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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杨订交大概是由胡适和徐志摩介绍的。沈从文步入文坛后，与他交往的主要有两种人：一是胡适、徐志摩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他们比沈年长十岁左右，大多是回国不久的欧美留学生，在学术文化界十分活跃，是主流社会中颇有影响的一代。二是胡也频、丁玲等文学青年。他们年纪较轻，却已在文坛崭露头角，阅世不深，却愤世嫉俗，思想激进，是富于文学才华和革命理想的一代。从年龄、经历上看，沈与后者感情接近；但是就思想、个性而言，他又与前者志趣相投。因此，当一九三一年胡也频遇害、丁玲返乡、而他自己也被武汉大学解聘之后，“胡适、徐志摩向青岛大学校长杨振声推荐沈从文任教职”（《沈从文研究资料》第948至949页，广州花城出版社、三联书店香港分店联合编辑发行），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杨振声（1890—1956）字金甫，一字今甫，山东蓬莱人。他的少年时代是在家乡度过的，北方渔民的生活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五四运动期间，他正在北京大学读书，是“新潮”社的主要骨干之一，曾因为火烧赵家楼、怒打章宗祥而被捕入狱。出狱后，他与冯友兰、何思源等人一同负笈美国，入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心理学专业；学成回国后，先后在中山大学、武汉大学、燕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任教。罗家伦担任清华大学校长时，他与朱自清一起筹办了中文系，并担任系主任。二十年代末，作为各方面都可以接受的人选，他离开清华，出任青岛大学校长，与闻一多、梁实秋等人一道，给这所大学带去勃勃生机。
杨振声是现代文学史上的著名作家之一。他的作品曾发表在《新潮》《现代评论》《新月》《大公报》《国闻周报》等刊物上；其中有《玉君》《渔家》《一个兵的家》《贞女》《阿兰的母亲》《她的第一次的爱》《抛锚》《报复》和《荒岛上的故事》等。杨振声虽然比胡适还大一岁，但是在《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可以看到，作为学生，他对自己的老师还是非常敬重的；他的小说《玉君》之所以获得较大成功，与胡适对他的鼓励和指导有关。
据说，他身材高大，学养深厚，性格温和，作风雅正。前不久，我在一九四七年二月三日的《大公报》上看到一篇题为《杨振声小记》的文章。该文虽然不长，但其中的趣闻轶事颇有意思。比如杨在青岛大学时，曾经邀请途经青岛的胡适前来讲演。不料轮船抵达后，因风浪太大无法靠岸，胡只好发一电报，电文曰：“宛在水中央”。杨接到电报后，亦回电曰：“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于是作者说，两份电报均有典出，可谓“用古恰切，酬答至妙”。又如杨与儿子之间的关系，与其说是父子，不如说是朋友。儿子结婚时，他不以家长自居，而是像普通客人一样前去道贺，令在场佳宾耳目一新。再比如为了研究儿童教育，他放着大学校长不做，宁肯去当一名小学教员。教学中，他讲故事绘声绘色，做游戏追逐打闹，没有一点儿“师道尊严”的影子。记得胡适在一篇文章中也说，一九三三年冬天，他与唐钺、杨振声等人应邀去武汉大学讲演。有一天，东道主似乎要考考几位学者运用“大众语”的水平，便安排他们与小学校和幼稚园的孩子们见面。胡适说，尽管他在国内“是久经大敌的老将”，在国外也往往博得好评，然而在这次“考试”中却不幸落第。在他看来，孩子们虽然可以听懂他所讲的故事，却不大明白其中含义；相比之下，“只有杨金甫说的故事是全体小主人都听得懂，又都喜欢听的”（《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三〕第1111页）。难怪《大公报》的作者要感慨地说：“与杨振声在一起，许多人都有一种‘自惭鄙吝，若鸦凤之相比’”的感觉。
