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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都未拆，就要听方亲口说；第三封更如泥牛入海了。仅从这一点看，方鸿渐与唐晓芙要算是“志同道合”，而与苏文纨可谓“道不同不相为谋”。方鸿渐的亲疏有别，决非心血来潮的选择了。
说苏文纨完全排斥通信，是不够准确的。她先拿赵辛楣的信在方鸿渐面前卖弄，后拿曹元朗的信在唐晓芙面前炫耀，只是她自己从没有写过一封信。个人兴趣，性情慵懒，都不是充分的托辞，这里实有难言之隐。让我们回顾一下方鸿渐说过的话：“……我想这因为写信容易出丑，地位很高，讲话很体面的人往往笔动不来。可是电话可以省掉面目可憎的拜访，文理不通者的写信，也算是个功德无量的发明。”这当然是泛泛而谈，可将它放在苏文纨身上，却也十分贴切。苏是留洋的博士，可谓“地位很高”，至于讲话的“体面”，方鸿渐初到苏府就“诚心佩服”了。她的文字功夫如何呢？据小说交待，她写有博士论文《十八家白话诗人》，到底写得怎样，没人见过。可读她偷外国民歌而作的诗，说“文理不通”不算冤枉。既然是被誉为“苏东坡的妹妹”的大才女，写出的信让人无法卒读，那可真是“出丑”了。最明智的做法只有一个：不写。
和方鸿渐“宁可写信”截然相反，苏文纨是“宁可打电话”。在第三章中，她有案可查的打过十二次电话。如果留意一下苏在该章节的地位及表现，就会察觉到她很像欧洲上流社会沙龙里的女主人。方鸿渐、唐晓芙、赵辛楣、曹元朗、沈先生、沈太太，还有未出场的王尔恺都是围着转的行星或卫星，至于褚慎明、董斜川与她疏远些，也因为他们不在圈子里，引力未能发挥作用。这样一个人物，自然习惯指使或干涉别人。她要把别人都捏在自己手中，随时“叫来唤去”，而决不会将自己的命运交付别人。在这种情况下，电话无疑是往来周旋的最佳工具，既可达到传情达意的目的，事情过后又没有任何留痕，不像信，说不定就成了把柄或笑柄。
苏文纨所打的电话，达到预期目的的并不多，但它们对小说情节的发展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她的第一个电话是打给方鸿渐的，说是不能去峨嵋春赴宴了，然后接连打了三个电话给唐晓芙，让她也辞掉方的邀请。不甘听人调遣的唐晓芙偏偏与之拧上劲，只身赴约，宴罢归来，又听说苏来电话，“唐小姐气愤地想，这准是表姐来查探自己是否在家。她太欺负人了！方鸿渐又不是她的，要她这样管着？表姐愈这样干预，自己偏让亲近。”苏文纨一次次电话把唐晓芙推到方鸿渐那边去了。后来打破三人之间明来暗往的平衡局面的，也是苏文纨的三次电话。赵辛楣宴请、方鸿渐大醉的第二天，苏文纨上午一个电话、下午一个电话去方处问病，晚上又来电话约方夜谈，这才有方鸿渐鬼使神差的月下一吻。整章故事急转直下，苏文纨翻脸，唐晓芙反目，一场云里雾里的恋爱游戏，顿时烟消云散。
我们已经看到，《围城》第三章里的电话和信，与方鸿渐、唐晓芙、苏文纨三人的个性、处世原则以及故事情节的起承转合，存在着种种天衣无缝的机缘巧合。此外，关于电话和信的选择，还蕴藏着某些颇具典型的心理。
通信是有着悠久历史的传递方式，而电话是近代工业文明的产物。在当今社会，两种通讯工具并用，各有各的存在理由。一般人似乎并不深入地追究，但对于一些敏感的人，天平总是倾向于信的一边。他们当然知道电话传送信息时的方便与快捷，但是他们总是念念不忘信在交流情感时的优势。余光中有《催魂铃》一文，专说电话和信的比较。所谓“催魂铃”就是方鸿渐说的“盗魂铃”。该文有一段文字与方、唐对侃的内容如出一辙：“比起电话来，书信的好处太多了。首先，写信阅信都安安静静，不像电话那么吵人。其次，书信有耐性和长性，收到时不必即拆即读，以后也可以随时展阅，从容观赏，不像电话那样即呼即应，一问一答，咄咄逼人而来。”董桥散文《一室皆春气矣》主旨也是电话的薄情、信的多情。标题出自梁鼎芬致缪荃孙信中的一句：“寒天奉书，一室皆春气矣。”文中说：“上一辈的人好像都比较体贴，也比较含蓄，又懂得写信比打电话、面谈都要有分寸的道理。”还说：“书信因为是书信，不是面对面聊天，写信的人读信的人都处于心灵上的孤寂境界里，联想和想象的能力于是格外机敏。”今天，我们在一些时新的杂志和报纸副刊上，仍能常常读到类似的言论，诸如宁愿写信不愿打电话，宁愿用笔写不愿用电脑写等等。
