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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书屋》一九九六年第六期所载《浯溪忧思》一文，其中谈到：“元结对这里的溪石情有独钟。他将溪水称为‘浯溪’，将最高的石山名为‘崳ā街ㄖそ凶觥畧呁ぁ！畭｝’、‘垍’这两个字，都是他继仓颉之后的独创。”
首先，与元结有关之亭名为“亭”而非“垍亭”，“垍”字早见于汉代许慎《说文》，垍者，坚也，与“”字无涉，毋庸深究。
其次，亭并非建于“崳ā鄙稀Ｔ帷秿｝台铭》称：“浯溪东北廿余丈得怪石焉，周行三、四百步……前有磴高八、九十尺，下当洄潭，其势碅磳……”此石即为崳ā６巴ぴ蛟趰｝台之西面另一座稍矮稍小的石山上。元结《亭铭》称：“浯溪之口有异石焉，高六十余尺，周回四十余步，山面在江中，东望崳ǎ绷俅笤ǎ险礓聪巴さ碧徥稀绷健睹匪橇阶街轿弧⒏叨取⒅芫兜染蟛幌嗤峭皇缴趺鳌�
该文另一讹误即谓“崳薄ⅰ皥叀倍治岫来础！皪｝”为元结所造之说由来已久其始作俑者是明、清一些学者及金石文字学家。如明陆容《菽园杂记》说：“浯溪、崳āⅹ巴ぃ栽诮裼乐莞钛粝刂文衔謇铩Ｌ圃岽紊桨涫ひ欤旒移浯ΑＣ谱纸允加冢ㄔ┙帷Ｗ执铀由酱庸悖弧帷撸何岫烙幸病０础畭｝’、‘’字、韵书无之，盖制自次山；‘浯’本琊水名，古有此字，湘江之溪命名‘浯’则自次山耳。”此后学者多未深究，盲从其说。如清代著名金石文字学家潘耒在《金石文字记》中说：“《说文》只有‘浯’字；‘崳ⅰ槨虼紊阶猿鲂乱饷Ｊ榧乙云湫紊嘤Γ匆榔远阶晕易鞴乓病！鼻宕硪晃恢鹗Ъ彝蹶圃凇督鹗捅唷分幸菜担骸啊畭｝’字与‘’字皆不见于《说文》，台与亭似因浯溪得名，则字体亦出次山新意为之。”
“”字虽不见于古代字书、韵书，但古人多用作人名。如清袁枚《随园诗话》卷十五说：“潘稼堂诗不如黄堂。”黄堂为清代黄之隽，虽与唐代相距有年，但取名是否参借“亭”之“”尚难断定。因为俗字、别字乃至新创生造之字历代有之，尤以俗文化空前发达的时代产生最多。如六朝佛教造像碑记及宋元话本、明清小说中出现的许多字，在历代字书包括迄今收字最多几达五万六千余字的新编《汉语大字典》中都未收入，如要究其发明权，似不好以现存资料所见最早便归于某人某书，何况古代文献浩如烟海，谁能讲其所见就是最早？将其视为民间约定俗成之字庶几近于事实。
例如，另一个被认为是元结同时所制新字“崳弊直闶窃缫延兄Ｗ质槿缒铣撼录涔艘巴跛队衿ど讲俊吩兀骸皪｝，岖崳健！蔽南兹缤忻谡焦枷爰易踊铀摹蹲踊印り套印分兴担骸霸フ履颈汩梢源箜秸撸卦诜虼笊今饭儒钛蔗珝｝之区。”此外，宋代《集韵》、《广韵》等韵书均收有此字，音韵、语源均与元结“崳ā蔽奚妗Ｆ湟逑钣腥浩湟晃矫磵｝山，在山东安丘县西南，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汶水》中已有记载；其二为形容山高不平貌，语词有“岩崳保糯闹卸嗉黄淙浇淮聿黄矫捕晡执ゲ缓希锎视小皩䦛｝”，如晋陆机《文赋》：“或妥贴而易施，或岨崳话病！�
此外，新编《汉语大词典》（汉语大词典出版社出版）及许多新旧方志（如《（光绪）湖南通志》）都称“崳ā蔽崴ǎ彩谴砦蟮摹？赡苋嗣墙皪｝台”与一些人工所建“起于垒土”之台如商纣王的“鹿台”、魏武帝曹操的铜雀台等相混淆了。其实元结《崳范源艘丫档煤芮宄骸肮湃擞行蠓呙朴氩∮谑彼渍撸Σ荒苤咛ㄒ哉疤鳎虮厣浇Ｅ仙炀备枰饕宰猿┐铩＝袢∽仁獚｝台，盖非愁怨，乃所好也。”在浯溪有现成山石可凭眺舒畅襟怀之际，元结既无必要也无财力构筑一座“周行三、四百步”、“高八、九十尺”的高台来。
“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这是人力所无法达到的境界。“三吾”之灵秀就在于其天然质朴，过多的堆砌雕饰，反多了奢华庸俗虚假之气。人世间的一切事物不都是如此吗？
