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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所看到的这个样子。”王向远：《中日现代文学比较论》，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页。——这样的断语是针对整个中国现代文学而言的，但用在吕赫若这一作家个体身上，却更为恰当。因为对处于从小就接受日本文化的熏陶和影响（尽管这熏陶和影响与日本的殖民统治连在了一起）的吕赫若来说，我们完全可以认定：离开了日本文学独特的审美传统与艺术观念，就无法完全理解吕赫若小说创作的文学特征，无法把握他的艺术追求与理念。
三、文艺观念与艺术追求的多元化
一个作家自觉的文艺主张与他本人的创作实践不一定会完全一致，这种现象在中外文学史上都屡见不鲜。吕赫若是一个对文学有着深切热爱和特殊感悟的艺术家，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他自己对文学艺术的理解与感悟，是很难用某种单一的理论概括得了的。正像吕赫若在评价张文环的作品《山茶花》时所说的那样：“创造这种文学，绝不是单凭理论，也不是单靠桌上苦读就一蹴可几的。这得全凭生活力，体内流动的血液，浪漫气质以及天才而成。”吕赫若：《我思我想》，吕赫若著、林至洁译《吕赫若小说全集》，（台北）联合文学出版社有限公司1995年版，第561页。陈万益认为，这段文字完全可以看作是吕赫若自己的一种赤子自道。陈万益：《萧条异代不同时》，陈映真等著《吕赫若作品研究——台湾第一才子》，（台北）联合文学出版社有限公司1997年版，第13页。陈万益的看法当然很有道理，因为这段文字的确是一位对于创作甘苦有着切身体会的作家，发自内心深处的肺腑之言。不过，笔者更看重吕赫若在这里使用的“生活力”一词，因为由此可以看出吕赫若把对生活的观察与体验提升到了何等重要的位置。只有真正地深入到生活中，诚实地把自己对生活的独特感受，以艺术的形式表达出来的小说，才是真正的艺术作品。因此他一再强调：“文学的学习就是人生的学习，也就是生活的学习。”而“生活贫乏的文学会令人觉得厌恶”。同①，第562页。从这样的立场出发，吕赫若坚决反对文学创作上过于急切的功利主义态度，更反感于艺术上的粗制滥造。他对当时台湾文坛上过于浮躁的不良现象，给予了猛烈抨击：“一般人认为只要有人常发表作品，‘他就是大家，他非常努力’，因此就追随他。可是当他沉寂，人们就马上认为他很差劲。”事实上，“不发表与不努力是两码子事”，而在吕赫若看来，“与其勉强挤出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倒不如遂心悠闲地丰润生活”。同③。只有生活的源泉丰富了，艺术之花才能开放得灿烂辉煌，这很容易使我们联想起古人所强调的“功夫在诗外”的主张。
在深切地感悟到文学本身的独特品质与价值的同时，吕赫若甚至提出：“文学家不该涉足政治方面。要用力于生产作品。”《吕赫若日记》未刊本，1943年2月28日。因为他深切地懂得，在文学的道路上，从来都离不开呕心沥血般的执着与专注，在这条路上前行，该需要何等坚忍不拔的意志与毅力：“文学终究是苦难的道路，是和梦想战斗的道路。”同①，1943年7月24日。而对艺术之美的高度看重，也是吕赫若文艺观念的重要方面：“啄木的苦难生涯！是艺术家必走的命运。我们也不能不觉悟。但艺术直到后世犹然动人心弦者还是‘美’。”同①，1942年2月25日。作为一名精通音乐和戏剧的艺术家，吕赫若显然对艺术之美那特有的荡涤与撼动人心的力量，有着痛切而敏锐的体悟。