如此联系起来看，电话和信的问题，实际上是一个文化心态的问题。
老舍、郁达夫与论语派
？ 陈学勇说长论短“中国现代文学流派创作选”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一套系列作品选本，既含学术性，又具普及性，颇受读者欢迎，虽说似乎出得艰辛，已出的十几种，断断续续出了八九年。最近出的一种《论语派作品选》尤应受到欢迎，因为入选作者，除近年大走文运的林语堂、徐癟两位，其余多是备受冷落或几乎要忘却的作家，他们是全增嘏、潘光旦、李青崖、邵洵美、章克标、陶亢德、老向、姚颖。“论语派”因了鲁迅的严厉批评，它差不多是臭名昭著了。但今日的读者不大有条件走近它，也就不易了解它的全貌。论语派除了提倡幽默标榜闲适，还有触及时弊的文字，恰如编者庄钟庆先生在《前言》中指出的：“论语派有关批评国民党政局的文字是比较有价值的。”需补充一句的是，论语派文字的有价值何止是批评国民党政局。
然而，这个选本在选目上很有可议论处。它的作品选自《论语》《人间世》《宇宙风》，少数篇章选自《申报·自由谈》。全书正文三三九页。林语堂入选的作品占了二一○页，几乎是三分之二，岂不要等同于林氏选集。固然林语堂乃论语派一杆大旗，读林语堂，倒也算读了半个论语派，但作为一个流派的选本，还应从面上着眼，多顾及其他作家作品，何况可供入选的作者远不止林氏之外的那八九位，再添八九位也未必囊括它的重要作者。周作人不选也罢，反正到处见到他的文字，那么何容、黄嘉音、沈有乾、周黎庵（即今日笔力仍健的周劭）皆不宜疏漏。还有林疑今、大华烈士（简又文），陈子展、刘大杰，且不说丰子恺、徐懋庸、风子（唐？）。再说开些，苏青（冯和仪）也是从论语派步入文坛的，而刘半农遭鲁迅微词正是他加盟论语派的时候。还有万万不可缺漏的老舍。作家老舍的整体形象自无需和论语派靠在一起，但论语派的整体形象则断断不能和老舍分开。在论语派的作家群中，老舍当是异乎寻常的一位，下列事实足以为证。其一，《人间世》创刊起，连续多期于正文之前冠以一幅八开大的作家肖像照片，自周作人、俞曲园、刘铁云后，第四期登的便是老舍。其二，《人间世》第二期起始设“今人志”专栏，为作家行文字素描，每期一人，自吴宓、胡适后，又是第四期描到老舍。大概是赶配同期肖像照片组稿仓促的缘故，编者对此文并不满意，特在文末编加附言：“本文所记，似欠详尽，拟请老舍先生知友罗莘田先生另写一篇，以飨读者。”可见老舍在编者心目中如何的地位。其三，《论语》创办两周年际，隆重推出一辑“同志小影”十多帧，由老舍和夫人、千金合影的“全家福”“领衔”打头。其四，也是这个两周年特大号《论语》，刊登了老舍的贺诗七律两首，且是手书墨迹排印，题曰《论语两岁》：共谁挥泪倾甘苦？
惨笑唯君堪语愁！
半月鸡虫明冷暖，两年蛇鼠悟春秋；衣冠到处尊禽兽，利禄无方输马牛。
万物静观咸自得，苍天默默鬼啾啾。
国事难言家事累，鸡年争似狗年何？！
相逢笑脸无余泪，细数伤心剩短歌！
拱手江山移汉帜，折腰酒米祝番魔；聪明尽在胡涂里，冷眼如君话勿多。
若要了解论语派，这两首七律怕是不可不读的。其五，论语派又创办人间书屋，出版的第一批书便有老舍的十个短篇小说《樱海集》，并将序言先在《论语》上披载，而《论语》为此书连续数期作整幅、半幅的广告，所耗篇幅叹为《论语》上广告的空前。又，“论语丛书”收进了《老舍幽默诗文集》。
