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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车》中的杨添丁一家被“工业化”、“现代化”的社会变动逼迫得走投无路、家破人亡的故事，不必再重复；而《暴风雨的故事》中的农民老松的现实处境，也丝毫好不了多少：他辛辛苦苦种下的庄稼遭到暴风雨的袭击后损失惨重，然而地主宝财照旧催缴重税，还抢走了老松家里仅有的“财产”——两头猪；他的妻子罔市五岁的时候就因为家里太过贫困，被送（其实是廉价出卖）到老松家当了童养媳。她长期作牛作马，承受着生活的巨大压力，又多次被地主宝财侮辱和欺凌，还威胁她一旦声张出去，就要把租给老松家的田地收回，不堪凌辱的罔市最终自杀身亡。在一个豺狼当道的丑恶社会里，对善良弱小的穷苦人来说，他们抗拒或逃离压迫的惟一方式或许只有死亡了。
即使在吕赫若的其他作品中，我们也同样看到，吕赫若向读者展示的底层农民的贫困以及他们所受到的欺压，几乎达到了令人触目惊心的程度：
大门开着，他们走进去时，漆黑屋里的某处，有竹床的咿呀声，以及响起老婆婆嘶哑的咳嗽声。
“祖母！我是金生。木火回来了吗？”
“还没有啊！”黑暗中有声音回答。
这时，人声中夹杂着猪叫声。大头觉得很讶异，于是点起灯来。朦胧、昏明的屋里浮现竹床，眼盲的祖母就坐在边缘。受光明惊吓到的两、三只老鼠，急奔到竹床里。房间角落有两只猪相偎在一起，前面有一堆粪干硬了。目睹此一情景，金生不觉得眼眶热热的，催大头将猪赶进猪舍，自己也将粪弄出门外，然后清扫脏污的室内。
这是小说《石榴》中的一段文字，它所表现的是农村中处于最边缘最贫困状态的被遗弃者的生活景象：相依为命的母孙两人，一个因发疯而人事不知，逃离家门后下落不明；一个则因为年老眼盲、行动艰难，竟然与两头猪在一起生活了很长时间却不被人知。他们过的是一种怎样的生活啊！那简陋狭小的房间，昏暗惨淡的灯光，受到惊吓而四处乱窜的老鼠，以及早已干硬的粪便等意象，处处显示着人物的生活困顿与精神麻木，以及作者内心深处的辛酸。事实上，当人的生活困顿到动物一样的境地、甚至连动物都不如的时候，他们的心灵也很容易沦落到动物般的麻木与昏暗。而他们如此悲惨的命运，最直接最主要的原因还在于不公平社会制度的欺压与奴役。
在一个病态和缺乏人道关怀的社会里，那些挣扎在底层的广大百姓，往往被迫承受着任何动荡乃至“变革”所付出的代价与不良后果，相反，那些处于特权阶层或掌握着大量社会资源的少数高官显贵们，却可以轻而易举地从中谋取最大限度的私利。
吕赫若不仅从外部社会环境与物质层面的角度，真实地向读者展示了这些底层百姓和社会边缘者们的不幸与灾难，表现了他们所遭受的侮辱与欺凌，更把笔触伸向了这些人物的灵魂深处，揭示了社会的种种压迫和欺凌，对他们的心灵所造成的灾难性后果。这些可怜的弱小者们，他们长期隐忍含垢、饱经痛苦与灾难，但他们也有着作为一个人的尊严要求与心理敏感，而长期压抑、痛苦与恐惧的生活，以及对于人生前景的绝望心境，最终导致了他们心灵的扭曲与变形。笔者认为吕赫若笔下的一系列因长期压抑和屈辱而导致的精神失常者形象，特别需要引起注意。如《前途手记》中的淑眉、《财子寿》里的玉梅、《石榴》中的木火等。尽管他们的身份、地位与性格各自不同，但被凌辱被压抑的命运却是共同的，而他们在这种长期压抑、恐惧和愤懑的环境中所发生的性格异化、直至精神疯狂的人格发展历程，也大致相同。
