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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如此，当我们把宝莲这位坚忍顽强、在隐忍与自我牺牲中默默地积聚着反抗力量的女性形象，与当时的殖民地处境联系起来的时候，就不能不发现作者隐藏在其中的深意所在：那像女神一样傲然立于山川草木之中、与台湾的天地万物融为一体的宝莲，不正是虽历经压迫与磨难、仍不屈不挠地进行着抗争的整个台湾人民的一个象征吗？这里的一草一木、一山一川都是如此多娇而神奇，岂容殖民者长期践踏，这里的人民又是那样美丽而顽强，总有一天可以重见天日！——吕赫若以无声的宣言昭示了台湾人民必胜的信念。
总之，吕赫若笔下的女性形象具有丰富复杂的文化心理内涵。吕赫若不仅在小说中表达了对女性不幸命运的深切同情，还善于通过女性形象的塑造，来表达他对整个社会和人生的感知与思索。与日据时期的其他台湾作家相比，这的确是吕赫若小说一个非常重要的特色。
第五章 扯不断的文化根系
处在殖民高压时期的吕赫若，其小说创作的一个最引人注目的特点，就是他对那些隐藏在乡野中的、具有原生形态的民风民俗的刻意表现。正如巫永福先生所说：“吕赫若的文学作品使台湾民间的思想发挥出来。藉由他的作品，可以了解当时台湾民间的思想。”巫永福：《吕赫若文学座谈会》，陈映真等著《吕赫若作品研究——台湾第一才子》，（台北）联合文学出版社有限公司1997年版，第318页。这当然不仅是因为吕赫若从小生活在农村，他对自己的一方乡土有着特殊的深厚情感，更主要的原因还在于，他对日本殖民当局的殖民同化政策有着深恶痛绝的反感，对捍卫自己本民族的文化传统有着清醒的自觉意识。吕赫若在日记中多次提到朋友给他寄来《民俗台湾》杂志。1942年3月6日，他在日记中又记载了阅读《台湾风俗志》一书的感受：“我们似乎遗忘了要去认识我们自己风俗的优点了，拯救她吧！”很显然，拯救自己古老的风俗与文化传统，是与拯救当时台湾的现实处境不可分割的。当政权与意识形态领域已完全被殖民当局所霸占，甚至文化承传的主要载体——母语也被限制被扼杀的时候，那么坚守自己民族特性的惟一领域，或许只有他们世世代代口耳承传的民间文化，他们祖祖辈辈所恪守的民风民俗了。在那远离城市、远离文化与经济中心的乡野之中，在那些对政治并不怎么感兴趣、也不太懂的底层百姓那里，还在坚守着未被殖民同化的民族特性，坚守着中华民族的文化之根。
第一节 民风民俗：汉文化根系的生动呈现
一个民族的传统文化对整个民族的心态和文化心理人格都有一种“剪不断、理还乱”的影响。根据一些西方现代心理学家的观点，每个人其实都同往昔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不仅与自己童年的往昔，而且与整个种族的往昔密切相连。在他们看来，人正是从他的祖先那里继承了一些最基本的原始意象的，这些意象作为一种先天性的倾向或潜在的可能性，它要求人们采取与自己的祖先同样的方式把握世界和做出反应。因此，即使在今天，我们仍然自觉不自觉地在日常生活和社会处事中，运用着祖先的情感方式和思考方法；我们承继着他们的灵魂，是他们“罪恶”与“德性”的产物。
根据这一理论，传统文化对我们的影响不仅是指后天所受到的教育与熏陶，而且还是一种先天性的代代相传的文化心理积淀，一种渗透到我们血肉中的与生俱来的文化心理基因。它们经过几千年、几万年的承传流变，已经与我们密不可分、融为一体。我们从出生那一天或者尚未出生的时候，就别无选择地陷入到了这种文化氛围的汪洋大海之中。我们在某种程度上被它所塑造，为它所左右。不管我们是否愿意，是否承认，这一切似乎成了我们的一种宿命。正如我们没有权利选择自己的父母一样，我们注定要与父母之间有一种天然而深厚的联系，一种刻骨铭心的情感纽带。