一九三三年夏，杨振声不愿意与韩复榘应酬，便与沈从文一同辞去青岛大学职务，返回北平。在此期间；为教育部委托编中小学教科书是他们的主要工作之一。一开始，沈从文寄居在杨家，曾因生活困窘而典当过未婚妻的“一个纪念性的戒指”。一九八○年，旅居美国的张充和女士回忆说，当时，她的三姐张兆和与沈从文订婚不久，杨先生知道这件事之后，不仅马上给沈预付五十元薪水，还以兄长的口吻责备道：“人家订婚都送给小姐戒指，哪有还没结婚，就当小姐戒指之理。”（《沈从文研究资料》，第900页）另外，大约在一九三○年年底，胡适曾向蒋梦麟推荐杨振声担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胡适书信集》第541页）后来，该职务虽因复杂的人事关系而由胡适本人充任，但是从这件事中也可以看出杨在学界的地位。
一九三七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杨振声、沈从文与北大、清华的一批教师逃离北平，经武汉、长沙，最后到达昆明。在此期间，杨临危受命，代替教育部次长周炳琳担任长沙临时大学主任秘书，为组织北大、清华、南开等三校的师生向大后方转移立下了汗马功劳。与此同时，他却把两个孩子留在已经沦陷的北平，临走时连如何安排都来不及说，后来在来信中也顾不上交待。由《从文家书》可以看到，杨振声和沈从文走了之后，张兆和曾与杨氏姐弟相依为命。后来，张虽然因为送走他们而“轻松许多”，但又为他们在路上的安全挂念不已。
西南联大成立时，杨振声任叙永分校主任，沈从文也应聘前来执教。后来，张兆和姐妹与孩子们辗转来到昆明，沈、杨两家又住到一个院子里，再加上刘康甫父女，共同组成一个“值得纪念的”“临时大家庭”。据张充和回忆，在这个大家庭里，“杨先生俨然家长，吃饭时，团团一大桌子，他面南而坐，刘在其左，沈在其右，坐位虽无人指定，却自然有个秩序”。那时候，傅斯年，李济、罗常培等人也经常到这里吃饭聊天，给人一种其乐也融融的感觉。在此期间，沈从文除了教书之外，仍然继续与杨振声编教科书。参与这一工作的还有朱自清、张充和、汪和宗。张女士说：一开始，他们的工作“地点在青云街六号，杨振声领首，但他不常来。朱自清约一周来一二次。沈二哥是总编辑，归他选小说，朱自清选散文，我选点散曲，兼做注释，汪和宗抄写。他们都兼别的，只有汪和宗同我是整工”（《沈从文研究资料》第901至902页）。
我曾经有这样的疑问：扬振声、朱自清和沈从文既是著名学者，又是第一流的作家，他们在教书之余，为什么不从事写作，反而去编中小学教科书呢？后来才明白，他们之所以如此，除了对教育事业的深刻理解和拳拳之忱外，恐怕还与社会上出现的那股否定新文化运动的思潮有关。当时的情况诚如美国学者微拉·施瓦支所指出，三十年代初，在当局的纵容下，有人指责白话文的普及“势将驱除文言文于中学课程之外”；有人提出要“恢复用文言作为小学的教学语言”（《中国的启蒙运动——知识分子与五四遗产》第260至262页）。这大概就是叶圣陶等人为什么要在上海发起“大众语运动”、杨振声他们何以要在北平编中小学教材的主要原因。难怪沈从文在指出“当政者以白话文为洪水猛兽，实愚不可及”的同时，还明确表示；假如国内有几个人，能在“‘为大众’的原则下，肯冒点险，能甘于寂寞，认真来试写些作品，我愿意跟着这些人”（《沈从文研究资料》第961至962页）。其创作态度如此，编书动机当然也不例外。相比之下，环顾当今学界，有多少人能像杨振声、朱自清、沈从文那样，放下作家架子，舍弃学术腔调，俯首甘为孺子牛地为中小学生服务呢？
杨振声是在一九五二年全国院系调整时被调到东北人民大学的。关于晚年杨振声，我了解很少，只知道他除了被安排为吉林省人大代表、长春市政协委员外，还写过一些东西。其中比较引人注目的大概要算一九五五年所写的《回忆五四》一文了。在此之前，批判俞平伯的运动还如火如荼，但是他在文章中却如实地追述了他和俞一同参加“五四”运动的情景，并以此来表达自己的态度。这篇刊登在《人民文学》上的文章，可能也是他临终前最精彩的一笔。