在这里，笔者以木火为例作一个简单的分析。即使是在贫穷的农村中，木火也应该属于那一类最边缘最底层的人们中的一员。他十岁时父母就离开了人世，尽管有两名兄长一度与其相依为命，但迫于生活的压力，大哥金生入赘到邻村人家做了上门女婿，二哥大头也给地主家当了长工，他们都自顾不暇，哪有能力再来照顾幼小的弟弟呢？于是木火被送给别人当了螟蛉子（义子）。但他在养父家与其说是义子，不如说是免费的劳动力。他的养父在其工作的地方养了个女人，从不回家，只留下瞎眼的“祖母”与他一起过着极度贫困的生活。老“祖母”年迈体弱，起码的生活都不能自理。正因为长期过着一种猪狗不如的生活，处于长期孤独、压抑与被排斥的人生境遇，生性内向而卑弱的木火终于发疯。当他离家出走又被大哥金生发现时，已经完全处在了人事不知、生不如死的生命状态中：
“喂！木火，你去了哪里？”
木火一点也没有抵抗，只是将嘴张得很开，保持脸朝向苍穹的姿势，动也不动。这时就着微光，金生才发现弟弟的口中有发臭的东西，手里拿着树枝。仔细一瞧，当然会臭，因为是牛粪。瞬间金生燃起无名火，“傻瓜！吐出来！”
木火竟然发疯到了口含牛粪而不知其脏与臭的程度，其生命状态也就完全沦落到了动物不如的可悲境地。这就难怪在金生看来，弟弟木火“已经和自己完全没有关系，变成另外一个世界的人”了。而对于这些一贫如洗的底层百姓来说，面对疾病的从天而降，他们惟一能做的恐怕只有听天由命了。金生把弟弟找回来后，只是把木火锁到柴房里关押起来而已，根本没有想到也没有能力带他去医院治病。被关押起来的木火日常生活如何被护理，文本中没有交代，但可想而知，他身边最接近的几个人，那年老眼盲、生活不能自理的“祖母”、整天忙于农活的大哥金生以及为别人家做长工的二哥大头，都不可能有暇或有能力照顾一下发疯的木火。而摆在已完全沦为别人累赘的木火面前的，恐怕就只有死路一条。所以没过几个月，木火就默默地离开了这个世界。而在他生命中最后一段日子里，即使是木火最亲近的大哥金生，虽然在心里“依然没有忘记弟弟衰弱的身影”，但终因“实在太忙碌，一天拖过一天”而“耽搁了探望的日子”，以至于木火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他的两名兄长都未在身边。也许，丧失了生活能力的木火的死亡，正是周围人们在潜意识里暗暗期待的结果？而从另一个角度来讲，木火的死亡也许是他逃脱这苦难世界的最好的归宿。
当然，吕赫若不仅写出了底层百姓的苦难与不幸，写出了在苦难与不幸面前、这些小人物是何其软弱渺小与无能为力，更刻意挖掘了他们内心积聚的强大生命力，他们面对历史宿命的从容与坚定，以及面对苦难现实与不公平社会所表现出来的顽强抗争精神。小说《百姓》就通过一个颇为有趣的事件，揭示了深藏在民间的一种凝聚力，一种底层百姓自发的、朴实而淳厚的互爱互助的精神。这篇作品不仅情节非常简单，而且篇幅也很短小：“姓陈的农夫与姓洪的农夫”虽然是隔壁邻居，但平日里极不和睦，有时候陈姓农夫喂养的鸡一进入洪姓农夫家的田地里啄食，姓洪的农夫立刻宰杀之；而灌溉农田的时候，陈姓农夫即使把流经自家田地的水任意溢往他处，也决不愿意分一滴水给急需灌溉的洪家的农田。如此看来，两家简直达到了反目为仇、势不两立的程度。但是，在特殊时刻的战争环境里，他们的心灵却紧紧地贴在了一起。当时，空袭的飞机正在半空里盘旋，陈、洪两家与村子里的其他农夫们都躲在甘蔗园里避难，偏偏洪家的媳妇眼看就要临产。正在这紧急时刻，多亏了陈家老妻跑过来充当起产婆，于是，“在敌机下，陈家的妇人与洪家的女眷，在家中与甘蔗园间来来往往，又是热水又是尿布，忙得不亦乐乎”。
所谓危难之中见真情，两家平日里由鸡毛蒜皮一类琐事而导致的怨隙，也在顷刻之间化解得一干二净。的确，正是这种质朴深沉的关爱与同情，才促成了普通民众之间不可分割的强大凝聚力。在安逸、懒散的和平环境里，这种凝聚力或许表现得并不那么显著突出，甚至被一些表面的现象所掩盖，但它深藏在民间，一旦遇到战争、极端困难等特殊情况，它就会如同火山喷发般地突现出来，成为一个民族不可战胜和毁灭的强大的精神资源之一。