似乎不必要列举太多的例子就可以说明，吕赫若对文艺的理解与感悟其实更像是一种相对矛盾的综合体，呈现出明显的多元化、综合性特征。而这，又离不开他那开阔的文学视野，特别是他对世界文学遗产的广泛涉猎与吸收。笔者在前文中已初步分析了吕赫若与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念、西方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精神以及日本文学传统之间的直接关联，其实，除了这三方面的影响之外，还应该从一种更为宽广和阔大的文学背景上，去把握和理解吕赫若的文艺思想及其艺术渊源。尽管由于资料的匮乏，我们无法全面了解吕赫若接受中外文学滋养的心路历程，但通过他在1942年、1943年、1944年三年期间的日记，足以管窥到吕氏阅读范围和文学视野的宽广与开放，以及他文学修养的深厚博大。在日记中，吕赫若记录最多的就是他自己的阅读经历以及勉励自己不断努力、写出好作品的话语。笔者作了一个粗略的统计，发现仅1942年的日记，吕赫若日记中提到自己正在阅读的外国作家，就达四十多位。这些作家中，除了前文提到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之外，还有西方古典作家和现代主义作家；既有世界著名作家，也有一些在文学史上属于二流、三流，甚至不怎么出名的作家。从但丁的《神曲》、中世纪西欧的文学作品，到苏联作家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法国作家马赛尔·阿尔郎的《坚强活下去》等作品，奥地利作家法蓝兹·群弗尔的作品，吕赫若“一个都没有放过”，而是相当仔细、认真地阅读和借鉴，可见他是一位多么勤苦而且嗜书如命。他曾经发誓要“读破古典作品”《吕赫若日记》未刊本，1944年1月1日。。其实被吕赫若“读破”的何止古典作品，西方现代主义大师如詹姆士·乔埃斯等人的作品，他也同样爱不释手，并在日记中留下了“很受《给我泥土》那篇所感动”的记载。同①，1942年10月4日。对于祖国大陆的现代作家，吕赫若尽管提到的不是很多，但林语堂的《京华烟云》、老舍的《骆驼祥子》等作品，他都已详细阅读。尤其是对《骆驼祥子》，吕赫若的感受是“相当有趣”，并“惊叹其规模宏大”。同①，1943年5月22日。而吕赫若对中国古典文学名著《红楼梦》的喜爱，简直到了如痴如醉的程度。不少现代作家如鲁迅、巴金、张爱玲、白先勇等，都对中国古代文学最伟大的作品《红楼梦》推崇不已，吕赫若也是其中之一。他在日记中多次提到正在把《红楼梦》翻译成日语的事情，并勉励自己说：“尽管费上十年工夫也行，一定要把这杰作译出来，广为流传。”还强调“这是自己作为一个台湾人的义务”。同①，1942年3月14日。他还萌生过把真实地描写了中国人生活史的《红楼梦》改写成戏剧的愿望。同①，1942年3月3日。可惜这些志愿都未能完成。
由此可见，吕赫若的艺术趣味其实是非常广泛的，笔者认为甚至包含了西方现代主义、日本新感觉派等多种艺术情趣在内。笔者特别注意到1942年7月6日的日记中，吕赫若这样记述道：“拿出《京华烟云》来看，惜其太过理性。”作为中国现代著名作家的林语堂，在散文和小说领域里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吕赫若惋惜于《京华烟云》的“太过理性”，正说明了他本人其实是反对文学创作上的理性主义倾向的。而据吕赫若日记记载，吕赫若还曾详细阅读过日本文艺评论家河上彻太郎所著的《文学的人性论》。《吕赫若日记》未刊本，1943年4月26日。这种开阔的视野与胸襟，实在令人惊叹。我想，这也可以解释吕赫若为什么会对自己的人生信仰和艺术理念如此执着坚定，却又那样宽容平和。
第三章 《牛车》时代
《牛车》是吕赫若的成名作，同时也是他的代表作。《牛车》能够成为台湾文学史上最重要的短篇小说之一，最主要是得力于作品那冷峻深邃的现实批判力。吕赫若与20世纪30年代海峡两岸的左翼作家们一起，揭示了伴随着殖民化的畸形“现代化”给底层百姓造成的巨大冲击。而《牛车》所表现出来的与社会批判意识相应的底层关怀、与现实关切不可分割的道德情怀，则构成了吕赫若整个小说创作的重要思想特质。
第一节 《牛车》与上世纪30年代海峡两岸社会