是的，认定老舍是否论语派圈中人，关键的依据在于作品自身。追溯起来，论语派最早创办的刊物《论语》，其最初具列的二十多名“长期撰稿员”中并无老舍。编到第四期才收到老舍的投稿；老舍随稿附一短函。此函值得一录：编辑先生：小的胆大包天，要在圣人门前卖几句《三字经》，作了篇《祭子路之岳母文》。如认为不合尊刊性质，祈将原稿退回，奉上邮票五分，专作此用。如蒙抬爱，刊登出来，亦祈将五分邮票不折不扣寄回，以免到法厅起诉。敬祝论祺 小的老舍敬启。
老舍的这篇文章略长不便录了，其文风可从附函窥见，显然是冲《论语》的幽默来的；且正中林语堂先生下怀。编辑立即作复，与来函、文稿一并刊出。复函亦可录：老舍先生：尊函及稿一并刊登，业已嘱发行部依卖一送一办法寄呈二份。除尊名来款项下五分以外，尚不敷五分。请即寄下，以免追究，毋谓言之不预也。（或就近交韩复渠捐义勇军，转账亦可） ——记者这一来一往，可能令主编林语堂有一番小小的得意，由此引老舍为同道。刊物背后少不了还有往来，不得其详了，所知道的是，第五期老舍的名字进了卷首的“长期撰稿员”行列。鲁迅在《“论语一年”》中说过，这份名单“姓氏一大篇，动手者寥寥无几”，但老舍不仅动了手，而且成了论语派刊物经常的、主要的作者，在上面发表了大量的，重要的著述，《牛天赐传》和《骆驼祥子》长期分别连载于《人间世》《宇宙风》，《宇宙风》并连载了他的关于《老张的哲学》等六部小说的系列创作谈《老牛破车》。比这些更能说明老舍加盟论语派的，是他为数甚多的随笔小品。鲁迅说论语派作家：“肚子里总还有半口闷气，要借着笑的幌子，哈哈的吐他出来”（《从讽刺到幽默》）。以此观照老舍的这些文字，大体是符合的。鲁迅批评论语派一些为笑笑而笑笑的作品，“将粗犷的人心，磨得渐渐的平滑”（《小品文的危机》），这在老舍的某些篇章里也脱不了嫌疑，如那篇《写字》（见《论语》第五十五期）。即使有“闷气”的《习惯》一篇（见《人间世》第十一期），虽全篇反语，但终因“哈哈”太多，那点闷气就化得微乎其微了。如果说老舍在论语派中还有与众多南方论语派作家不同之处，说重些，便是京油子的犯贫嘴，有时实在失之油滑。怪不得鲁迅那时给台静农的信中，提及林语堂倡导小品时这么说：“如此下去，恐将与老舍半农，归于一丘”（《鲁迅书信集》）。有人对鲁迅的话不解（见房向东著《鲁迅与他“骂”过的人》），盖不甚明白老舍与论语派的因缘也。
《论语派作品选》的编者庄钟庆先生应该是明白这段因缘的，可是他非但没选一篇老舍的作品，并且在《前言》中列述，“许多革命、进步的作家认为幽默是有社会现实的”，所列到作家依次是鲁迅、茅盾、老舍、吴组缃。这就给读者以错觉，老舍不仅不属论语派，而且是站在批判论语派一边。事实恰恰相反。《前言》引述的这几位都有本人原话，唯老舍用萨克莱的话替代了：“老舍赞赏萨克莱对于幽默的见解，萨克莱说：‘幽默的写家是要唤醒与指导你的爱心、怜悯、善意——你的恨恶不实在，假装，作伪——你的同情于弱者，穷者，被压迫者，不快乐者。’”这个转述源于老舍的文章《谈幽默》，其实它并不能表明老舍的幽默观。明确透彻阐述了老舍幽默观的是《谈幽默》开头的一大段：“幽默”这个字在字典上有十来个不同的定义。还是把字典放下，让咱们随便谈吧。据我看，它首要的是一种心态。我们知道，有许多人是神经过敏的，每每以过度的感情看事，而不肯容人。这样的人假若是文艺作家，他的作品中必含着强烈的刺激性，或牢骚，或伤感；他老看别人不顺眼，而愿使大家都随着他自己走，或是对自己的遭遇不满，而伤感的自怜。反之，幽默的人便不这样，他既不呼号叫骂，看别人都不是东西，也不顾影自怜，看自己如一活宝贝。他是由事事中看出可笑之点，而技巧的写出来。他自己看出人间的缺欠，也愿使别人看到。不但仅是看到，他还承认人类的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