葬墓乾陵,因反盗工艺做得好,避过一劫。《资治通鉴》记载,“华原贼帅温韬聚众,唐帝诸陵发之殆遍。”王羲之的书法圣迹《兰亭序》,陪葬唐太宗李世民的昭陵,在温韬盗陵后,就再未在世上出现过。
  金人对北宋帝王陵的破坏则是这一时期另一件悲惨事件。
  刘豫与金国粘罕的官兵先后盗掘,互相勾结,把宋太祖赵匡胤生前选定的风水宝地毁得不成样子,皇帝的尸骨让拖出陵外“晒尸”。除了皇陵,后陵、妃墓、周围的臣子墓、普通民冢,也都未能逃脱。
  第三波当是明清时期,“民冢”被盗掘的情况比较严重。比较著名的盗墓事件发生在明朝万历年间,借着乡民盗发唐奸相李林甫妻墓的由头,宦官陈奉“悉发境内诸墓”,走上盗墓狂人之途。如当时荆州境内的大大小小、有名的没名的坟墓全都让陈奉派人盗掘了。气得当地老百姓要打死他,但让他躲过了。陈奉的恶行最终在万历二十八年十二月,激起武昌民变。
  大的盗皇陵事件在这个事情比较少,传说最多的是清乾隆皇帝盗明陵,“偷梁换柱”。在清末“民盗”,竟然是不少文人干的。其以考证历史为由,将所能掘开的名墓都掘开,“看个究竟”。
  而在民间,靠盗墓为生者也多。如上文中提到的广州盗墓者焦四,就是这个时期的人。在明文人冯梦龙所撰的“闹樊楼多情周胜仙”(《喻世明言》卷14)故事中,便出现了一个特殊人物朱真,家中有“祖传之物”的盗墓工具,就是靠暗里盗墓谋生。
  第四波当从民国年间,一直延续到现在。主力是“官盗”中变种出来的“兵盗”或说“匪盗”。在这一波盗墓风潮中,最著名的人物有:军阀党玉琨,盗掘陕西宝鸡斗鸡台周、秦两代古冢;军阀孙殿英,盗掘清东陵中的慈禧陵、乾隆的裕陵等;土匪王绍义、黄金仲,盗康熙的景陵、同治的惠陵等。
  1949年以来,盗墓现象被严厉遏制,与中央政府的严厉打击不无关系。但对一些陵墓也有一些抢救性发掘。其直接原因就是盗墓事情的不断发生,由于不少陵墓已让盗墓者挖开,或是已被盗过,只得进行抢救。
  湖北钟祥境内有多座明王陵,这引起了现代盗墓者的注意。明郢靖王陵,从1999年开始,至2005年被抢救性发掘,曾七次被盗墓光顾。有的盗墓者使用军事用炸药“炸墓”,最严重的一次把地宫券顶都炸坏了,最深的盗洞达8米,差点就挖透了。在这种无法继续保留的情况下,有关部门只好批准挖掘。让专家惊喜的是,此墓系被盗未遂,出土了大量珍贵文物。
  盗墓现象在“文革”时期出现一个小高潮,各地的农村“向死人要地”,进行农田整改,存在好多的古墓荒冢,全给平掉了。不少坟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被挖掘了。
  目前,随着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深入,从城市到农村,都是建设运动,农业现代化、老城区改造,新城池扩延……到处是基建大工地。过去的的荒郊野岭建成了“高档别墅区”,从前的臭水沟变为养鱼塘——古人的长久安眠之地被隆隆的打夯声震裂了。2007年12月1日刚抢救性考古结束的荆州谢家桥1号汉墓,这座已熟睡了两千多年的古墓,就是当地人取土时露出来,然后被文管部门发现的。
  这一波的危害不容小视。由于国际文物市场持续走高,文物走私活动猖狂。各地目前不断出现的盗墓“新闻”,应该是这种“需求”的最直观信号,值得关注!
  五、期望
  坟墓,这类地下财富是一种不可再生资源,盗一座少一座,毁一处坏一处。而古人为了防止盗墓,曾想出了形形色色的反盗墓招术。
  如曹操“七十二疑冢”式的潜葬,河南上蔡县郭庄楚墓的“积沙积石”,长沙马王堆汉墓的“伏火”,秦始皇嬴政陵中的“伏弩”,成吉思汗死后的“殉杀活口”……甚至还想出了留下“绝命咒语”的怪招,阻击盗墓者。
  但在物欲的驱动下,墓再坚,招再狠,“天下无不发之冢”。在盗墓已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今天,这些凝结古人智慧的反盗墓招术,如同地下的尸骨一样——腐朽了,一钱不值。
  人类和盗墓者应该如保护环境一样,去审视、反省自身行为。千万别到了古代文明被毁损差不多的时候,才说——“我们早该保护古墓了”!
