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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大家才知道席尔森那一千口的卖单是帮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的量子基金（Quantum BVI。Mutual Fund）下到交易场的。很明显的，索罗斯对市场的看法和普瑞契特相同，并且决定把他的基金所持有的二千四百口史坦普期指契约在开盘时以市价杀出。根据《贝伦周刊》在事后的报导，当那第一波为数一千口的卖单下到交易所时，“交易场内的操盘手们听出了鲸鱼陷入困境的叫声。”他们把所有的买盘撤掉，直到叫出价格掉到大约二百时才开始发动攻击。索罗斯的部位大部分都轧平在一九五到二一之间，而在短短几分钟之内，市场价格又弹回到二三附近，让一大堆新诞生的百万富翁在交易场内狂欢庆祝。这是Merc历史上最著名的一笔交易，而许多相关的细节都是日后由美国地方法院的芝加哥分院流传出来的，因为索罗斯控告席尔森公司并求偿一亿六千万美元（随后双方于庭外和解）。根据“内线”史基尼的说法，索罗斯实际上损失了八亿美元。“马提，他老早就已经作多了，而他是在不得已的状况下被迫停损。”我只记得那一天我的操作绩效“超越”了伟大的索罗斯。
当我回到家里时身体还是不停地颤抖。“奥黛莉，”我说，“你一定不会相信今天发生了什么事：我只靠十二口契约就赚了二十九万美元！”
“巴奇，这真是太好了。你这个部位开了多久啊？”
“隔夜而已。”
“这对你可是一件好事啊！现在总该可以把你装黄金的那个皮箱从保险箱里拿出来了吧？我都没办法把我的珠宝拿出来了呢！”
到了二十三日，星期五，我把那些黄金又存回了东纽约储蓄银行里。当我独自站在银行专为贵宾客户所辟的房间里，把黄金一块块地放回保险箱里时，不禁想到这是我第二次把黄金提领出来的经验了。在这两次经验中，市场都回到正常的状况而我也因此赚了不少。或许佐尔纳说的对，当情况坏到我们想把部位不计一切抛出时，反而应该把部位加倍加码。我已经有十年没有这样的感觉了，但是当下一次我的直觉告诉我世界末日将要来临时，或许我会真的照做，把我加倍加码，然后还是要把我的黄金领出来。
坐在湖边，静静等待潮汐的来临
鲍伯·普瑞契特是所有市场分析师当中最具有天份的一位。鲍伯相当聪明，他以全额奖学金进入耶鲁大学就读，并在一九七一年拿到心理学学位，然后花了几年的时间自行学习技术分析的相关领域。这使得他在美林证券得到一个技术分析专员的职位，他就在那时开始接触并学习洛夫·尼尔森·艾略特（Ralph Nelson Elliott）的研究成果。
艾略特原本是一个会计师和不为人所熟知的技术分析者，他在二和三年代中发展出一套波浪理论来分析市场，并且在一九四六年（去世前两年）出版了他一生当中惟一的呕心沥血之作《自然的法则——宇宙的秘密》（Natures LawThe Secret of the Universe）。从那时开始，波浪理论的操作哲学吸引了一群为数不多，但忠诚度颇高的追随者，其中包括了哲学家、数学家、心理学家、理则学家以及投资者。
一九七七年时，普瑞契特从美林证券辞职，搬到乔治亚州的甘斯维尔市，那是一个位于亚特兰大北方一个钟头车程，濒临兰尼尔湖（Lake Lanier）畔的小城镇。就在那个地方，他开始发行他的市场行情报导刊物，名为《艾略特波浪理论学家》。而在一九七八年，他和A·J·佛洛斯特（AJFrost，一名会计师，同时也是波浪理论的资深信徒）合写了一本名为《艾略特波浪理论》的书，并且在其中以神奇的精确度，成功预测出八年代的大多头行情。自此以后，这本书和他所发行的市场行情报导刊物，使普瑞契特成为八年代市场中的大师级人物。
我也订阅了一份《艾略特波浪理论学家》，因为我总是不停地在找寻一切可能帮助我改进操作方法的额外资讯，而艾略特的波浪理论正好弥补了我的神奇T指标的不足。波浪理论根基于数学理论之上，并且正好满足我对于对称、涨潮、退潮和宇宙规律等等课题的好奇心和想像力。对一个像我这样的操盘手而言，它就好像宇宙的奥秘一样吸引人。