我们可以反抗父母，甚至可以一时离家出走，却永远无法摆脱父母给我们身心打下的烙印。也许，消灭我们与父母之间血肉联系的惟一可能性，就是彻底消灭了我们自己。同样，一个人对自己的传统文化母体所采取的文化姿态，并不能决定他与文化母体之间的关系。不论他以传统卫道士自居，还是打出了反传统的旗帜，处于一种文化传统中的个体，只能以传统的其中一部分来反抗、反思传统的另一部分，而不可能完全脱离与传统母体之间的关系，凭空建造起所谓新的文化大厦。从这个意义上讲，绝对而完全地反传统既不可能也极其荒谬。这样的观点同样适用于台湾文化界内一些狂热鼓吹“去中国化”的知识分子们。
而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决不仅仅是她流传下来的经典文献所表述的东西，还应包括一个更广大、更底层的隐文化或亚文化群，这就是风俗文化。如果说前者是主干，是骨胳；后者则是血肉，是一个个的毛细血管；如果把传统比喻成一条流动着的河，那么民间文化就是这条大河所依托的河床。勿庸置疑，后者因为与我们的日常生活离得更近，也常常为我们习焉不察。但它就活跃在我们的身边，我们的周围，是我们最为熟知和感到亲切的。如同人的血肉与脸面要远比他的骨胳更丰富多彩和富于变化一样，一个民族的风俗习惯作为其传统文化的外壳与表现形态，也复杂深广得多。因此要探询一种民族文化的精髓，我们不仅要深入研究代表着这个民族文化精神的经典著作，还应该在那些民间活态的习俗生活中，探询她的文化本原。
一、关帝庙前的沉吟——从一个独特意象说开去
客观地说，吕赫若的《庙庭》这篇小说就故事情节与主题内蕴的表现来看，并无太多独特之处。但值得注意的是这篇小说中意象的巧妙运用，特别是关于关帝庙的描述。作为小说题目的“庙庭”二字，在这里指的就是关帝庙，它座落在翠竹家的附近，因此主人公翠竹的人生沉浮以及“我”的情感波澜，似乎都与这座关帝庙息息相关，更不要说小说中的所有情节，几乎都是在关帝庙里外展开的了。
小说一开始就叙述道，“我”与翠竹从小就经常在一起玩耍，以至于对身为翠竹表哥的叙述者“我”来说，“舅舅的家就是指翠竹在时的舅舅家。”童年时期的他与翠竹经常玩耍嬉闹的场所，则是关帝庙。当年的关帝庙曾经是部落居民祭祀、聚会、杂耍的主要场所。而且在定期举行的祭典中都人山人海，热闹异常。“我”曾经与表妹一起观看过村民们对关帝爷的祭典盛况，而“我”则被“乩童”的行为吓得大哭不止。——吕赫若对关帝庙会的文字表现，既非常真实同时又包含着丰富的文化信息。凡是对中国传统乡村生活有所了解的人都非常清楚，神庙或社庙往往与乡村的戏台连在一起，作为一个突出的建筑盘踞在乡村之间显要的地段上。高大显目的庙宇，不仅是乡民们祈神求福、消灾避难的场所，也是他们娱乐消遣的重要场地。所谓“进香”、“赶庙会”等活动，实在是乡民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小说中的关帝爷不仅“目睹”了“我”与表妹翠竹在幼年时期的亲密交往与深厚友情，而且见证了世事的沧桑以及“我”与表妹各自的人生沉浮。当成年后的“我”再次回到故乡，回到舅舅家，重温当年的美好记忆的时候，一切不仅“物是人非”，而且可以说是“物非人非”了。呈现在“我”眼前的关帝庙，竟是如此的破落不堪、凄凉惨淡：
走进关帝庙一看，庙庭堆满甘蔗的枯叶，杂草丛生。道出无法举办个热闹的祭典之实情。连神庙内的祭坛也看不出有整修过的样子。壁上的石灰剥落，灯笼已褪色而且破旧不堪，结满蜘蛛丝。关帝爷神像鼻旁的涂料剥落，偃月刀与神旗等任其荒废。曾经摆过数十头牲礼的长桌；如今也变成长物，只有斑斑的鸡粪。怎么看也看不出关帝爷曾经显灵的痕迹。