对于杨振声作品的收集整理工作，萧乾先生曾予以很大关注。早在一九八三年和一九八四年，萧就多次致信杨蔚和她的弟弟杨起，希望他们能把自己父亲的作品收集起来，编成一套文集。萧在信中十分动情地说：“杨先生是五四的大将、大作家、大教育家”，“他一生为人民做了很多很多好事，也留下了极其可贵的作品，不收集起来出版，太可惜了。”萧还说，“杨先生也是我一生的恩师”，“我一定负责交涉出版事宜”。至于《文集》的序言，他在答应保证要写一篇的同时还指出，从资历和名望来看，即便是朱光潜、茅以升、金岳霖不能执笔；也应该由沈从文出面作序。这些书信还告诉我们，当时山东大学中文系的一位教授已经“慨允担任文集编辑”，后来沈从文也欣然命笔作序。我不知道该教授的工作进展如何，只是据“杨起事后说，沈写的近似大批判，无法采用”。（《萧乾书信集》致杨起、杨蔚函）对此，我看倒也不妨原文照录，以存其真，这对于研究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和命运也许是一份难得的资料。另外，不知是我孤陋寡闻，还是事情难遂人愿，我一直没有见到该文集出版的消息。我想，倘若这件事因故搁浅的话，又难免要让人扼腕长叹了：值此出版事业日益繁荣，各种“文集”争奇斗妍的时候，莫非就不能给杨先生留个立锥之地？
于是，我只能从手头仅有的两篇文章中略窥其思想风采和学术旨趣了。
第一篇是抗日战争时期杨为罗常培的学术随笔集《苍洱之间》所作的序。这篇文章除了当时随书印行外，曾发表在一九四七年一月十八日的《大公报》上，如今又收入新版的《苍洱之间》，所以很容易看到。文章说，这本书是作者在“白天游山，夜里考古”之余写成的。这种寓严肃工作于“游戏”之中的治学方法，与其说为了休息，不如说是一种更积极的研究。因为这种方式既不至于压迫我们的灵魂、糟蹋收集的资料，也不至于“使我们的学问太死板”，让“我们的人生太偏狭”。相比之下，他以为徐霞客爬山涉水的精神固然使人感动，但是读《徐霞客游记》，却感觉不到“他对山水有心领神会的乐趣”。总之，这篇序言所要表达的一个意见，就是对于有条件的学者来说，也应该多做些这种“铸山范水，嘲风笑雨”，探究学问，抒发性灵的笔墨“游戏”（《苍洱之间·杨序》）。我想，上述道理或许也是如今“八股学问”日渐式微，学术随笔大受欢迎的真正原因吧。
另一篇是他在朱自清去世后所写的《朱自清先生与现代散文》。作为相交数十年的知己，杨振声在高度赞扬朱自清文学成就的同时，又进一步指出：尽管近代散文早已“摘却了假发，卸下了皂袍”，撕破了道貌岸然的假面具，尽管“抗战前我们便有‘大众语’的运动，……抗战期间我们又有‘文学入伍’与‘文学下乡’的口号”，可是人们并没有像朱自清那样认真学习、努力使用大众语言，这就使许多作品缺少“语言的灵魂”，因而也就一直“打不进民间去”。这种一针见血的批评，对于当今那些置本土大众语言于不顾，却热衷于生吞活剥西方话语的人们，也应该是无情棒喝。
写到这里，我又不免联想起近年来学术界的一种怪现象：一方面，有人以时代不同为理由，在宣称鲁迅传统早就过时、学术与大众的有机联系已没必要、知识分子的文化批评和社会批评职能也应放弃的同时，主张只有在专业化的过程中建立起所谓“学术话语”和“专家文化”体系，才能“与国际接轨”，才能争得“学术独立”的地位；另一方面，人们又不能不痛心地发现，学术研究的失范、学术人格的萎缩已不鲜见，学术职称的贬值、学术垃圾的泛滥还在继续。所以我担心，如果没有了人民大众的理解、认可和支持，学术研究即便是再度戴上假发，穿起皂袍，摆出道貌岸然的样子，也难免要沦为装潢门面的摆设或装腔作势的工具。在这种情况下，学术中人在面临“你们有什么用”的诘难时，纵然是伶牙俐齿，也会处于“失语”状态。因此，虽然人们对目前方兴未艾的随笔热褒贬不一，但是我却以为，好的学术随笔不仅是遏制“学术滑坡”的一种文字“游戏”，而且也是实现学术民众化、语言大众化的一条有效途径。
总而言之，尽管杨振声与沈从文的成就是多方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