在一九八三年秋季的某一天，我打了一通电话给普瑞契特，就像我在一九七八年打电话给泰瑞·隆德利（Terry Laundry）的情况一样。鲍伯也参加了诺姆·查德举办的全美冠军操盘手大赛，所以认得我的名字。我们开始谈到市场的状况，我很喜欢他所提出的看法，而随后我们也达成了一个协议，由他提供咨询服务，而我则每月付他些许费用。我真的非常敬重鲍伯的智慧，所以每天都和他谈好几次话，就像以前每天和佐尔纳交换意见一样。
就在一九八七年的股市大崩盘前，鲍伯拥有相当多的追随者，而他每场演讲至少都能赚进二万美元，但是事实上他已经对“股市大师”这个头衔感到厌倦。他认为八七年的崩盘是大多头市场的结束，并且对前景转为完全悲观的看法。虽然市场在稍后回稳并开始上涨，但仍然无法改变鲍伯的看法。他认为我们正处于波浪的顶峰，而市场的情势就像大浪即将打在岩石上一样地危急，我们根本就没有办法做任何事来加以挽救。
一九八九年，鲍伯荣任金融市场技术分析师协会总裁，这是一个由全国依技术分析方法从事交易的专业人士所组成的团体，而他邀请我和保罗·都铎琼斯（Paul Tudor Jones）共同参与一项市场分析鼎谈会。当时由于鲍伯在那么长的时间里都站在空方，所以渐渐地已经失去了人气，在那次座谈会开始之前，我把他拉到一边。“鲍伯，”我说：“就算市场真的会崩盘，你也等一等再发表看空的想法吧！等到市场真的下跌了，再告诉他们你看空。”
不过他似乎并没听进我的话。他强烈地认为我们现在正处于浪潮的顶峰，并且应该抱持居高思危的想法，随时有跳进救生艇里的心理准备。他正坐在又高又干的甘斯维尔等着洪水过境。我仍然对鲍伯的智慧相当尊敬，但是在那之后我们就不那么常连络了。我是一个操盘手，不能只是坐在那儿什么都不做，呆呆地等着世界末日来临。
一九九五年，鲍伯送给我一本他所写的新书，书名是《在浪潮的顶端》（At the Crest of the Tidal Wave）。虽然在一九八九年我建议他应该对市场更乐观时，市场已经上涨了超过二千点，鲍伯对市场的看法依然悲观。他的那本新书对后市的看法消极且悲观，但是却相当具有吸引力。鲍伯真是一位天才，也是一位极具说服力的作者。我有一个朋友在读完了《在浪潮的顶端》这本书之后甚至吓得一个星期都上不出大号。可是这又怎么样？市场还是继续上涨。
当我阅读他那本书时，我不断地思考，鲍伯真的是疯了。或许你很确信自己的想法没错，但市场却永远是对的。只有在你不得不做时才该把沙袋堆在河边，而不是在那之前就动手。华尔街可不会买裸体国王的账。或许他又老、又肥、又肌肉松弛，但是人们可对这些一点也不感兴趣，他们想看到的是他坐在王位上尊贵威严的模样。只要他们一直觉得国王是这么的高贵，他的形象就会一直维持下去，因为人们会持续地认同他（买进？）。那么这个大球就会继续滚动下去。
鲍伯就是那种典型的认定自己对而市场错的人。他的理论很冠冕堂皇，他的聪明才智足以赢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而我也希望他哪一天真的能得奖，但是市场才不在意这些呢！鲍伯现在总算公开承认他在这么长的一段时间里的确看错了，他对于自己找寻市场顶部的能力失去了自信。但是在他认同追随市场潮流才是获利的较佳作法前，他还是会坐在湖边，静静地等待着浪潮的来临。
第 12 章 商品公司
市场刚刚收盘，我正忙碌地补画技术线图和计算技术指标。我在赶时间，因为门僮随时会按铃通知我，商品公司（modities Corp）派来的闪闪发光大轿车已经在楼下等我，准备好载我到普林斯顿去。我知道我会在外面待到很晚才回家，所以得赶快把手边这些工作做完，不然明天我的交易可就会大受影响了。
商品公司操盘手晚宴