1934年，吕赫若刚刚从师范学校毕业担任教职，就创作完成了平生第一篇小说《暴风雨的故事》。他原本把这篇小说投到了张文环在东京主编的一家文学杂志，可惜稿子寄到时，这家杂志已经停刊。但吕赫若并没有因此气馁，而是继续执着地进行创作。第二年，他的不朽名篇《牛车》问世。这是继杨逵的《送报夫》之后，又一篇被日本著名左翼文学刊物《文学评论》（1935年2卷1号）重点推出的台湾作家创作的小说。在该杂志的《编辑后记》中，还特意有一段关于这篇小说的说明文字：
创作栏的吕赫若氏是住在台湾的新人。受到曾经当选本募集小说杨逵氏《新闻配达夫》（按：《送报夫》原名为《新闻配达夫》。）的刺激，突然间台湾文坛之活跃令人惊讶，所以在此又介绍一位台湾的新人作家，是本志非常引以为傲的。这篇《牛车》是比《新闻配达夫》更优的佳作，故敢以推荐。
现在看来，当时《文学评论》编辑的眼光实在是很有见地的。《牛车》发表后，在台湾岛内外都引起了强烈反响，第二年，还被祖国大陆的著名文艺理论家胡风翻译成汉语，与杨逵的《送报夫》、杨华的《薄命》等小说一起，选入《朝鲜台湾短篇集——山云》一书，经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这是日据时期被介绍到祖国大陆的最早的台湾小说。二十二岁的吕赫若，因其而一举成为台湾文坛上一颗耀眼的新星。他对社会现实的强烈叛逆与不满，终于在自己坚定的信仰和执着的左翼文学实践中，找到了一个情感宣泄的突破口。
一、殖民统治下“现代化”的陷阱——
《牛车》的思想内蕴解读作为台湾文学史上最重要的短篇小说之一，《牛车》的情节并不复杂：农民杨添丁一家一直依靠着牛车拉活谋生，尽管生活很不宽余，但总算过得下去，正如杨添丁所念念不忘的那样：“在双亲遗留下来的牛车上迷迷糊糊拍打黄牛的屁股，走在危险、狭窄的保甲道时，口袋里随时都有钱。”但是随着汽车等机械工具的侵入，再像过去那样依靠牛车拉货以谋生的方式实在是行不通了。这是显而易见的：无论速度还是效率，彳亍前行的牛车都无法和现代化的机械工具相抗衡。小说描写道，杨添丁走遍了镇子上所有的制材工厂、米店、批发店，但没有人肯雇佣他的牛车。处于困顿中的杨添丁也曾试图再去做一回佃农，但他连向地主交的租金都无法凑到，又有哪一家地主愿意把地租给一穷二白的杨添丁去种呢？被生活逼迫得走投无路的杨添丁怎么也不明白：“在米价昂贵的从前，可以快乐地过日子。却在米价便宜的今天，每天为米烦恼。”与杨添丁一样“不明白”的还有他的妻子阿梅，作为一个没有多少文化与见识、性格又有些泼辣的农村妇女，阿梅对自己不幸的社会根源缺乏起码了解，却只能整日对丈夫发牢骚：“我只知道你在逃避。不是赌博、懒惰，就是去找女人……”杨添丁面对如此“内忧外困”的局面却无能为力，只能任凭妻子卖身养活全家。小说的结尾处，杨添丁在警察的欺诈和妻子的奚落面前，终于铤而走险，干起了小偷小摸的勾当。但刚刚偷了第一次，拿着几只家禽到市场上“销赃”的时候，就被警察“大人”逮个正着，“之后，有关他的事就杳无音讯”。
杨添丁一家的悲剧命运，最为典型地表现了殖民统治下，日本现代机器文明对殖民地台湾底层百姓生活的冲击。众所周知，所谓“文明”、“现代化”一类冠冕堂皇的字眼，一直是西方殖民主义者为自己的侵略行径进行辩护和矫饰的遮羞布。在“文明”、“进步”的光环下，殖民主义者不仅摆脱了霸占别人土地、抢夺异族财产的道德焦虑感，还以“现代文明”的使者身份君临殖民地，声称自己肩负着“开化”被殖民者的“光荣”使命，使自己的侵略行径显得冠冕堂皇。据说，当日本打败中国，占领台湾之时，日本著名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就曾宣称：“这是文明战胜野蛮”，并为殖民主义的侵略行径张目说，日本的目的是要“唤醒顽冥的支那人，将其导向文明”［日］福泽谕吉：《福泽谕吉的台湾论说（一）》，《台湾风物》第41卷第1期，1991年3月，第89页。，吕正惠先生曾对此感叹：“福泽为日本近代最著名的启蒙思想家，而其想法竟如此‘霸道’，颇出人意外。”吕正惠：《殖民地的伤痕：脱亚入欧论与皇民化教育》，《殖民地的伤痕——台湾文学问题》，（台北）人间出版社2002年版，第92页。吕教授的“意外”，显然与对殖民主义者怀有过高的道德想象不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