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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随着风气的开化，越来越多的青年男女，大胆地走上自择配偶的道路。一对从不相识的青年男女，只因在东京的一个茶坊逢面，四目相视，俱各有情，那女孩心里暗暗喜欢那男子，便以买糖水为由说道：“我是不曾嫁的女孩儿。”那男孩儿也有爱慕女孩之意，也以买糖水回应：“我不曾娶浑家……”
话本作者借一盏甜蜜蜜的糖水，传递出男女双方一见钟情、互相求爱若渴的心意，真可谓匠心独运，而且背景是选在人烟繁阜、拥挤不堪的市井中间，也是那么勇敢，那么热烈，这在宋代以前的城市婚俗中是根本不可能出现的，在宋代以后的城市婚俗中也从未见过，甚至要远胜现代青年的求爱方式，它不愧是中国古代城市中一支石破天惊的青春爱情之歌！
还据《南烬纪闻》等宋代笔记佐证：尤其是在节日当中，男女青年毫无顾忌，南宋某地的男女“合婚”，都是自己去选择，往往是“男自负女而归，不烦父母媒妁引也”。
可是，一点稚嫩的婚俗胚芽，它只能像初绽的蓓蕾，在茂盛的封建思想园圃中，很难长成为枝繁叶茂、郁郁葱葱的婚姻之树。尽管在沧州小市镇上也有招男子入门“做女婿”的“入赘婚”，还有令人感到意外的弟弟因姊姊而娶到妻子，妹妹因哥哥而得到夫婿的自由恋爱婚，寡妇的再婚等各式与传统不一的婚姻……
但，从根本上，婚俗园圃的格局是不容改动的。就像北宋皇室宗女很多，一开始为之议婚不限门第，有钱的人家为了将来求得一官，以庇门户，便贿赂宗室求婚。这样，连络互引，东京有名的富族“大桶张家”，最多的时候竟和皇帝的三十多个近亲攀上亲家。
然而，元祐年间，娶宗女而官至左班殿直的广州藩坊刘姓人死了，他们娶的宗女膝下无子，所以刘家就要争分财产，一直闹到朝廷。这时，朝廷方才醒悟，自此下令：“宗女嫁夷部，因禁止三代。须一代有官，乃得取宗女。”
是的，婚俗的园圃虽有新风吹来，可只不过是偶尔的，微微的，是为点缀升平而出现的一朵朵悦目但没有长久生命的纸花。作为封建文化的婚俗，必然由制造它的社会给予制约，而且从不留情面，极其冷酷。东京枣槊巷里的官人皇甫松，因中了一位和尚使用的奸计，就可以扭住自己“花枝也似的浑家”，到开封府便把她“休了”。
第八部分 婚育之俗
第2节 生育
洪迈《夷坚志》曾记述：婺源严田农民江四，生活很富裕，行迹却无赖，妻子初产是个女孩，江四便将其投入水盆，逾时尚活，江痛掐其女两耳，皆落，如刀割似的，遂死。第二年，江妻又生一两耳缺断女，像上次被掐痕迹。里巷居民认为这是报应，都说若再溺杀，必有殃祸，劝江四存育，江四这才将这个女孩留下来。
这种溺女现象不止安徽一地，福建农村生男至第四子，再多就不养了；女子则不至第三，若再多，临产时用器贮水，生下来即溺死。北宋朝廷针对这种现象立下了禁赏，可是愚昧的乡民却习以为常，邻保亲族皆与隐瞒……
好像是为了回应这种野蛮、落后的农村生子不育溺杀的风俗似的，宋代政府在各主要城市里建立起了“慈幼局”。海内外史学家们对宋代生子不育溺杀的风俗曾作过不少的研究，未知是否对出现在宋代城市中的幼儿慈善机构作过深入的探讨？
慈幼局的宗旨是：如果贫穷市民无力养育子女，许其抱至局，写上出生年月日，局里设有专职的乳娘抚育。他人家若无子女，可到局来领养。每年灾荒发生，贫穷市民的子女多抱入慈幼局，故道上无抛弃子女。这种幼儿慈善机构，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家，宋代灭亡之后，元明两代均未再建，只是到了清代才重新设置起慈幼机构，其间中断有三四百年之久，这恰恰证明了在宋代城市中对儿童生育的重视。这种重视不光是在儿童的慈善方面，而且在儿童生育的所有方面，已形成了一整套相当严细的规矩——
