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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丁·舒华兹公司，九四五号
这是一九七九年八月十三日，星期一的早晨。特尼地广场（Trinity Place）上挤满了穿着西装，准备上班的人们。纽约的金融市场正要开始另一个崭新的一天。我站在那个门牌号码八十六号的大门入口前，深深吸了一口气，拿出我的徽章，第一次走进了那扇写着“会员专用”的门。门口警卫看了一下我的徽章，上面写着“马丁·舒华兹公司，九四五号”，他对我点了点头，道了声早安，然后让我进去了。
我向左转，走下阶梯到衣帽间去。许多会员们都在柜台前面排队，拿着他们的运动夹克向柜台换成蓝色的工作服，那是美国证券交易所的标准制服。由于这是我第一天来到这里，所以还没有自己的蓝色工作服，我只好向服务员乔伊·迪（Joey Dee）自我介绍，然后告诉他我的会员号码“九四五”，才领了一件工作服。我把徽章别在工作服上，穿上它，检查一下确定我带了笔。那些穿着蓝色工作服的人换上绉纹橡胶底鞋，把他们原来穿的皮鞋都放在靠着墙的方型小柜子中。我找不到座位，所以我决定等一会儿再换鞋。有没有绉纹橡胶底鞋可穿是我现在最不用担心的事。
我走上楼到会员聚集的大厅去等待市场开盘。走进美国证券交易所的会员大厅可和走进哈佛或耶鲁大学的学生聚会大不相同。房间中充满了香烟而非烟斗所散发出来的浓浓烟雾，那里的家具外表是假皮，而非高贵的真皮材质，那些会员大部分是爱尔兰人、义大利人和犹太人，而非盎格鲁撒克逊系的白人新教徒（WASPs），就算有，也都不像是读过什么好学校的人。那些家伙都是金融界的第二流人物，场外证券市场（Curb Exchange，由一群操作自己部位的非法交易者于一八九到一九二一年间在纽约证交所外的街上所形成的非正式市场）交易者的衣钵传人。
我帮自己泡了一小杯茶，然后走进交易场内。早晨的阳光从交易所远处一面墙上无数的窗户中流泻了进来。这真是一个占地宽广的房间，大约有一座足球场的四分之三大小，足足有五层楼高。那座交易场设计得好像一座室内的跳蚤市场。市场中的几名作价员（Specialist，在人工喊盘的市场中为特定的股票和选择权担任市场制造者〈Market maker〉的专业人员），分别叫基奇（Chickie，小鸡）、法兰尼和唐尼，坐在马蹄型交易圈内的钢质高脚凳上，翻看着他们手中的客户交易指令。在交易场中有许多不同的交易圈，以供股票以及不同到期日、履约价的选择权契约交易之用。其他的会员则是一般的操作者或是经纪商，他们也在四处游走，手里拿着笔和纸，准备要在市场开盘后进场买卖。
在交易场三面墙的上方，一层层阶梯式的小隔间里坐着各个经纪商的场内代表，他们检查着自己的电话，并且指挥场内的跑单员。在他们之间，比较接近交易场地面的那一区里，有不少参观者正登记进入访客区。在场中有一些巨大的罗马式石柱，上面刻着一只牛和一只熊，相互对立。而在高处，那个像是巨大糖果盒包装的胶带的则是一具大型走马灯报价荧幕。那座报价荧幕顺着墙面而造，闪烁着股票的价格，在价格揭示区之上则是道琼所提供的即时市场新闻。虽然交易所还没有开盘，但是所有人的眼睛都开始四处张望，找寻市场报价或是其他任何能让他们占到一点优势的资讯。
开盘的钟声使每个人都动了起来
十点一到，开盘的钟声使每个人都动了起来，就好像赛马群冲出起跑线一般，而我现在也身在其中了。我目不转睛地看着远处梅沙股选择权的交易点，一小群穿着蓝背心的交易员正吵闹地围着一个名叫路易斯·基奇·麦西里的作价员。所谓的作价者就是有责任在股票或选择权交易所中维持市场交易活络顺畅的人。身为梅沙股选择权的作价者，路易斯必须为经纪商的买进与卖出提供报价，同时为自己的账户进行交易，经由他不停地居间协调，让市场中的供给与需求达成共识，于是产生成交价。
