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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现实关切中的道德情怀
与底层关怀密切相关的，则是吕赫若小说那现实关切中不可抑止的道德情怀。作为一名有着强烈正义感和崇高社会理想的现代文人，吕赫若对于“恶”的横行霸道及其对“善”的摧残有着特殊的敏感。我们完全可以说，这种对黑暗现实的强烈不满和反抗情绪，也可以说那现实关切中的道德情怀，恰恰是吕赫若走向小说创作的原动力。
《牛车》中杨添丁和妻子阿梅的遭遇至少向我们揭示了这样一个悖论：社会先是逼迫着处于社会底层的善良者们不得不走向“堕落”，铤而走险违犯法律，然后被恶人控制的社会机器又动用虚伪的道德与法律，把他们作为整个社会的祭品加以惩罚。为了养活全家，阿梅只好去卖身，但她却要遭受巨大的舆论与道德压力；而杨添丁在被警察“大人”罚款却又拿不出钱的困境中，只好冒险去干一些偷鸡摸狗的勾当，但他很快再次被警察抓住，从此音讯全无。一对善良者就这样被从精神到肉体彻底毁灭了；同样，《暴风雨的故事》中的老松，在妻子罔市被地主宝财奸污羞辱而死、家破人亡之后，愤而杀死了宝财，老松自己则步入了犯罪的深渊：由原来唯唯诺诺、胆小怕事的善良者变成了一个损害他人生命的罪犯——“恶”最终完全吞没了“善”。
吕赫若在小说《风水》中，还以冷峻细致的笔墨，表现了在现代物质文明的冲击之下，仁、义、礼、智、信等传统美德从人们心目中的流失。——这同样是一个“恶”战胜“善”的故事。小说中的周长乾、周长坤兄弟两人无疑是善、恶两个极端的代表。兄长周长乾老人忠厚坦诚、为人和善，即使弟弟对他屡次不义，但他也没有一点憎恶弟弟的心情；在对待自己的子女方面，周长乾更是以宽厚为本，任其自由发展。弟弟周长坤就完全不同了。在他身上，可以说集贪婪、自私、专横与诡计多端于一体。以至于当地人甚至背后骂他为“乞食坤仔”，意思是虽然富有、却像乞丐一样吝啬贪婪。仔细分析起来，在周长坤身上集中体现了传统文化之糟粕与现代文明之唯“物”倾向的畸形结合。对于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他汲取的只是封建迷信的糟粕部分，而把其中敬畏自然、尊敬祖先、忠孝诚信等美德抛弃得一干二净；而对近代以来涌入的西方文明，周长坤深深服膺的只是其中赤裸裸的利己主义成分。
为了达到自私自利的目的，他可谓是不择手段。只要于自己有利的事情，周长坤机关算尽也要做到。至于什么亲情友爱、孝顺父母等，在他眼中都算不了什么；而周围人们对他的评价如何，周长坤更没有丝毫的顾及。但正是因为这种毫无顾及、“勇往直前”的性格，却形成了周长坤这一类贪婪的自私自利者们在获取财富方面的强大优势。所以，尽管人人都鄙视周长坤的为人，部落居民也大都愤慨老天的不公，但周长坤一家还是无可阻拦般地“发”了起来。不能否认周长坤虽然自私专横，却不乏眼光与见识，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站在了时代的前列。例如他早就预感到医生这个职业的“利好”，于是先后让自己的两个儿子进了医科专门学校，后来成为当地较有名气的医生，这成为周长坤一家日益发达的重要原因。作者对周长坤本人的外貌描写，也具有某种预示性：他虽然已经五十多岁了，但脸上的皱纹却很少，而是充满油质，一副容光焕发的样子。作者还使用了眼光“锐利”、动作“敏捷”、“精神抖擞”等一连串词语，充分渲染了其活力的充沛和生命力的旺盛。相反，周长乾一家就没有这样的好运气。在弟弟的霸道与嚣张面前，周长乾却束手无策。这本身就反映了在日益强大的“恶”面前，“善”是何其软弱无力。周长乾一家的“败运”以及他本人身体的每况愈下，与弟弟周长坤一家的蒸蒸日上，可以说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周长乾在那样一个物欲横流的时代，注定要像不合时宜的唐吉诃德一样彻底失败。