单先生陈冠辜戴
？ 石宝宝说长论短一九九七年《书屋》第一期载署名单正平先生的文章《且说辜鸿铭》开篇写道：“第一次知道辜鸿铭是在八十年代初，读茅盾先生回忆录，其中讲他在北大读书时，辜氏上课大骂崇洋，说西洋许多东西中国古已有之，连最先进的飞机都有。《庄子》里有《列御寇》一篇，开头就说‘列子御风而行’，没有飞机，列子怎么飞。茅盾大不以为然，课后去找他辩论，辜老先生叹口气说，我何尝不知中国古时没有飞机，只是今日崇洋风实在让人生气，不得已而如此说云云。茅盾先生的回忆录记得是发表在《新文学史料》上，原文已怃从查找，大意是不会错的。”
据笔者核对手头有关史料，与单先生记忆出入颇大——茅盾先生有关回忆录中提到的人应是陈汉章，而非辜鸿铭，单先生陈冠辜戴了。为正视听，有关史实，照录如下：“陈汉章是前清末年就名驰国内的史学家，他教中国历史，自然要显一手。他自编讲义，从上古史开始，特点是重点在于从先秦诸子的作品中搜罗片段，证明欧洲近代科学所谓声、光、化、电，都是我国古已有之，而那时候，现在的欧洲列强还在茹毛饮血的时代。甚至说飞机，在先秦就有了，证据是《列子》上说有飞车。”
“有一天，他讲完课，正要走出课堂，有个同学突然问道：‘陈先生，你考证出现代欧洲科学，在中国古已有之，为什么后来失传了呢？’陈汉章皱了下眉头说：‘这就要继续考证其原因了……’那时我插了一句：‘陈先生是发思古之幽情，扬大汉之天声’。这句话可作赞词，亦可作讽刺。陈老先生看了我一眼，不说什么就走了。可是那晚，他送了个字条来，叫我到他那里谈谈……他并不生气，反而说：‘我明知我编的讲义，讲外国现代科学，在二千年前我国都已有了，是牵强附会。但为什么要这样编写呢？扬大汉之天声，说对了一半。鸦片战争以后，清廷畏洋人如虎，士林中养成一种崇拜外国的风气，牢不可破。中国人见洋人奴颜婢膝，实在可耻……我要打破这个风气，所以编写了那样的讲义，聊当针砭。’我当时觉得陈先生虽迂而实倔强，心里肃然起敬。”
有关这段史实的文字，笔者抄录自新蕾出版社一九八二年版茅盾《我的学生时代》一书中，该书中收录有《也算纪念》一文，文中叙述了上引一段史实。此文原载一九七八年《北京大学学报》社科版第三期。另外，一九九六年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茅盾自传》中也节略记载了这段史实，内容大致相同，兹不赘引。单文之误，应予纠正。
三分诸说试释之二
？ 庞 朴
学界新论
含三为一
天性参一的“参一”，不是道教所谓的精气神、虚无空之类的“三一”，而是指天具有参一性；参在这里不简单是数词三，还有统、摄、贯、合的意思，因而参一也可说成含三之一或含三为这。据文献记载，“含三为一”之说，始见于《汉书·律历志》：
太极元气，函（含）三为一。极、中也。元、始也。行于十二辰，始动于子；参之，于丑得三；又参之，于寅得九；又参之，于卯得二十七……又参之，于亥得十七万七千一百四十七（按，即3的12…1次方）。此阴阳合德，气钟于子，化生万物者也。
故孳萌于子，……引达于寅，……振美于辰，……该阂于亥。……
故阴阳之施化，万物之终始，既类旅于律吕，又经历于日程，而变化之情可见矣。
这是一幅汉代人的宇宙生化象数图。它试图说明，运行于十二辰（绝对时空）的元气，三倍三倍地向前扩生，每至一辰凝成一数，同时显出一个与辰名谐音的万物生发之象。元气如此由子至亥，万物如此由孳至该，便是大化的协和于音律、符合于历法、表现于字义的变化之情！
不无遗憾的是，这幅宇宙象数图，过分着力于渲染由一至万的进程和结果，竟忘了明白指出变化的动力与原因，难免给人一种类似汉赋那样的华而不实之感。甚至在“含三”之“三”究竟是哪三位这样的重大问题上，都留下了漏洞，至少也是留下了悬念。