“小鸡！”，一个拿着客户委托单的美林证券经纪商从拥挤的人群中叫着路易斯的小名，“现在十月到期、六十五元的梅沙买权价钱多少？”
“三元对三又四分之一元，五十以上！”，路易斯的回答着实让我好好地想了一下。他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他可以在单价三块钱买进五十单位以上的十月、六十五梅沙买权，并且也可以在单价三·二五元卖出五十单位以上同样的买权。由于每一单位的买权代表一百股，所以我可以以每单位三百二十五元买进五十单位以上的十月六十五元梅沙买权。而这种美式的买权将使我有权从现在到十月的第三个星期五间随时可以每股六十五元的价格买进梅沙普通股一百股。如果股价一路上扬，我的买权就更有价值。但是我觉得三·二五元大贵了，我只想在价格掉到三元时买他个十单位，所以我脑子里一直回响着“三块买十张！三块买十张！”
“三又八分之一元买十张！”美林证券那个家伙喊着。
“卖了！”，一个交易员卖了十张给叫进的美林证券交易员。如果他没这么做，身为作价员的路易斯也可以直接卖给叫进者，或是把他自已的买价也提高到三又八分之一元。我真希望我能赶快跟上他们的脚步，听懂他们在说什么。
我看了一下墙上的报价荧幕，梅沙在纽约证交所以六二又八分之七开盘。我试着向前挤，希望能在交易员们卡位的手肘中抢到一个好一点的位子。我尽力向前缓慢移动。小鸡的耳朵上挂了一具电话耳机，正在听梅沙股票在纽约证券交易所（New York Stock Exchange；NYSE）的股价状况。
价格一跳，在他上方的营幕报价变成了六二又八分之五。
人群开始变得热闹起来。梅沙的股价开始动起来了。“三块买进十张，三块买进十张，三块买进十张，”我对自己喃喃自语。我清了清喉咙。“嘿，小鸡。你在三块钱要卖出多少张十月到期、履约价六十五元的梅沙选择权？”
“我可以在三块卖出三十张，新来的。”
“三块钱我要买进二十张！”一个站在我身旁的人高喊着。
“三块钱卖出二十张！”小鸡说。
“现在你三块钱还要卖多少张？”我说。
“三块钱我可以卖出十张。”
“哦……，我……，哦……”
“你要干嘛，新来的？你到底要不要成交？”
成交或是什么都不做
这就是了，成交或是什么都不做。在美国证券交易所买下一个会员席位是我在十二个月前所订下的计划中一项重要的里程碑。这个计划是我和奥黛莉·波洛可夫（Audrey Polokoff）结婚后决定的。奥黛莉和我所认识的其他女人不同，她认为我具有某种潜力，但是她也很清楚我在过去二十年当中浪费了我的潜力。“你已经三十四岁了，而且你一直都希望为自己工作，”她告诉我。“把这个当作是你的目标，然后努力去做。你已经拥有良好的学历，这是别人无法从你身边夺走的。最糟的状况顶多就是破产，然后再回来做你现在正在做的工作——一个证券分析师。”
市场正在波动。交易场里的人们挤得更紧了，嘈杂的声浪也开始升高。小鸡的电话挂在他的耳朵上。他随时准备要改变他的买价了。如果我的资讯是正确的话，他正要把价格抬高。而我则快要丧失这次的交易机会了。
“三块钱我要买进十张！”我尖声大叫。
“成交！三块钱卖出十张。”
这笔交易已经成交。我拿出我的小笔记本和笔。“蓝字是买进，红字是卖出，”我小声地自言自语，“可千万别搞砸了。”我把交易指令写在纸上，然后交给结算公司的职员，他的职责就是拿着我给他的成交记录进行后续处理程序。我的成交单一份由我自己保留，另一份则交给我的结算公司贝尔·史腾（Bear Stearns）。所谓的结算公司就是那些计算成绩的人，他们经由交易所的会计系统来确认我们的成交记录，并且依据成交记录来印制操作者每天的部位损益报表。
我拿出那支一端有我的印记的笔，在成交单上写着“九四五”。现在，这份成交单已经成为正式文件，我的第一笔交易总算是顺利成交了。我放下心中那块大石头，开始等着梅沙的股价上涨。