关帝庙曾保存了主人公童年时期多少美好的回忆，甚至他对表妹翠竹那天真无邪、两小无猜般的“爱情”。但这一切都逝去了，关帝庙昔日的繁华热闹与今天的破败凋敝以及凄惨冷清，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庭院内随处可见的杂草，暗示了庙庭内人烟稀少、人迹罕至的状况；而四周墙壁上剥落的斑斑痕迹，则说明关帝庙的年久失修，长期被废弃不用的窘境；而偃月刀与神旗的任其荒废，暗示了关帝爷的神勇不再；甚至关帝爷神像前置放祭品的祭桌上，竟然只有斑斑的鸡粪，作者还写道：“庙庭的石块上，到处都有类似小孩擦屁股的粪迹，而鸡群在其间走动。”这实在是对神灵的亵渎。而所有这一切，又都与叙述者“我”经历着的“过去”与“现在”、“童年”与“成年”等交相辉映，特别是关帝爷的破败与翠竹的凄惨命运奇特地融为一体，形成了一种伤感、迷茫的情绪氛围。
“我”站在破败的关帝神像前浮想联翩，回忆着美好的过去，甚至祈祷关帝爷保佑自己的表妹翠竹幸福平安。这说明尽管关帝庙前冷冷落落，关帝神像也早已破败不堪，但关帝爷在“我”仍然享有崇高的地位。然而已经“自身难保”的关帝爷，又怎能保护得了别人呢？当“我”走出关帝庙的时候，就碰见了因不堪忍受丈夫家的虐待而逃回娘家的翠竹。同样的地点，同样的两人，但彼此的心境却完全不同，甚至大有相见不相识的悲感。正是在关帝庙外，“我”目睹了在生活重压下的翠竹是如何的凄惨迷茫与无助；而当翠竹回到娘家、在父母的争吵与抱怨声中跑出家门后，也同样是躲进了人迹罕至、几近废墟的关帝庙。“我”为寻找翠竹再次踏进庙庭，两人又一次在童年时期最熟悉的地方不期而遇：
站在小石块上一会儿，我回到来时的路。然后走进关帝庙内。庙庭内，蟋蟀的鸣声不歇。只有屋顶沐浴着月光，庙内造成一片阴影，什么都看不到。突然惊觉有个凭倚金亭的奇怪人影。立刻直觉那是翠竹。走近一看，果然是她。
或许是心中的一点灵犀，（其实是作者的故意安排）他们都选择了同一个地方来躲避生活的纷繁与重压，寻求心灵的慰藉。但在关帝庙这个给他们的童年带来如许欢乐的地方，却只能更加激起各自凄惨伤感的情绪。面对翠竹可怜无助的人生困境，“我”是如此地无能为力，看着翠竹脸上的泪珠大颗大颗地落下，自己除了陪着垂泪之外别无他法。此情此景，使得整部小说的感伤氛围达到了顶点。小说也在这一感伤氛围中戛然而止，令人回味无穷。可见，关帝庙在小说中不仅是人物活动的主要场所，是贯穿全篇的中心线索，而且是小说中的一个中心意象。作者似乎在故意暗示读者：小说主人公的悲惨命运与关帝庙的兴盛与衰敝是有着某种内在联系的。
关帝庙的凋敝，自然是日本殖民统治和高压政治下的文化同化的结果。但翠竹的不幸却更多的是传统封建礼教所压迫的结果，似乎与殖民统治没有直接关系。但作者通过寥寥数笔展现在我们面前的，那位“国民服穿得笔挺”的翠竹的丈夫，为了满足自己卑劣而贪婪的私欲，集丧失民族气节和利用封建礼教于一身。在小说的结尾处，叙述者难以掩藏对这位“走在时代前端的知识分子与美男子”的厌恶和蔑视，他并且感叹道：“考虑到世上像这样的男人不只是翠竹的丈夫一人而已，而像翠竹这样想自杀的女性何其多啊。我不禁为台湾女性感到义愤填膺。”很显然，在吕赫若看来，台湾女性所遭受的是殖民统治与传统封建礼教双重的压迫，她们相对于男性要承受着更大更深的痛苦。关帝庙的兴衰，在作者笔下也实在成了整个时代沧桑兴衰的某种象征与写照。
关帝庙，顾名思义，是指供奉关羽的神庙。关羽，据专家考证，公元160年出生于山西运城市常平村，家境贫寒，年轻时候就武艺高强、果敢勇猛、嫉恶如仇，曾因杀死当地的一恶霸而亡命出逃，他的父母也受牵累相继投井自杀。188年，关羽投军结识刘备、张飞，三人结拜为异姓兄弟，从此对刘备忠贞不二，一生“随先主周旋，不避艰险”，公元219年，关羽在与孙权部作战中，由于大意丧失荆州而败走麦城，为孙权俘获。关羽拒绝诱降，与其子关平一同被杀。郑土有：《关公信仰》，学苑出版社1994年版，第36—41页。
根据史料记载与历史学家、民俗学家的研究，从南北朝时期就已经开始了对关羽的神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