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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里出发，米德阐释了前喻文化的基本特点，即尽管有可能发生这样或那样的微弱变化，但人们的生活道路是无以改变的。这种无以改变的文化之传递则依赖与生物学有关的世代接替。远古洪荒之际，人的寿命都十分短暂（2000多年前的古罗马人平均寿命也只有27岁），当时不要说曾祖父母一辈的人活在世上十分罕见，事实上祖父母一辈的人也不多见。但是，由于古往今来变化甚微，这人数极少的长者对他们生活于其中的文化了解最深，他们的经历本身就是一种文化。因此，他们是整个社会公认的行为楷模，当然更是年轻一代的行为楷模。由此，虽然同时生活在世的祖孙三代构成了前喻文化的基础，但是最受尊敬的却是年龄最大的祖辈，公认的生活方式体现在他们的音容笑貌和举手投足之中。在这种以前喻方式为特征的文化传递过程中，老一代传喻给年轻一代的不仅是基本的生存技能，还包括他们对生活的理解、公认的生活方式以及简拙的是非观念。为了维系整个文化的绵延不断，每一代长者都会把将自己的生活原封不动地传喻给下一代看成是自己最神圣的职责。如此，年轻一代的全部社会化都是在老一代的严格控制下进行的，并且完全沿袭着长辈的生活道路，他们当然也就“只能是长辈的肉体和精神的延续，只能是他们赖以生息的土地和传统的产儿”。
在这样的文化中，尊敬老人自然成了一种最为基本的美德。与此相连，就构成了前喻文化能够得以保持的两个基本条件：缺乏疑问和缺乏自我意识。祖孙三代都把他们生活于其中的文化视为理所当然的。孩子们在成长的过程中就能够毫无疑问地接受父辈和祖辈视之为毫无疑问的一切。一这种文化的传递方式从根本上来说排除了变革的可能，当然也就排除了年轻一代对老一代的生活予以反叛的可能，排除了代沟产生的可能。“在无知的山谷里，古老的东西总是受到尊敬。谁否认祖先的智慧，谁就会受到正人君子的冷落”（房龙《宽容》，2页）房龙的话恰如其分地道出了前喻文化的本质。
并喻文化，从根本上来说是一种过渡性质的文化，它肇始于前喻文化的崩溃之际。米德例举了战争失败、移民运动、科学发展等导致前喻文化崩溃、并喻文化诞生的诸多历史原因。所有这些原因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先前文化的中断使年轻一代丧失了现成的行为楷模。既然前辈无法再向他们提供符合时代要求的全新的生活模式，他们只能根据自己切身的经历创造之，只能以在新的环境中捷足先登的同伴为自己仿效的楷模，这就产生了文化传递的并喻方式。
在并喻文化的形成过程中，酿就了最初的代际冲突。对于年轻代来说，在新的环境中，他们所经历的一切不完全同于、甚至完全不同于他们的父辈、祖辈和其他年长者：而对于老一代来说，他们抚育后代的方式已经无法适应孩子们在新世界中的成长需要。米德借移民家庭中的情况，充分证实了这种由于老一代不再能够继续引导青年前行而产生的代表新与旧两种生活方式的两代人之间矛盾与冲突的必然性。移民家庭中的父母若想使子女能够尽快适应迁居国的文化，最为基本的途径就是接受迁居国的教育。由于孩子们能够较快地掌握迁居国的语言，往往可以反过来向父母介绍当地文化，迫使父母去接受子女们所作的有关什么是标准行为的解释。但是，和年轻一代对新的行为方式的接受有一点不同，年老的一代首先必须面临先前的行为方式的丧失。这种丧失是痛苦的，因为这意味着对先前生活的否定，简言之，意味着对自身的否定。这就使老一代不能不和年轻一代产生龃龉抵触。
通过对前喻文化和并喻文化的描述，米德堂皇地转入了对后喻文化的剖析。后喻文化是米德创设其代沟思想的一个最大重要的构件，因而也是全书的重彩之章。