值得注意的是这篇小说发表于1944年12月份的《台湾文艺》上，当时正是太平洋战争正酣、日本殖民当局日薄西山的特殊时期，吕赫若对民间精神资源的这种挖掘与张扬，看起来似乎是对战争时局的一种“回应”，但隐藏在背后的那种深沉的民族认同情感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谈到面对苦难时的从容与坚定，《石榴》中的金生在这方面是很有代表性的。——我发现又不自觉地回到了小说《石榴》这里，而且我必须承认，《石榴》是我最喜欢的吕赫若小说之一，也是我读到的屈指可数的对我最具有震撼力的现代白话短篇小说之一。作品中那充满着原汁原味的农村生活细节，以及作者对处于社会底层中的农民们原始生态与心态的艺术表现，都是那么活灵活现。尤为可贵的是，作者通过这些原汁原味的生活细节，表现出的是生活在最底层最边缘化的普通百姓心灵深处的、那巨大的原始强力与生命力，揭示出了他们个性中深沉的从容、坚忍与顽强。作为失去双亲的金生兄弟仨人，尽管长期挣扎在极度贫困的生存底线上，但他们还是茁壮地成长起来了。不幸的是，最小的弟弟木火因精神失常而离开了人世。死去的人尽管去了，活着的人还是要顽强地活下去，尽管这生活是那样艰难。金生的吃苦耐劳、扎实肯干，“精神不输水牛”的生命活力，赢得了包括地主黄福春舍在内的乡邻们的普遍好感。在黄福春舍的说和下，金生与二弟大头先后以“入赘”的形式结婚成家。——只要稍微了解他们的生活境况，就会感叹能达到他们的人生能走到这一步该是何其不易！
金生当时答应入赘别人家的期限是八年。八年之后就可另立门户。小弟木火夭折、二弟大头结婚的那一年，金生已为妻子的兄嫂家勤苦地劳动了七年。因此凭他在兄嫂家的位置，筹措到大头定亲所需的费用并不是太困难的。而未能照顾好小弟木火的愧疚心情，更促使他暂时忙完农活之后，就迫不及待地按照传统的乡间习俗，为离开人世的小弟举行了“合炉”的仪式，并把自己的一个儿子“送”给小弟作为“过继”的孩子，以使小弟的香火有人继承。这虽然仅具有象征的意义，但金生对弟弟的殷殷情谊，却是跃然于纸上的。作者以《石榴》为题来命名这篇小说，是否也隐含着他要以石榴这种朴素、平凡却有着旺盛生命力的植物、来预示金生兄弟“多子多福”的美好祝愿？笔者也同样深信，这种在生活重压和凶险面前、仍不失顽强与坚忍的个性品质，恰恰是一个民族生生不息、不能被摧毁与被消灭的坚固力量所在。
吕赫若小说中显示出来的这种强烈的底层关怀，是与中外文学作品中渊远流长的现实主义精神与人道主义情怀密不可分的，更与祖国大陆的五四新文学有着天然的精神关联。我们看到，作为中国现代小说之父的鲁迅，其作品中塑造的人物形象，往往是那些处于社会最底层最边缘化的寡妇、被经济压迫逼迫得日不聊生的农民，以及手无缚鸡之力、无依无靠的破落书生和无家可归、为生活所迫、只能四处流浪的游民等等。鲁迅把同情与关切的目光，投向了那些被歧视被遗忘的处于社会最底层最边缘化的人物身上。这样一种人道主义精神和发自内心的底层关怀，是“五四”以来的中国现代作家们共同的思想情感特质。事实上，文学一刻也不能停止对社会底层百姓的关怀。一个社会一个民族特定历史时期的文学思潮，可以而且应该丰富多彩，但决不应出现底层关怀整体缺失的可悲状况。这里的道理是非常明显的：因为历史的真正力量始终深藏在民间，深藏在底层百姓们的心间。只有他们，那些看起来无声无息、弱小而卑微的“沉默的大多数”，才是人类社会真正的支撑者。而文学艺术作为人类情感的重要表达形式，它只有不断地从这些“沉默的大多数”身上汲取营养，才能获得自身的力量源泉，才能取得自身的长足发展。文学，如果仅仅是达观贵人的消遣和小巧玲珑的摆设，那么尽管它可以很美很艺术化，也注定不能体现一个时代的文学主潮。从这个意义上讲，不论是鲁迅、老舍等现代文学大师，还是以吕赫若、陈映真、黄春明等为代表的台湾乡土文学作家，他们都以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