  盗墓史记第二部分
  工具篇盗墓利器与“鬼吹灯”之谜(1)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孔仲尼这句话对盗墓来者说,亦然。
  提起盗墓工具,不少读者可能会想起“洛阳铲”。实际上,“洛阳铲”仅是在洛阳、开封、西安一带这些黄土地上使用较多的盗墓工具,而且发明时间较晚,并非通用型盗墓利器。
  能够成为盗墓工具的东西实在不少,花样多多。
  钁、凿、锹、铲、斧、镐、镦、镞、锥、镰、锄、刀、竹签、竹筐、木杠、粗麻绳……这些人类常用的生产、生活类工具,都可能盗墓者的作案工具。问题是,看你怎么用?如同屠夫宰猪、疱丁解牛,还要看你会不会用。
  襄王冢“穿凿三日乃开”
  “广川王发冢”的故事被多部言奇作品记述,曾有多座春秋战国时的古墓让刘去给盗掘了,其中有一座是魏襄王的。
  “襄王冢,以铁灌其上,穿凿三日乃开。黄气如雾,触人鼻目皆辛苦,不可入。以兵守之,七日乃歇。初至户,无扇钥。石床方四尺,上有石几,左右各三石人立侍,皆武冠带剑。复入一户,石扇有关锁,扣开,见棺柩,黑光照人,刀斫不能入。烧锯截之,乃漆杂兕革为棺,厚数寸,累积十余重,力少不能开,乃止。”
  此段记录只有短短的百余字,但透露出来的盗墓信息相当丰富。特别是反盗手段多样,一是,用铁水浇灌墓穴,这种方法为后世的帝王延用,如中国历史上惟一一位女皇帝武则天与唐高宗李治的乾陵,即是用铁水封死通向地宫的入口的;二是,用有毒气体或物质置放墓室,“黄气如雾,触人鼻目皆辛苦”(反盗墓手法,详见本书《反盗篇:机关重重的古代古代陵墓》)。另外,葬制独特,以石人替代人殉;葬具高级,使用犀牛皮包裹棺材。
  这些信息之外,更重要的情报是古人盗墓的方法和工具:“穿凿”、“刀斫”、“锯截”。从中可以看出,刘去的手下至少使用了三种工具,铁凿、钢刀和锯子。
  刘去这种盗墓并不具备典型性,他所盗墓的地址位于其属地,是光天化日之下的公开行为,所以敢肆无忌惮。实际上,盗墓行为是一种最受社会道德谴责的现象之一,绝大多数情况下要偷偷摸摸的,不可能又凿又砍,还要锯的,不然就是是抢了,非给当地百姓或后人打折腿不可。
  到底是谁盗墓发明了“洛阳铲”
  用那些专业的盗墓工具,目的是为了加快盗墓速度,提高成功率。再者,在中国的墓葬史上,一度流行“不树不土”秘葬制,加上几百年来风雨侵蚀,自然和人为的改变,不少古墓在地面上的痕迹荡然无存。所以除了刘去那样有明确的盗墓目标外,一般情况下都要盗墓者自己去寻找,去判断坟墓的等级和陪葬品的多寡。
  所谓“洛阳铲”的出现,就有这种想法在内。
  “洛阳铲”,顾名思义,洛阳一带盗墓者使用的铁铲子。实际上,现代盗墓者(包括考古学家)仍在使用的“洛阳铲”历史并不长,不过百十来年历史。
  在洛阳一带流传着这样的一个盗墓故事:当年洛阳城郊马坡村村民李鸭子去赶集,见路边有人用一把筒瓦状的短柄铁铲子在挖洞插棚杆,很好使,一铲子下去就能挖尺把深。让李鸭子没有想到的是,这种铲子拨上来后,还能带出不少下面的土。
  这个偶然发现,让李鸭子惊喜不已。李鸭子为什么惊喜?原来其暗里一直在做着盗墓的营生,这种铲子无疑可以给他找墓、盗墓带来更多的便捷。于是李鸭子灵机一动,照葫芦画瓢,回家请附近的铁匠照着样子打开了一把,果然好用,盗墓的效率和成功率大增。这种铲子就此在洛阳一带的盗墓者中使用开了。
  但“洛阳铲”到底是不是李鸭子发明的,目前并没有人能直接证明,有可能是以讹传讹。但不论发明者是谁,洛阳铲的贡献还是蛮大的,甚至为官方文物考古工作者使用。
  实际上,洛阳铲并非什么秘密武器,主要因为盗墓者在使用,而这一族又是见不得灯亮的“地下工作者”,所以被弄得神乎其神的。实际上就是古代盗墓者常用的长条铣、瓦形铣、连箍铲的变种,或者说是“改进型”。其体窄窄的,纵断面呈半月开状,铲头锋利,树根什么的一触即断。一般常见的铲长三十公分,直径六公分左右。
  在大陆“人民公社”时期,这种铲子一直存在是农民常用的挖沟工具,使用范围甚广。大陆六七十年开展农田整治运动时,不少地区还作过推广。如在苏北,当年一般农家都有这种工具,叫小筒锹,开挖窄沟,省劲省时,效率高。但稍有区别的地方是,洛阳铲弧度更大些。笔者小时候生活在苏北乡下,大人干完农活回家后,便会拿着放在一边的小筒锹与小伙伴一起,学着电影《地道战》在菜地里“挖地道”。由于接触面小,虽然小孩子力气小,但用起来一样利索,不费劲。
  如今盗墓者又对洛阳铲作了一些改进,特别是在柄子上。以前是木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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