后喻文化，即人们所称的“青年文化”，这是一种和前喻文化相反的文化传递过程，即由年轻一代将知识文化传递给他们生活在世的前辈的过程。如果说在前喻文化（即传统社会）中，社会化的对象是社会中尚未成年的个人，那么，借用社会学的术语，后喻文化则是一种不折不扣的“反向社会化”。“在这一文化中，代表着未来的是晚辈，而不再是他们的父辈和祖辈。”
米德的后喻文化理论完全奠基于二次大战以来迅猛的社会变迁之上。如果说二次大战以后世界确实跨入了一个新的时代（所谓“信息时代”或“核时代”），那么米德是最早敏悟新的时代已经到来的少数几个天才人物之一。1945年，当《时刻准备着》这本为了动员美国公民投身反法西斯战争而写成的有关美国人性格的小册子脱手之际，传来了美国在厂岛和长崎投放原子弹的消息，米德在愤怒之中撕碎了手稿：“每一句话都已经过时了，现代化战争已经把我们带入了一个全新的历史时代。”在当时做出这样的结论，充分体现了她的远见卓识。
二次大战以后，科技革命的蓬勃发展使整个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革。以电子计算机为核心的电子技术、生物技术、激光和光导纤维为主的光通讯技术、海洋工程、空间开发，以及新材料和新能源的利用，都使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在几十年中发生了翻天覆地、无以逆转的变化。未来再也不是今天的简单延续，而是今天的发展之果。
在这全新的历史时代面前，年长者的经验不可避免地丧失了传喻的价值。人类已经将自己所熟知的世界抛在身后，开始生活在一个完全陌生的新时代中。这一情形和当年那些开拓新大陆的移民们的经历颇有几分相似之处。所不同的只是，如果说那些新大陆的开拓者经历的是空间上的迁徙，那么，所有二次大战之前成长起来的一代人所经历的则是时间上的迁徙。如果说开拓新大陆的移民只占世界总人口的极少的一部分，那么，今天由于时代巨变而经历时间上迁徙的则是整整一代人。鉴于此，米德在《文化与承诺》中三番五次地写道：“二次大战以前出生和长大的每一个人都是时间上的移民，正如他们的祖先曾是空间上的移民一样。”这种和美洲移民相类似的经历，决定了在当代世界之中，长辈“就象开拓新大陆的先驱们一样）缺乏应付新的生活环境所必需的一切知识”。事实上，由于当代世界与二次大战前的世界之间的差别要比当时美洲与欧洲的差别大得多，因此，同那些新大陆的开拓者相比，长辈所面临的新生活的挑战要严峻得多。
但是，这新生活的挑战却激发了年轻一代前所未有的活力。如果说“过去存在若干长者，凭着在特定的文化系统中日积月累的经验而比青年们知道得多。但今天却不再如此”。古往今来，没有任何一代能象今天的年轻一代经历这林林总总的变化，同样也没有任何一代能象他们这样“了解、经历和吸收在他们眼前发生的如此迅猛的社会变革”。“牛顿花了一生才发明的物理定律，现在的大学生一星期就学会了。”（费孝通《美国与美国人》，85页）40年前，年轻的费孝通读了米德的《美国人的性格》（即《时刻准备着》）所发下的宏论，在这里算是一个十分妥贴的注脚。
在时代发展的剧变面前，老一代不敢舍旧和新一代唯恐失新的矛盾，不可避免地酿就了两代人的对立与冲突。而由于跨越时代的飞跃并不象移民运动那样发生在部分地区，因此，现在的代际冲突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它是跨国界的，全球性的。米德之所以苦心孤诣地强调这点，目的只有一个，即说明当代社会中所出现的代际冲突完全不同于并喻文化中曾初露端倪的局部性的代际冲突。正是立足于此，米德才敢于向整个20世纪宣称：“现代世界的特征，就是接受代际之间的冲突，接受由于不断的技术化，每一代的生活经历都将与他们的上一代有所不同的信念”。
