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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看出可笑之点，而技巧的写出来。他自己看出人间的缺欠，也愿使别人看到。不但仅是看到，他还承认人类的缺欠；于是人人有可笑之处，他自己也非例外；再往大处一想，人寿百年，而企图无限，根本矛盾可笑。于是笑里带着同情，而幽默乃通于深奥。
批评过敏，主张容人，反对刺激、牢骚、伤感，由人间的缺欠，看出事事可笑，进而承认人类的人人可笑，这样的幽默深奥论，距林语堂或鲁迅，孰远孰近，当一目了然，若给鲁迅“将粗犷的人心，磨得渐渐的平滑“这一批评作个注脚，这岂不是非常合适的材料。庄钟庆先生对论语派中的老舍何以视而不见？想来是为贤者讳。庄先生的《前言》，虽力求公正评价论语派，呼吁“不应抹煞它曾有的一些积极作用”，但又无法否认它是一个“脱离时代、脱离人民的文学流派”，“将会被时代、被人民大众所抛弃！”将这么一个流派与取得卓越成就的、杰出的作家老舍相连，可能庄先生以为有损老舍形象；也就于心不忍。不忍之中，便失去了秉笔直书的史家传统。历史毕竟是历史，讳是讳不住的。不讳，正视论语派那段文学生涯，老舍依旧杰出，依旧在文学史上成就辉煌。
我又想到另一位与论语派干系不浅的郁达夫。一般人的印象，郁达夫多义愤而少幽默，文风似与论语派甚远，连老舍都不认帐的《论语派作品选》自然更不认郁达夫了。然而要说与论语派的往来，郁达夫比老舍资格更老，《论语》创办伊始的长期撰稿员中已有郁达夫。与老舍一样，也不只是挂挂名，还曾一度当了它的编辑（第85—105期）；从《论语》到《人世间》《宇宙风》不时见到他的文字。名篇《钓台的春昼》《北平的四季》即此时的作品。《论语》编过“西洋幽默专号”和“中国幽默专号”，两期都有郁达夫文章。大凡论语派圈内作家，无不谈论几句幽默，郁达夫概不例外，他的《MABIE幽默论抄》，借洋人之口，进而发挥道：最深的幽默，决不含破坏，讥刺，伤人之意。……
幽默在这根本的意义上，就是人生的颠倒与对称的感知。从人生的理论观点看来，这对称是悲剧的，从自由扩大的信念原意，通过想象来看，这对称却是富于幽默的。小孩子们因为不懂事物相关的限界与重要而有时会得到痛苦的经验，由成人看来，这些经验原是很可笑的；从神通的观点来看人生，也免不了有同样的幽默分子存在在人生之中。以有不灭的灵魂的人类，而去经商营贩，搬弄些即灭的事物，更营营于衣食，而亟亟欲保此灵魂的外壳，必灭的躯体，岂不是很可笑的事情？幽默之源，就在这人类不灭的灵魂与必灭的物质关系的对称矛盾之上。……
有限与无限的矛盾对称，便是人生的幽默之源，唯达观者，有信念者，远视者，统观全体者，得从人生苦与世界苦里得到安心立命的把握，而暂时有一避难之所。……
郁达夫的表述，虽比老舍略具理论色彩，但见解似出一辙。
《人间世》发刊词说，“宇宙之大，苍蝇之微，皆可取材”，于是授人以不见宇宙只见苍蝇的笑柄，郁达夫则故意为自己的一组短文取题曰《苍蝇脚上的毫毛》，后来又有一组《毫毛三根》，并解题道：“此地的用这一个题目，意思是在表明微之又微，以至极微的代替形容词。”其声援林语堂的意思不言而喻。本来郁达夫与鲁迅私交甚笃，亦属慷慨之士，但那两年郁达夫受了当局胁迫加上政治以外的原因；未听从鲁迅劝阻而避居杭州，徜徉湖畔。以这时的心境，与林语堂同气相求，亦不足为怪。然而郁达夫气质与老舍有别，纵然轧幽默的热闹，毕竟义愤多于幽默。就说《苍蝇脚上的毫毛》，根根毫毛无异于讥刺。其中一则《出气店》，说巴黎有一种商店，专备精美细脆的器皿，标上价目，旁边摆着一根铁杖，任有气的顾客来敲击宣泄，生意兴隆。读到这里自然忍俊不禁。不料笔锋一转：“英美的大都，据说这一种店是没有的，大约因为言论比较自由，大家都在纸上做文章了，所以可以省去一种特别的营业。中国则更加自由了，妇女们受了气，可以上野外去号哭，叫化子受了气可以沿路而骂街；而且农村破产，国民经济枯完，这种店当然是开不得发的。”笔锋所向，虽无宇宙之大，却决非苍蝇之微。文中又语涉《论语》仿此种商店而成功，我就想，鲁迅关于论语派有闷气的说法莫不即由此文而来。