每当孕妇怀孕月份快满之时，她的父母亲、舅舅、姑姑，用银盆或彩画盆，盛着一束粟秆，用绵绣巾或生色帕袱盖着，上面放着花朵，并用有五男二女花样的草帖子送去，以示吉祥庆贺。还用盆、盒装馒头、彩画鸭蛋120个、生枣并送，这叫“分痛”，以示娘家亲属对产妇分娩痛疼分承之意。又做成卧鹿、眠羊动物模样的果子，小孩的彩衣，当成“催生礼”，表明欢迎婴儿早日平安降生的美好愿望。又有“催生符”，想是必挂或必烧。“催生歌”确有助于孕妇——
一乌梅三巴豆七胡椒，细研烂捣取成膏。酒醋调和脐下贴，便令子母见分胞。
为了使孕妇的生产顺利，宋代医学家还从专业角度规定了孕妇生产时的必备用品。在陈自明的《妇人大全良方》中基本分为两类。一类是药：
保气散佛手散枳壳散榆白皮散
黑圣散大圣散神寝元花药石散
保生元催生丹黑龙丹雌雄石燕
理中元生地黄羌活葵子
黄莲竹茹乌梅甘草
海马陈皮姜钱黑豆
一类是物：
催生符马衔铁煎药炉滤药帛
醋炭盆铫子软硬炭煮粥沙瓶
干蓐草汤瓶干柴茅小石一二十颗
暖水釜灯笼灯心火把
油烛发烛缴巾软厚
洗儿肥皂头发断脐线及剪刀
还有一类是为孕妇准备用的而不是吃的食品：枣子、白蜜、无灰酒、好醋、白米。另备童子小便，纯属荒诞，但也堂而皇之写入《妇人大全良方》，显然是当时盛行宋代城市中的一种迷信陋习。
如果以这些物品与城市高层即皇家孕妇物品相比，则差距立见。《妇人大全良方》中孕妇所备之物主要是为一般市民之家，皇家孕妇所备“分痛”、“催生”物品，种类和市民之家相差无几，可量大、齐全，尽显富贵。如同是小石子，市民为一二十颗，皇家为50颗；同是食物，皇家一次备十盒“吃食”，包括一口蒸羊、八节生羊剪花、羊六色子、枣大包子、枣浮图儿、豌豆枣塔儿、炊饼、糕、糖饼、髓饼。至于果子，要饰以金银，达500个，影金贴罗散花儿则为2500朵，金银罗缎则备200匹罗，4674匹绢，24两8钱7分4厘金，4440两银，三贯足银钱。袋要装画，铁要涂漆，剃头的刀要檀香匣盛……
虽然物品上可以折射出“平常风光”和“富贵气象”，但在实际习俗当中，应该说差距并不大，因为不管何方神圣都要一律遵从大自然的规律，像妇女生下小孩，市民、皇家都是要在三天之后给小孩落脐带炙囟脑门儿。
其书对初生婴儿这样说道：“须先洗浴，以荡涤污秽，然后乃可断脐。”婴儿洗浴，其步骤首先是：须将预先煎好用瓶存贮的煎药暖好倒入水中，或用猪胆汁汤洗儿，使之不患疮癣，保持皮肤滑泽。或用金虎骨丹砂煎汤，以辟邪去惊。或用二两白芷、三两苦参挫碎煎汤，以去诸风。或用蒴、葱白、胡麻叶、白芷、藁本、蛇床子煎汤，以退热。或用苦参、黄连、猪胆、白芨杉叶、柏叶、枫叶煎汤，以去风。或用大麻、茯苓、陵香、丁香、桑葚、藁本煎汤，以治诸疮……
洗浴对初生婴儿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故从唐代始，名画家周昉就专画《麟趾图》，细致入微地描绘了宫中一盆洗三儿的景象。宋代也有类似的洗儿图，不过是在芳茵上、芭蕉下、栏槛前、大盆中洗一小儿的。明代画家仇英则精心临摹了这幅洗儿图，几可乱真。于此得知洗儿传统悠久，为世人所崇奉，在宋代城市中尤为市民所看重。
每逢洗儿，好友亲朋聚会一堂，在银盆内煎香汤，下洗儿果、彩钱、葱蒜，用数丈色彩绕住银盆，这叫“围盆红”。请来宾中尊长，用金银钗搅水，这叫“搅盆钗”。来宾将钱撒入盆中，这叫“添盆”。盆内有枣儿，少妇纷纷争着拿来吃，因为枣儿是生子的象征。这时，已用清水洗过的婴儿，家人把他（她）的胎发剪下来，装入一个小盒，并用彩色线编织成绦带子络上。由母亲抱着小孩，向诸亲客人一一道谢，再抱入姆婶房里，这叫“移窠”。洗儿时，要作诗祝贺，北宋苏轼曾戏作道：
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惟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