以致，到了汉代刚刚结束，魏人孟康注解《汉书》的时候，便已搞不清这“三”之所指了。孟康说：“元气始起于‘子’未分之时，天地人混合为一，故子数独一也。”（见师古注引）就是说，孟康认为元气所含的三，是“天地人”；所为的一，不仅是“元气”，似乎还包括着“子”。这是对含三为一的最早解释。可惜是一种误解。
如果细按《汉书》原文，应能看到，那里虽未明说元气所含之三为何，但它标明了这个元气是太极元气。而一提到太极，自然应能想到两仪，这在当时也是一种常识；所以也就等于暗示了，这个三，是太极及其两仪，或太极加阴阳。作者的本意大概正是这样。
太极加阴阳，这只是个大概的说法。为能使太极和阴阳相加，还得指明太极的状态，指出它和阴阳的共同性来，还得指明太极的状态，指出它和阴阳的共同性来。所以紧接“太极元气，含三为一”的句子后，还有一个解释句，叫做“极、中也”。这个中，是相对于阴阳两端而言的中，但却又不是几何意义上的中或中间；而是化学意义上的中或中和，乃至哲学意义上的中或统摄、超越。因此，准确地说，太极元气所含之三不是别的，应是“阴、阳、中”。
说到这里，我们不无惊奇地发现，《汉书》上太极元气所含之三，正是《老子》上“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帛书本作“中气以为和”）的那个“三生万物”之三。
发现这一关系十分重要。它告诉我们，含三为一的思想，在古代中国，不是哪一学派独有的思想，倒像是整个文化通有的要素；至少也为儒道两大家所共享。
当然其细部又有不同。《汉书》上说含三为一是太极元气的本性，《老子》上讲负抱冲和着的是万物。从逻辑上说，《汉书》的元气本性也应下推为万物本性，《老子》的万物之三也应上溯至道原之三。不料它们都未表现出这样的逻辑彻底性，我们从两本书上也未见到过这样的明确说法。这是一桩想当然而竟不然的怪事，值得我们费些笔墨来交待清楚。
原来，《汉书》所崇奉的儒家，虽说标榜仁民爱物，骨子里始终还是视民物为消极因素的；在含三为一这样的定性问题上，最能显露出来。例如，《逸周书》里就有“人有中曰参。无中曰两”（《武顺》）之说。意思是说，并非所有人都能“参”都是含三之一，只有“有中”的人能参，“无中”的人只是“两”。要问什么样的人有中、什么样的人无中，那么它便说：“男生而成三，女生而成两”（同上）！曾有一位经师注释这两句为“有中无中谓男女形体”（见《逸周书集训校释》引谢注，清经解续编本）。此注如果不是故意逗乐，便是燕说；须知“中”在儒家是个神圣的词，用之于人，指一种德行与境界。《逸周书》的意思其实是断言女子天生不能具有中德；男子虽生而成三，具备中的基础，也仍需要修得中德，方才能参。这套道理，与“女子小人难养”同工异曲，乃儒家体系的基调之一。必须要到很晚，到张载的《正蒙》里，我们方可看到儒家人物于谈论天参之余，也说一句“人亦参为性两为体”（《易说下》）的话，明确肯定凡人皆有含三为一之性，不再添加性别条件；至于万物有无参性，仍未见有明快答复。我们都知道，张载还是位鼓吹“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的旗手哩，遑论其他人物了。
儒家的这种不足恰好是道家之有余。道家相信愈下贱的方是愈美好的，当然也是愈具冲气为和之性的；万物如此，人类亦然。这叫做“每下愈况”。在《庄子》中，随处可以碰到扑面而来的此类实例。例如轮扁论斫轮，有所谓“徐则甘而不固，疾则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于手，而应于心，口不能言，有数存焉于其间”之说（《庄子·天道》），它说的是技艺，实际是在褒扬轮扁之类的贱人具有负抱冲和的品性。而这样的品性，在大人先生那里，倒是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