通常，我在工作日里都不会在晚上出门。想要成为成功的操盘手，你需要休息，而且至少需要在晚上工作三个钟头来完成充分的准备。不过今晚算是例外。今晚是商品公司每半年举办一次的操盘手晚宴，这是少有的让所有顶尖操盘手齐聚一堂的机会，我可不想错过这个和其他顶尖操盘手互相较劲儿的大好良机。这是我第一次参加这项晚宴，而我正期待借着这个机会去发掘伟大操盘手的成功秘诀，并且让他们知道我也是一个和他们一样棒，甚至更棒的操盘手。
“铃……，铃……”，门铃响了起来。那部加长型的礼车已经到了。穿上那套新买的亚曼尼西装外套和贝里鳄鱼皮鞋，系紧火松尼领带，然后站在镜子前检查自己的穿着。好极了！我已经准备好去和那些顶尖高手过招了。
一个半钟头后，我们正驶进纽泽西州的普林斯顿。我是在耶鲁大学的地盘——康乃迪克州的纽海文市长大的，这是我一生中第二次造访普林斯顿。普林斯顿让我回想起像安赫斯特（我是在那里读大学的）那样的新英格兰式小城。我实在很难想相信在纽泽西州也会有这么棒的地方。
当我所乘坐的礼车缓缓驶进商品公司雄伟的总部大楼车道时，秋天夕阳的光芒正逐渐地消失在晴朗的夜色中。精心布置过的树上闪耀出红色和金色光芒，反射在商品公司超现代化大楼的玻璃帷幕上。当我走过那扇超大型的玻璃门时，觉得胃好像打结了一般难受。参加这种认识的人不多的晚宴场合令我感到相当紧张。我不喜欢和人聊一些无聊的话题，而平常都是奥黛莉帮我应付这些社交的繁文缛节。但是今晚奥黛莉并没受到邀请。商品公司这个半年一度的操盘手晚宴只限男性参加，配偶是恕不邀请的。
首先，在主要的接待区中提供鸡尾酒服务。我驻足在门口环视着会场，试图找出一个熟悉的面孔。第一个被我认出来的人是麦可·马可斯（Michael Marcus）。他也在场中四处游走，手里转动着他的矿泉水瓶。马可斯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Phi Beta Kappa兄弟会的会员，并且拥有克拉克大学心理学博士学位，是第一个被商品公司延揽成为旗下操盘手的学院派人士。这件事是在七年代商品公司刚刚成立时发生的，在接下来的十八年当中，马可斯将他最初只有三万美元的部位，成功扩大为总市值八千万美元的部位。不过承受如此重的压力自然得到相当的报偿。马可斯安静地住在南加州一幢可以俯瞰一片私人海滩的豪宅里，而他现在手上拿着一瓶矿泉水，或许有人告诉他洛矶山以东的水都受到严重污染吧！我在几个月前才和他共进过一次晚餐，我很好奇他是不是已经度过了危险边缘。但是你永远没办法知道这些操盘手心里在想什么。我们这类人通常都在某些方面有着奇怪的想法。
商品公司的总裁巴布·伊斯顿（Bob Easton）走上前来和我寒暄。伊斯顿以前曾经在美国法制协会任职，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并拥有哥伦比亚大学企管硕士和乔治城大学法学博士学位。他本身并不是一个操盘手。他是那种无论在何种社交场合都能轻松愉快地应对的人。他的社交手腕就像商品公司那幢大楼外面的玻璃帷幕一般平顺圆滑。伊斯顿向我介绍布鲁斯·考夫纳（Bruce Kovner），他是市场上最有名的操盘手之一，然后伊斯顿就溜到一旁去欢迎其他不擅于交际应酬的操盘手，试着让每个人在今天的晚宴中能有宾至如归的感觉。
就像马可斯一般，考夫纳是另一位被商品公司所网罗的学院派操盘手。这位前哈佛大学和宾州大学的政治学教授是在七年代中期，决定把自己的事业重心从学术领域转移到金融市场方面的。考夫纳相信他在经济学和政治学方面的专业知识，将使他从事期货市场分析时占有相当的优势。而事实也证明他的想法是正确的。光是在一九八七年当中，考夫纳就帮自己和其他像商品公司一样富有的投资者赚进超过三亿美元的获利。但虽然他在操盘手这项工作上获致如此重大的成功，在他的内心还是具有学者风范。
当考夫纳涛涛不绝地叙述着他是如何喜爱在殖利率曲线方面的研究，以及他如何把市场的研究工作和利率期货操作相互配合时，我的心思却已经飞回到去年的秋天。那时刚好有一个席尔森公司的经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