南宋王以宁《浣溪沙·洗儿词》则一派庄重：
招福宫中第几真，餐花辟谷小夫人，天翁新与玉麒麟。我识外家西府相，玉壶冰雪照青春，小郎风骨已凌云。
从北宋、南宋一诗一词可见，盼子成龙，一脉相承，虽然诗词作者均为士大夫，但他们的文字之作也间接地反映了一般市民的这样的心声。事实上，即使贫穷的市民，也把育子仪式看得非常隆重。如普遍在生子100天后举行“百晬”仪式，不能开筵作庆的市民人家，则把盘、碟、碗放在地上，里面盛着果木彩缎、花朵针线等日用物件，让孩子过去拿，看小孩先拿什么物品，以此来预定小孩将来干什么，这叫“试晬”。贵富之家更是要这样。需特别指出的是，据《东京梦华录》记述，市民家庭已普遍为孩子摆上了最为时髦的官诰、笔研、算秤等物品。《东京梦华录》所说的“算秤”是算盘和秤提的简称。秤提，宋代《名公书判清明集》第十一卷《秤提官会》中有其明确指称。“算”为算盘，1921年河北巨鹿故城曾出土直径为21mm的北宋大观二年（1108）木制算盘珠。再看《清明上河图》中所绘“赵太丞家”当门的桌子上摆着的一个九档的算盘，可知算盘在北宋末叶已在城市中广泛应用了。这一时期的城市儿童真是幸运，很小很早就受到了新的科学技术之光的沐浴……
在“试晬”仪式上，较多的还是各式玩具，《宋史·曹彬传》记曹彬在“百晬”时，就左手持干戈，右手取俎豆，一会儿又取一印。后来的《养蒙图说》专将曹彬“抓周”的故事突出出来，大加宣扬，因曹彬成长后确以武功挂印，为节度使。其实，曹父为节度使，曹彬抓周时提戈拿印，可为巧合，也属合情，而且曹彬“父母以百玩之具罗列于席，观其所取”，玩具枪印摆放在曹彬面前，刚满百天的儿童哪有不抓之理？
这个故事透射出了宋代城市已非常重视用玩具给儿童以教化这一有益的育儿方式，这一观念并已转为全社会的共识，儿童玩具大批大批地出现，开创了中国古代城市儿童玩具鼎盛的新记录——
像临安沿街叫卖的物品中以“小儿戏耍”玩具为最多：线天戏耍孩儿、鸡头担儿、罐儿、碟儿、鼓儿、板儿、锣儿、刀儿、枪儿、旗儿、马儿、闹竿儿、黄胖儿、桥儿、傀儡儿、猫儿、棒槌儿……
记述者用一连串的“儿”字，形象地烘托出了儿童玩具济济皇皇的壮美场景，市民甚至将泥孩儿玩具都算作游西湖时的“湖中土宜”，儿童玩具的普及从此可见一斑。《武林旧事·小经纪》中就这样说道：儿童玩具，名件甚多，尤不可悉数，像相银杏、糖、吹叫儿、打娇惜、千千车、轮盘儿，每一种玩具都有数十人卖，依靠卖玩具为衣食之地，这是别的城市所没有的。这种现象的确是宋代中小城市所未有的，而且在宋代以后也未达到过这样深的程度，我们从现存天津艺术博物馆王襄先生捐献的宋代陶瓷儿童玩具中，还可感受到这种独特的光彩——
玩具的多样性，显示了宋代城市育儿方式的活跃性。如果我们按照这条路子，再将目光转向遗存下来的宋代陶枕、图画、铜镜等，便好像打开了潘多拉的匣子，一下子放出了一大群活蹦乱跳的小精灵，从而看到了一个极其健康、极其活泼、极其广阔的城市育儿的世界——
如故宫陶瓷馆陈列的宋代民窑烧制的一陶枕，上有一儿童手持扇形的长棒正在击球，此种器具和广泛开展的步击扑棒球杖无异。再看故宫博物馆所藏《蕉荫击球图》，立于长案后面的少妇，正在仲裁两位持类似乒乓球拍式的短拍、或蹲或立的儿童击球的输赢，它使我们知道让儿童在体育活动中去竞争的观念已较为普遍，又知用球拍击球比赛之体育样式在宋代城市儿童中已颇受欢迎，否则艺术品中亦不会一水两流，化为陶枕，形成图画。
又如河北邢台曹寅庄出土的钓鱼纹陶枕，上有一儿童躬身于岸边，手执长竿垂钓于水边，水下，三条栩栩如生的小鱼正在争吞钩饵。而另一幅苏汉臣所绘儿童戏水捕鱼的《捕鱼图》，仅其旁题诗就可以使人想见烂漫一片：
十岁婴儿妙入神，水边游戏任天真。翻嫌点尔童心减，冠者何须五六人。
从那一个个陶枕，我们仿佛见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