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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尽管杨振声与沈从文的成就是多方面的，但是最让我肃然起敬的还是他们在编写中小学生教材时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博大胸怀和从容态度。做这种工作时，他们既没有被名缰利索所困扰，也无须为评定职称而苦恼。所以我觉得，当人们醉心于各种大型文化工程以便名垂青史，或汲汲于炮制专著论文以便评个职称的时候，当青少年人文知识不断滑坡，并且影响到他们的教养、人格和价值观念的时候，当有人在指责中国人素质太低的同时，却又对十几亿中国老百姓的文化教育需求不屑一顾的时候，有良知的学者真应该像“五四”先哲们那样，把学术民众化、语言大众化作为自己毕生的追求。这样，“五四”精神的薪火才会延续下去；我们的生命才不会被那些虚名、实惠所误。
由《〈阿Q正传〉研究》而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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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人其事
一九五五年发生胡风案时，耿庸三十四岁，在其已近二十年的写作生涯中，在写作杂文、小说之外也写作评论。他在一九五一年十一月开始写作并于一九五三年三月出版的《〈阿Q正传〉研究》较之他当时的其他文章或著作更具有代表性。而这部篇幅不大的书，出版不久就得再版，但随即也横遭指责，书店突然停售。也在一九五五年五月他被捕的那一天，公安人员向他宣布：这是一部“反党的书”。这罪名是严重的，却是他始终未能接受的。
一九五一年，耿庸经过艰辛旅程从台湾经香港和广州，终于回到上海，在人民艺术剧院演员培养学馆担任文艺学教学工作，随后受聘任上海震旦大学教授，在“现代文学”（以及“现代戏剧”和“创作实习”）课程的第一讲就是《阿Q正传》。就在此时，冯雪峰在《人民文学》上发表了《论〈阿Q正传〉》一文，立刻引起他论战的激情。这不仅因为他反对认为鲁迅思想是从“进化论到阶级论”的这样的“定论”，还因为，冯雪峰此时发表的这篇论文与其在此五年前即一九四六年在《论民主革命的文艺运动》等著作所阐发的对于鲁迅思想和《阿Q正传》的基本观念有着很大的差异。一向钦佩冯雪峰的耿庸在讲授《阿Q正传》中引用过冯雪峰以前的论点，他于是感到“受了欺骗”，感到气愤。一九五二年二三月里，五六万字的《〈阿Q正传〉研究》写成，此后作了六次修改，也多少删削了些对冯雪峰的过火的讽刺，但还是难于平心静气。书出版时，耿庸已从震旦大学调至新文艺出版社工作。
现在已无法去讨论对于《〈阿Q正传〉研究》所进行的“批评”的道理了，从一开始，这场“批评”就超出了学术讨论的目的、意义和范围。而随后，耿庸署名的文章在报刊就难以发表。而一九五四年一年中，新民晚报之所以能发四十几篇署名为“郝夫”“劳默”等的文章是因为编者并不知道这些文章的作者就是耿庸。
八十年代末，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的六卷本《鲁迅研究学术资料汇编》（第五卷）在总结中国的鲁迅思想研究时说，耿庸的《〈阿Q正传〉研究》是“他所属的”“胡风学派”的观点“更全面”“更系统”的论述。这个“胡风学派”词组，我还不曾在别处看到。它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概念，我也没有从这部大书里看到解释。和在这部“资料”中同时出现的“胡风派”一样，它们究竟是政治概念还是学术概念，是颇令人困惑的。但不管这些词组出现在这部大书中涵意如何，它倒是提示给人们一种事实，即五十年代对于牵连进胡风案的人的作品的批判，与其说是从作品本身而论，不如说是因为作者被划定在一个特别的“圈圈”里。在一九五三年，虽然还没有人想到两年后会把这些文人们定为一个“反革命集团”，但“胡风派”“胡风集团”以及“胡风文艺思想是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等等实际上已是一种很有份量的政治性的划定，于是，被以各种名目划定为“胡风派”人的文章注定了将要面临的遭遇。