如果说米德对于世界范围内代沟产生的必然性给予了颇具说服力的阐释，那么，对于如何解决两代人之间的对立与冲突，她所给予的解答也更为深刻。以往，人们往往把代沟产生的原因仅仅归咎于年轻一代的“反叛”上，而米德却进一步把这种反叛归咎于老一代在新时代的落伍之上。以往，尽管也有人强调两代人之间应该进行交流，但他们往往把建立这种交流当成恢复老一代对新一代教化的手段；而米德却申明：“真正的交流应该是一种对话。”值得注意的是，参与对话的双方其地位虽然是平等的，但他们对未来所具有的意义却完全不同。当代世界独特的文化传递方式（即后喻方式），决定了在这场对话中，虚心接受教益的应该是年长的一代。这种经历或许是惨痛的，但却是无法回避的现实。你若不想落伍于时代，就只能努力向年轻人学习，因为今天正是他们代表着未来。“只有通过年轻一代的直接参与，利用他们广博而新颖的知识，我们才能够建立一个富于生命力的未来。”这就是米德对解决代沟问题所给于的中肯回答。
《文化与承诺》的出版，注定了要在为米德赢得巨大赞誊的同时，为她带来激烈的反对与抨击。但是，米德毕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前行者，她能够审时度势，清醒地认识到年轻一代主新时代中的历史作用，并为年轻一代热情地讴歌，这使她赢得了青年，当然也就赢得了未来。
1978年，玛格丽特·米德在对《文化与承诺》进行了修改以看溘然长逝。悼念她的人捧着鲜花和她的自传《黑莓的冬天》向她致敬。在这些崇敬和了解她的人们心中，她的一生就象冬日里的黑莓一样，越是冰雪严寒，越是硕果累累。
在我们今天的社会里，不可避免地亦存在着“代沟”问题，译介此书的目的即为研究和解决这一问题提供参考。但是，我们应当认识到，作者在书中所探讨的问题的社会文化背景与我们今天的现实存在着显而易见的差别。因此，对书中所阐述的理论，我们应以科学的态度予以合理地、批判性地吸收和扬弃。
本书翻译一定还有不当之处，请广大读者不吝赐教。
译者
1986年9月于南开大学
《文化与承诺》
玛格丽特·米德著
序言
20年前，在我们忙于召集“白宫儿童会议”的时候，使年轻一代和那些关注着他们成长的老一辈们困惑不安的中心议题是“自认”（identitg，又可译成“身份”、“同一性”）。当时，二次大战刚刚拽下沉重的帷幕，整个世界动荡不居，变化空前。虽然并非整个世界都已遭受到这一民族性的灾难，虽然人类探索宇宙的时代尚未到来，每个正在成长着的年轻人还是无法在有关我们文化的相互冲突的观点之中，在那已经能够通过电视文化掣肘我们的世界之中，找到自己确切的位置。
今天，新的中心议题是承诺：理想主义的年轻一代能够为怎样的过去、现在或未来奉献自己的一生？从这个角度来看，对于史前时代的原始人来说，承诺似乎是毫无意义的问题。原始部落中的每一个成员，都隶属于一个特定的宗族，并以一个独特的（很普遍的）名称把自己同他人区别开来。他可能失败；可能被自己的群体所驱逐，在极端的环境下也可能选择逃遁之路，他可能失去自己的领土，成为另一块土地上他人的奴隶；在世界的某个无人知晓的角落中，他也可能屈服于个人的绝望和苦恼而自绝于世。但是，他不可能改变自己的承诺，他就是他自己——受缚于习惯之茧，生于斯、长于斯、与之密切相联；直到他的整个人生萌发出某种离异之欲。
当种种迥然不同、竟相抗争的生活方式为各种新的宗教和政治意识形态所赞许时，对承诺加以选择的念头便开始躁动于人类历史的母腹之中。伴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人们再也不囿于在部落之间进行微不足道的比较，承诺成为纯粹的思想体系间的抉择。在中东地区的宗教观念中，倘若将一种思想体系奉若神明，那么所有异者一概被视为荒谬绝伦：与此相反，亚洲宗教的措辞既温和又深刻：那些被废黜的思想体系毕竟“独辟蹊径”。正是在这种时刻，“我将为哪种思想奉献自己的一生”便成为那些富有思想的人们不可回避的问题。只有当信仰、社会和文化被人们以孤立、封闭的形式强加禁锢时，这类问题才有可能暂时消失。比如，在赫特拉尔斯那样的神秘的宗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