视郁达夫为论语派圈外，不止是庄钟庆先生，学术界一般皆作如是观。凭心而论，郁氏文字确算不得论语派的正宗。检阅《论语》《人间世》《宇宙风》，经常撰稿的作家中，笔旨文风较郁达夫去论语派更远的为数不少，如虽闲适而不很幽默的俞平伯，虽幽默却并不闲适的风子（唐？），还有既不幽默也不闲适的一批。若不回避这个事实的话，论语派就不一定是学者们通常所得的那个单一的印象。印象的单一，显然来之于鲁迅对它的尖锐批评。这里无意责怪鲁迅。当林语堂宣扬“欲求幽默，必先有深远之心境，而带一点我佛慈悲之念头，然后文章火气不太盛，读者得淡然之味”。鲁迅能不予以批评吗？能怪鲁迅的批评吗？这是战士的鲁迅不失其战斗姿态的必然所为。但是，这种批评只是就事论事，就其一点，并未涉整体的功过是非。林语堂一面不遗余力地鼓吹幽默小品，一面又在编刊实践中兼收并容，“有性灵，有骨气，有见解，有闲适气味者必录之（《与陶亢德书》）。所以，在论语派的刊物上，还能读到不少左翼、激进作家有骨气的文章，如阿英、聂绀弩（宜生）、郭沫若、茅盾，连鲁迅自己也写过几回，其一是有名的《由中国女人的脚，推定中国之非中庸，又由此推孔夫子有胃病》。可见，论语派虽高标幽默的旗帜，其实它的文学实践不是那么单一的。今日学者不宜囿于昔日鲁迅的批评，当以客观态度全面考察其功过是非。庄钟庆先生在《论语派作品选》前言里说它“即使鼓噪一时，也是要沉沦下去”，怕未必恰当。眼下报刊上的随笔小品，未必不见论语派幽灵的游荡。当然，实事求是地评价论语派大不易。要埋首故纸堆，面对众多作家的大量文本，这需多大精力！当然还需面对事实的精神。我相信庄钟庆先生是通读过论语派刊物的，而这本《论语派作品选》虽在评价论语派上前进了一步，仍不免留下令人惋惜的缺憾。
附记：写完文章，知道上海书店出版社于年初出了一套“《论语》选萃”，按体裁分小说、散文、随笔、韵文、杂文、小品、谐文、特写、札记、译文各一卷，计十个专集。我所见的散文、杂文、小品、随笔等卷，其选法与《论语派作品选》迥异。不仅无涉《宇宙风》《人间世》，而且也不顾及作家，唯作品是论耳。凡或一可取，尽数收入。仅杂文卷一册，入选作者多达七十余位，但《论语派作品选》中仅林语堂、邵洵美、徐？、姚颖四人有文。其好处在于直视历史，辑存了一份有价值的资料，有助于今日读者走近《论语》，所欠是缺少学术梳理，因为没有着眼于流派，所以，要从这十卷专集中求得论语派鲜明形象，那是很困难的。
求教于雷池月先生
？ 牧 惠
说长论短
雷池月先生在《书屋》发表文章《误读和歧义》，指出我那篇《未必都是洪承畴》没有读懂他那篇《苏俄情结中反映的人格现象》（我读的是《东方文化》1996年第一线期而非《书屋》上的文章，特此声明）。既然作者指出我“误读”，恐怕多半确是误读了。我确是个很迟钝的人。
雷先生说，他那篇文章“都有具体的指向”，而我却忽略了，竟以为他在“打击一大片”。为了帮助我读懂，他在第二篇文章讲得更清楚了：一、日丹诺夫有功有过，不得“一而再、再而三地咒骂”；二、“日丹诺夫这种人，即使应该受到批判，也要看是什么时间、用什么方式、由什么人来批”。在中国，如果要批判日丹诺夫，“也该让那些没有做过‘光明梦’的人来担纲主演”。
于是，我的困惑（即有可能误读之处）来了：