到一九五五年，《〈阿Q正传〉研究》的“问题”已不是“观点”上的了，而是“向党进攻”的一部分了。
从解放到现在，前后五年中，在上海的胡风反革命匪徒，配合着胡风在北京的阴谋战略，同样发动了几次对党的进攻——讨论《武训传》时是第一次，文艺整风是第二次，讨论《〈阿Q正传〉研究》时是第三次，最后一次在检查《文艺月报》的当时。总之，他们干尽了各种各样的坏事：如诅咒、谩骂、挑拨是非、造谣诬蔑，无不极尽其能。
魏金枝的《胡风反革命集团在上海的概况》（发表于1955年7月号《文艺月报》）中的这段话实质上点明了《〈阿Q正传〉研究》被划定的性质。
声讨的浪潮淹没了这本“小书”本身的内容、本身的意义。《文艺月报》一九五五年五月号以编辑部名义发表的声讨文章中说道：“一九五三年，据通讯员反映，耿庸的《〈阿Q正传〉研究》在新文艺出版社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支持和授意之下，拿到胡风集团的根据地——泥土社出版了。耿庸像胡风一样，企图打着鲁迅的招牌，抗拒党的思想改造运动。”类似的文章也在《文艺报》《文汇报》先后发表。
尽管热衷于讨伐的人们以其严厉的姿态指责《〈阿Q正传》研究》的作者是“向党进攻”，但就在这一年，冯雪峰在他的《论文集》重印时，却修改了他原先的论点。
一九八四年，淮阴师范学院教师闵抗生在他的《说不完的阿Q》一文中，提供给我们一个历史事实：
耿庸的书出版后，冯雪峰同志不但没有被那尖锐的言辞激怒，而且接受了他认为是正确的批评。一九五五年第五期《文艺学习》发表了冯雪峰的《阿Q正传》，在“作者附记”中，他说：“我在一九五一年曾经写过一篇《论〈阿Q正传〉》……收在《论文集》；后来我觉得论得太空泛，并且有的论点在解释上是有错误的，所以在《论文集》再版时就抽掉了。这一篇是最近写的，论点上恐仍难免有错误，请大家批评指正。”据冯夏熊同志一九七九年十月十二日为《鲁迅的文学道路》一书所作的《后记》中说，后写的《阿Q正传》“几乎可以看作是为了纠正前一篇错误而写的”。尤其值得钦佩的是，当冯雪峰为纠正前一篇错误而写《阿Q正传》的时候，正是他的论敌遭遇不幸的时候，身居要职，享有盛誉的冯雪峰同志不仅没有借此来个不认帐，甚或反咬一口，相反却公开承认了自己的“空泛”和“有错误”。至于《作者附记》中不提耿庸的名字，而是说“我觉得”，那是因为在那个时候已经不允许对耿庸说什么公正的话了。
也因为冯雪峰的这种学者境界，曾经在《〈阿Q正传〉研究》“二版小记”中检讨自己对冯雪峰“态度不够冷静，有所过激了”的耿庸在以后几十年中，一如从前那样对冯雪峰深怀敬意。《〈阿Q正传〉研究》的论战对象是冯雪峰，但如果仅是与冯雪峰个人的争论，它未必会受到如此猛烈的批判。它实质上反对的是当时“已成定论”而在耿庸看来是对鲁迅思想作庸俗武断的“从进化论到阶级论”的片面性观点。同时对于鲁迅笔下的阿Q这个性格及其发展的理解，他也有自己的看法。因为坚持自己的见解，因为对这种不合流的见解的执着，他付出了沉重的人生代价。在以后的几十年中，耿庸失去了人身自由达二十五年。而在一九五七年，冯雪峰也被说成是“胡风派”的人，甚至是“鲁迅受胡风蒙骗”的主要责任者而受到迫害，身心遭受严重摧残。
然而，不管事实被怎样歪曲、怎样掩盖，事实还是事实。无论是冯雪峰，还是胡风，还是《阿Q正传〉研究》的作者，他们或许观点不一、见解不同，但有一点的确相同，他们对鲁迅有着真诚的敬仰和热爱，这种感情，表现于他们的文字中，也渗透到他们的人生观中。一位从事鲁迅研究的大学教师曾对我说过这样一句话：“他们是经过鲁迅精神浸染的人。”这给予我很大的启示。