时间才只是上午十点三十分而已，但是我身上那件刚刚穿上的崭新蓝色工作服两边腋下却已经泛着一圈汗水。我觉得筋疲力尽，后背的下方也有酸痛的感觉，而我的脚也开始剌痛。我的皮鞋好像铅块那么重。真想找个地方坐下来，但是交易场里根本就没有可以坐的地方。这对所谓在交易所买到“席位”的人来说真是一件不寻常的事。你所得到的并不是一个“席位”，而是在交易场内晃来晃去的权利，而且正如同那些老前辈们所知道的，你只能穿着绉纹橡胶底的鞋子在场内走动。
梅沙的成交量放得很大。小鸡在场中不断地叫进叫出，价格也上下大幅波动。我听得到他们的声音，但是我并不懂他们到底在说些什么。我抬头看了一下跑马灯的报价。
价格一跳，六二又八分之三。
梅沙正朝着相反的方向前进。奥黛莉的话：“最糟的状况顶多就是你破产，然后再回去做以前的工作罢了。”不断地在我的脑中闪过。我不想再回去做以前的工作。在过去的九年以来，我都在飞机上度日子，一个城市接着一个城市地飞，和各地的基金经理人见面，提供他们我在股票方面的看法，希望他们能够给我所属的经纪公司一点生意，不停地拿热脸贴他们的冷屁股。这就是证券分析师的工作。
我们为证券经纪商的研究部门工作，花大量的时间到处旅行，拜访各地的公司，和经理人见面，挖掘他们财务报表中的线索，找寻热门股票好让我们公司可以推荐给客户。我对这些事已经感到厌倦透顶了。当你还只有二十五岁时，能够在国内到处旅行，并且拿着公司的信用卡消费是一件很酷而且值得问你的大学同学炫耀的事。但是当你的年纪接近三十五岁时，这一切就变得非常乏味而无聊。你的朋友都已经忙于他们自己的生活，而你的父母则开始怀疑你是不是有什么毛病。他们是帮你付学费的人，而现在他们期待能够有所回收。他们会开始不断问你：“你为什么还不结婚？我们的遗产继承人在哪里？你什么时候才要长大并且开始你自己的人生？”
价格一跳，六二又四分之一。啊！***。
当我担任证券分析师的那几年里，我也一直在市场里玩股票，而每一次，都是以赔钱收场。我很聪明，又拥有很好的学历，在我的一生中一直都是个赢家，所以怎么可能会从来没有在股票操作中赚到钱呢？我真的想不通这件事。我的家人也同样想不通。我一直是家人和朋友看好的人，但也是那个一直跑在最后的人。难道史瓦兹家族的历史又要再度重演了吗？难道我真的就这样搞砸了，我的余生将和我父亲一样充满挫折吗？
价格一跳，六二又八分之一。价格仍然继续向下。
就算是失败也比什么都不做要好
我的父亲是家中四个孩子中年纪最长的。他的父母亲是随着家族从东欧逃难到美国的移民。在一九年代早期，我祖父成了康乃狄克州纽海文市（New Haven；Connecticut）的一名裁缝师。他一针一线辛勤工作并且努力储蓄，但是从来没存下多少钱。家中真正有主导权的人其实是我的祖母萝丝。她拥有一间糖果店，并且决定让我父亲进入大学就读，希望他在日后能够成为一名专业人士。身为家中的长子，我父亲是那个被寄望最深的儿子，那个能够把舒华兹家族带到更好的境地，能够把美国梦带给家中每一份子的人。
我父亲的确也尽过最大的努力，但是却没有达成家人的期盼。他比较像我祖父而不像萝丝。我父亲是西拉库斯（Syracuse）大学的毕业生，但是当他拿到毕业证书的那一年正是一九二九年，所谓的美国梦已经变成了美国恶梦——经济大萧条。我父亲，和其他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一样，都过着没有长期正职的日子，直到他在一九三八年和我母亲结婚。在当时，他能找到最好的工作是帮祖父史耐德工作，而这显然已经和美国梦有相当的距离。在那之后，大战爆发，但是由于年纪已大再加上有了两个孩子，我父亲并没有被征召入伍。直到一九五二年他才终于做了一项重大的转变。祖父已经退休，因此我的父亲也失去了他的工作，所以他拿了所有的积蓄，把房子也做了二胎抵押贷款，在纽海文郊区的威利大道上买下一间传统式的杂货店。
那时我才七岁，但就连我都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