骂一个有功的人，“骂一个死人，骂一个自己曾经顶礼膜拜的倒了台的死人，无论有多私正当的理由，也会令人觉得不是味道”。对于这一说，我的困惑是：这是不是一个必须遵循的原则？如果是，秦始皇统一中国，是个倒了台的死人，我们也曾被教导说他是个应当“顶礼膜拜”的法家，那么，是不是就不得批判？斯大林又如何？他的功比日丹诺夫大（顺便指出一个其实无关重要但雷池月先生却认为非常重要的细节，列宁格勒保卫战的真正组织者第二书记库兹涅佐夫和沃兹涅先斯基，此二人在一九五0年斯大林所制造的“列宁格勒事件”中被处决），我们更顶礼膜拜过（1953年斯大林逝世，我们不少人曾掉过眼泪），岂不是更碰不得，谁碰了就有可能是洪承畴吗？扩而言之，“四人帮”其中三人已成死人，余一人的政治生命也可以说“死掉了”，他们当中一些人（更休说林彪）也不是没过一点功，那些曾经顶礼膜拜过他们的前“无产阶级革命派”如果今天来个反弋一击，狠揭深批他们所犯下的滔天罪行，我看应当叫声好得很而不能指他们为洪承畴吧？可惜的是，这种反弋一击太少太少，反而是王力之流在为自己评功摆好。
批判是不是等于咒骂？记得鲁迅说过，指着良家妇女说她是婊子，是骂；指着婊子说她是婊子，就不属骂。“咒骂”同“批判”确曾被混淆过，最拔尖的是“四人帮”之流的“大批判”。因此，说某某人“一而再、再而三地咒骂日丹诺夫”而不具体指出是张三还是李四，不具体指出他如何咒骂，会不会把正当的批判歪曲成咒骂呢？我读过（坦白交代，也写过）批判日丹诺夫的文字，但没有读过（写过）咒骂日丹诺夫的文字，因此，可以理解，这“一小撮”指谁，不会有人“自动对号入座”，只好靠雷先生来解答。
“日丹诺夫执行的文化专制主义，为苏联社会主义事业日后的挫败种下了祸根”。我很赞赏雷先生这句话，而且想补充说，以日丹诺夫为代表的文化专制主义，对中国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甚至还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扩散。且以集体化题材的长篇小说为例。现在已经有不少书籍谈到苏联集体化过程中的强迫命令、草菅人命造成生产力的严重破坏。记得曾在一本书中读到过，大概是在雅尔塔会谈的闲聊中，邱吉尔问斯大林，同德国法西斯打这场仗跟搞集体化比，哪一样更艰难。斯大林说是集体化，因为那是同上千万农民战斗。这番话，对于我们理解斯大林和苏联的集体化都很有帮助。基于这种认识，我仍然同意蓝英年的剖析，萧洛霍夫的《被开垦的处女地》对苏联当年集体化的具体做法（这里不是指方向，当年斯大林同布哈林的分歧也不在方向而在具体的做法上）并不赞赏而是暴露它的弊病。萧洛霍夫的成功在于他很会打“擦边球”。他懂得适可而止（从蓝英年在《未被折断的翅膀》一文引萧洛霍夫给斯大林报告他家乡的严重饥荒情况看，萧洛霍夫知道的情况远远超出他小说中的描写）。对于斯大林自己强行推行集体化、在造成严重后果时马上写了一篇《胜利冲昏头脑》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这一点，他也许心中有数但在小说中却把责任果然都推到基层干部头上了。设想一下，如果咱们中国也出了一本同《被开垦的处女地》类似的小说，不被大批判才怪！想当年，柳青的《创业史》第一部（它是当年公认的反映合作化最拔尖的作品）出版后，梁三老汉这个形象塑造得最成功此说一出，马上引起一场争论。似乎这一说不仅贬低了梁生宝这个艺术形象的创新价值，而且对合作化多少有了亵读的味道（仅凭回忆，可能未尽准确）；假如柳青把梁生宝写得毛病多多，梁三老汉不止一个而且反抗得更厉害有如近年才出现的《狗儿爷涅槃》，《创业史》早就被“批倒批臭”了。如今，经过实践的检验，如果重读《创业史》，我们肯定会发现它更多的毛病。赵树理曾于一九五六年写信给长治地委负责人谈到沁水县嘉峰乡农业社发生的问题“严重得十分惊人……试想高级化了，进入社会主义了，反而使多数人缺粮、缺草、缺钱、缺煤，烂了粮，荒了地，如何能使群众热爱社会主义呢？……”这类情况，身居皇甫村的柳青不可能不见不闻，咱们却无法从《创业史》或别的作品中看到类似的痕迹。这样说，并不是贬低柳青，而是说明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