《〈阿Q正传〉研究》作为研究《阿Q正传》的“第一部专著”，在初版再版的当时，备受关注。而就作者个人写作生涯而言，这部著作显示出作者无论在鲁迅研究还是在理论思考上都走向了新的深度。然而，他的研究就此被迫中断。在他失去了人身自由的日子里，他甚至无力保存住一本自己的著作。在时隔二十多年后，他从友人手中得到一本已陈旧的《〈阿Q正传〉研究》时，真仿佛有隔世的感觉。
一九九七年的春节，我听王戎讲述了他得到这本书的经历。倘若不是他亲述，我真难相信那一切是真的。
六十年代初期，我在同住一个屋里的一个劳改人员那里偶而看见了这一本《〈阿Q正传〉研究》。这个人上海交通大学毕业，反右时被定为“右派分子”，后来加码为“反革命”，以后送到了新疆劳改农场。我极想要这本书。当时，是所谓“三年自然灾害”的时期，日子是在饥饿里挨着过的。我们每天劳动，农场每天定量供应两个馒头。我给他两个馒头，分两次，一次给一个，自己少吃点，换来了这本书。
这两个馒头是每天承受着沉重体力劳动的王戎一天两餐的宝贵食物。他说他不知道这个人为什么会把这本书带到了新疆。他不去问，他只要能够得到这本书。也许获得两个馒头的对方也不能想到，他的这本小小的书能有如此大的价值。在当时的境况下，就一般情况来说，即使是黄金二两，也未必愿意用食物去交换。
一九七九年，从新疆劳改农场回到上海的王戎将这份特殊的纪念品——这本《〈阿Q正传〉研究》送给了耿庸。这本以朋友忍饥挨饿的付出换得的旧书，不仅让耿庸恍如隔世地看到了自己二十多年前的旧作，而且它实际上还以其饱含王戎的深挚友情而成为耿庸珍存的一本书。
历时二十五年的错案得到纠正之后，耿庸恢复了名誉。但此时，他已经找不回在受难的日子里失去的以往发表过的和未发表的文稿。一九八四年，海峡文艺出版社要出版他的杂文集，一些好心人帮他在旧报刊上找到不足其三十年代四十年代间创作的百分之二三的文章，后又找到少量五十年代发表的文章，编成一本《回收》在一九八五年出版。
我曾从上海图书馆的书目中看到他在五十年代初期出版的《从糖业看台湾》《他就是你的敌人》《论战争贩子》等著作，但由于图书馆搬迁的影响，我至今未能再见到这些书。王戎送给他的这一本《〈阿Q正传〉研究》是他以前出版的旧作中留存的唯一的一部著作。
不知该说是人因文而受难，还是文因人而受难，也许是互为因果，无法分别。
尽管有研究者认为“胡风学派虽然受到粗暴批判，但他们有学术上的价值，在学术界受到高度重视”，也的确，在《〈阿Q正传〉研究》出版后的几十年中，对于它的评论仍在书刊中出现。然而，这部小书自作者“案发”时起就被打入冷宫，在以后并未得以重印，于是，无论对其作怎样的褒贬，对于看得到评论却看不到原著的读者来说，仿佛是参与一场“缺席审判”。而且事实上，几十年被划定的“胡风派”符号仍然有着其不可低估的影响。它使本来学术观点各有特点的人因为被网在同一种符号里而阻碍了人们对他们的理解，甚至使他们各自有区别的学术思想被框进一些内容不明确的概念中，这毕竟是令人遗憾的。
一九九六年，耿庸把这部专著编进了他的文学理论文集《文学苦话》，他原说要为《〈阿Q正传〉研究》的重印写一个长长的后记，写出他长久以来累积于心头的话，但以后又改变了主意，觉得这些话都可说可不说，他只需写个小小的说明，提示读者注意这是五十年代的作品。后又觉得这个说明也似乎不很必要，因为原书中已注明写作和出版的日期，不必再作说明。最后决定将这部小书原样重印，一字不改。
事隔四十多年，使这部小书重新面世，并不是要为它作什么“正名”，它的主要意义只在于给今天的读者提供一份真实的完整的资料。这其中是一个热爱鲁迅的作者在鲁迅研究方面的心得，或许仍可供参考或思考，而同时，这本书以及围绕着它的非非是是也还可以让读者看到一个时代的印迹。
一九九二年五月，耿庸回答记者提出的有人说张中晓五十年代也很“左”的问题时说：
现在倒回去读五十年代的评论作品，大抵是会有一种或多或少的格格不入的反应。批评文字中喷出那种“左”味儿的豪强气，中晓的文章有，我的文章也许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