而在吕赫若的绝大多数作品中，我们都可以看到代表“恶”的那一方永远是那么强大而有势力，他们为所欲为、横行霸道似乎无所不能，而在另一方，善良的弱小者却永远像沉默的羔羊一样任由他们宰割。《庙庭》、《月夜》、《财子寿》、《前途手记》、《女人的命运》、《冬夜》等作品，写的都是善良天真的少女少妇们如何被虐待被迫害，最终或者被“恶”势力所毁灭、或者被“恶”所同化并与“恶”一同沦落的故事。
尽管“善”与“恶”在不同时代、不同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涵，但善与恶的冲突与交织却永远是人类社会永恒的主题。而“恶”的强大与“善”的弱小，“善”在“恶”面前的无能为力，也就成了人类亘古以来的永恒悲哀。尤其是在一个豺狼当道、人妖颠倒的社会里，要想依靠正当、合法的手段去谋生几乎是不可能的。道德的沦丧与物欲横流几乎成为了现代社会的通病。尤其是在社会转型和变动时期，旧有的传统道德观念已经分崩离析，新的社会规范和体现人性向善的价值观念还没有及时确立起来，于是那种释放和激发起原始本能的损人利己、不顾廉耻的处世哲学，往往会猖獗一时。
艺术，作为爱与美、真与善的重要表现形式，它不仅与金钱所体现的人的物欲化倾向是格格不入的，也与权势等传统黑暗势力势不两立。文学，常常是善良者充满义愤的歌哭，弱者悲哀心灵的流露。文艺作品最主要的魅力，就在于作家把自己体验到的微妙细致的感受，把自己最真挚的情感与性情，通过优美的形象和形式传达了出来，使得我们阅读这些作品的时候，总能唤起心底深处的一种感动。这种感动，用文学理论的观点来说，就是一种“共鸣感”。我们在这种感动中，不仅获得了心理的慰籍和满足，更重要的是，它还唤起了我们心中美好的感情，唤起我们对“真、善、美、爱与自由”的憧憬与渴望，促使我们感奋向上。这是古今中外一切优秀文学作品所共同具有的特征与功能。吕赫若的作品自然也不例外。作者把对社会不公的强烈抗议，对压迫人、奴役人的黑暗势力与社会制度的深沉控诉，以及对公平、合理与社会正义的热切向往，都通过自己的小说集中地表达了出来。因此，尽管包括吕赫若在内的文学作品当中，随处可见的是“恶”对于“善”的毁灭与吞没的故事，但我们的阅读感受并不是完全、彻底地对整个社会和人类丧失信心和希望，相反，却更加激起了我们对于“恶”的愤怒以及对“善”的向往。
第四章 殖民地与女性
对女性命运的特殊关注，是吕赫若小说的一个基本倾向。他那些最受关注的家庭题材和婚姻爱情作品，大都隐含着女性解放的主题。正如台湾学者张恒豪所说，吕赫若善于“透过冷酷的笔触，剖析农业经济过渡到工商经济中个人和家族的困境，特别是封建性生产制度下的农村家庭结构，以及台湾妇女在封建桎梏下的悲剧性命运，尤为他所关怀的主题”。（张恒豪：《冷酷又炽热的慧眼——吕赫若集·序》，《吕赫若集》，（台北）前卫出版社1991年版，第10页。）
吕赫若以饱含同情的笔墨，抒写着台湾女性处于传统封建桎梏与殖民统治双重压迫之下的种种苦难和不幸，以及她们在这苦难和不幸中的挣扎与沉浮、坚忍与顽强。因此，要探讨吕赫若的创作个性与小说特色，就不能不对他所倾力塑造的女性形象作一系统分析。
第一节 女性悲剧与传统文化之悲哀
提起吕赫若笔下那些令人同情的人物形象，总使我们不由自主地想起阿梅（《牛车》）、琴琴（《婚约奇谈》）、淑眉（《前途手记》、双美（《女人的命运》）、玉梅（《财子寿》）、翠竹（《庙廷》）、宝莲（《山川草木》）、《月夜》）、彩凤（《冬夜》）吕赫若《冬夜》中的彩凤形象，笔者将在第七章《台湾光复后的吕赫若小说创作》中集中分析，故在本节中暂不作论述。等女性形象。通过这些女性形象的塑造，吕赫若倾注了自己心底深处的同情与关爱，表达了对整个社会的强烈不满与控诉。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女性形象的不幸与苦难，自然与殖民当局的高压统治不无关系，但更主要更直接的原因，却是传统封建礼教下对女性的歧视与压迫，“吕赫若小说之令人讶异，乃在于他身处殖民地统治之际，并未遗忘台湾社会还停留在封建制度残余的阶段。因此，他在描绘女性的处境时，并不全然把殖民统治者视为压迫的唯一来源；他毋宁把更多的注意力投射在台湾传统社会所遗留下来的性别压迫之上”。（陈芳明：《殖民地与女性——以日据时期吕赫若小说为中心》，陈映真等著《吕赫若小说研究——台湾第一才子》，（台北）联合文学出版社有限公司1997年版，第249页。）而这，正体现了吕赫若作为一名现代文人所具有的深邃、冷静与文化反思的品性。
一、东方专制主义观念下的女性压迫
尽管对女性的歧视与压迫是东西方男权文化的共同特征，但笔者以为，东方专制主义下对女性的歧视和禁忌既比西方名目繁多，又在精神上给女性以世所罕有的戕害。西方文学中虽然充斥着对女性的掠夺与征服的思想，但同时又存在着另外一种声音：“在西洋，存在着一种对于妇女的情绪。虽然由于阶级与文化而有程度上的差别，但却虔敬得象一种宗教的情绪。这是千真万确的；不懂得这一点，等于不懂得西洋文学。”［日］小泉八云：《文学的解释》，转引自柳无忌《西洋文学与东方头脑》，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编《中国比较文学研究资料（1919—1949）》，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14页。对一个中国人来说，像古希腊那样仅仅为争夺一美貌女子就爆发了长达十年之久的民族战争；甚至把一个袒胸露乳的女人的塑像高高地耸立在纽约港的上空，并用她来象征自由、正义、和平，恐怕是难以理解和接受的。而在中国最早的典籍《易经》中，就有男尊女卑的记载：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乾知大始，坤作成物。
（《系辞上》）
乾，天也，故称乎父；坤，地也，故称乎母。……乾为天，……为君，为父，为玉、为金，……坤为地，为母、为吝啬……
（《说卦》）
对女性的歧视，往往又演化为“女子祸水”的理论。甚至把王朝的更替、国家的兴亡等，都与女子这个“祸水”联系了起来。所谓“若论国破家亡者，尽是贪花恋色人”《警世通言》卷十六。一类的说法，在中国古代比比皆是。古代关于妲己、褒姒、杨玉环等人的传说，更是典型地表现了“女子祸水”的思想。现代作家鲁迅曾撰写了大量的杂文、小说与散文，对这种吃人的礼教给予了猛烈的抨击。他笔下的祥林嫂不仅生前摆脱不了被拐卖被蹂躏的命运，即使死后也面临着被两个男人的鬼魂争来夺去的厄运；无论她怎样挣扎，怎样赎罪，等待她的惟一归宿只能是可怕的地狱。而封建礼教对女性的身心戕害不仅体现在对女性的歧视与压制上，还体现在对女性的奴化教育与对男性的依附性人格塑造上。所谓“妇者，服也，以礼屈服”《白虎通》。；所谓“妇人者，从人者也，幼从父兄，嫁从夫，夫死从子”《礼记·郊特性》。，都是对女性彻头彻尾的训诫。而且，由于这种思想的根深蒂固、代代相传，已经潜移默化为女性的主动追求，成为一种“美德”被加以颂扬并被一代代女性承传着。
五四新文化运动作为一场史无前例的思想革新运动，所取得的重要文化成果之一，就是对个性自由的热切呼唤，以及在人道主义旗帜下倡导的妇女解放运动。五四时代是“人”的发现的时代，伴随着人的发现，必然是妇女和儿童的发现。因此就不奇怪五四文化先驱们几乎毫无例外地是女性解放的鼓吹者了。作为五四文化巨匠之一的周作人，在发表了那片篇著名的《人的发现》一文之后，又紧接着完成了《妇女的发现》、《儿童的发现》两篇论文的写作。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