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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传统而典型的富贵之家的起居室。屋子有两间，里面是卧室，外面是休养室。即使是日头高照的时间，卧室光线也比较阴暗。从现在科学的观点来看，采光不好自然是一大缺陷，但这样的安置显然突出了主人私生活的隐秘性。而房间的摆设与装饰无一不显示出古老而纯粹的汉民族文化特征和民俗色彩。那刻着八卦的青绿色古铜鼎，紫檀与楠木做成的桌椅，既昭示着主人家的富贵，也体现着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墙壁上的美人图、财子寿等图画，则洋溢着浓郁的生活气息和主人美好的愿望；那“常在祖德永流芳、远接宗功庆泽长”的金字对联，表达的是对祖先的深切感怀与崇敬；“锦瑟声中鸾对语，玉梅花际凤双飞”等字眼，暗示了婚姻生活的和谐美满。而就这段文字提及的意象来说，动物类的有蟒蛇、螭、鸾及其鲤鱼等，植物类的则有桃花、梅花等，大都具有比拟和象征意味。龙与凤这两个虚拟动物在中国文化里的突出地位是不言自明的，两者都意味着高贵与华美，故经常作为装饰物出现在中国人的生活中。蟒蛇原为龙的主要原型，螭则是一种没有角的龙；鸾更为凤凰的一种，中国人常常鸾凤和谐来比喻夫妻和美。鲤鱼与桃花分别象征着富有与繁华。在颜色的运用上，我们发现红色是这座房间的主要颜色。除了象征华贵且有着古老文化渊源的古铜鼎是青绿色的以外，其他的一些生活用品几乎都被披上了一层红色的外衣。靠背的颜色是“大红”，毛毡则是深红色的，而墙壁上的美人画与屋子里摆设的各种木制家具，更是离不开红色作为基本底色，连屋子上的雕梁画栋也是青红色的。这一切都显示出生生不息的儒家文化风范。
综上可以看出，吕赫若以他客观冷静的笔触，深入到了民间生活中不被人注意的最底处，展示了普通百姓尤其是生活在社会最底层最边缘化的广大农民的原始生态，全方位地描述了他们的信仰观念、价值理想以及风俗习惯。正因如此，吕赫若的小说为我们提供了最好的文化标本之一，印证着海峡两岸文化同宗同根、同属于一个文化母体的不争事实。
第二节 面对传统：在反思和归依之间
处于日本殖民高压中的吕赫若，面对几千年来的中国传统文化，表现出的是一种既反思又归依的复杂矛盾的特殊心态：他对传统文化的反思与自己痛切的人生体验密切相关，而他对传统文化近乎“怀旧”般的归依，则表明了吕赫若在日本殖民政府皇民化政策的步步紧逼下，为了防止自己被其同化而不得不作出的选择。那是因长期被殖民被奴役而发出的委婉隐曲却坚忍无比的抗争。因此，只有充分地了解近现代历史中台湾岛的特殊殖民处境，充分了解台湾近现代知识分子在殖民高压环境中所承受的巨大压力，才能真正理解包括吕赫若在内的日据时期台湾作家的痛苦心志，以及他们特有的坚忍顽强。而当了解这一切之后，我们无法不向他们脱帽致敬。
一、文化归依：宗法人伦的血脉传承
几乎所有研究中国古代文化的学者，都达成了这样一种共识，那就是：中国文化的根本特征在于宗法人伦。“中国传统的民间生活与文化，尽管同上层有极大的分别和对立，但在宗法人伦这个基点上又是一致的、相通的；官方是一家一姓要统治天下，民间则要争各自家族的生存和发展，因此有斗争，又可以结合与转化。……从这里，我们可以见到儒家思想对中国宗法人伦文化的深切把握及其正统地位的深厚根源。”“师父徒弟、师兄弟等等，结成类似家族的团体。好朋友也要拜个把兄弟才算亲密。”“种种会、帮、道、门的民间结社形式”，尽管“也常常打着宗教旗帜，用教义联络和发动群众，但仔细去看，其基本思想与组织还是家族制的。”杨适：《中西人论的冲突——文化比较的一种新探求》，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60—61页。事实的确如此，正是儒家文化最大限度地契合了这种宗法人伦文化的本质特点，所以才能够在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树立起牢不可破的正统地位。因为它不仅被统治阶级所看重和利用，而且其深厚的基础扎根在民间，扎根在普通民众的心灵深处。
这样的基础也同样扎根在广大台湾民众的心灵深处。尽管处于日本殖民政府的高压之下，但作为汉民族本质特征之一的宗法人伦的文化血脉，并没有也不可能因异民族的血腥统治而被抹杀掉。祖国大陆与台湾的文化一体性，决定了两岸人民在风俗习惯、宗教信仰以及深层次的文化心理人格方面，都是相似乃至相同的。这就是为什么包括吕赫若在内的日据时期的台湾作家所创作的文学作品，大都可以作为中国宗法人伦的文化心理标本加以考察。我们可以看到，在吕赫若笔下，那些被作者刻意赞美或同情的人物形象，往往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承传者，他们承载着几千年以来的家庭伦理道德。他们无一例外地充满着对父母最深厚的情感，并勇敢地承担起家庭赋予他们的责任。《风水》里的周长乾老人、《石榴》里的金生、《清秋》中的耀勋等人物形象莫不如此。
在《风水》和《石榴》这两篇作品中，都有一段对主人公梦见自己父母的描写，而且都是主人公愧疚心理的体现。金生在梦里见到父母，受到父母的责问，正是其愧疚于自己作为父母的长子和兄弟三人中的长兄，在父母过早去世以后没有尽到照顾好两个弟弟的责任的心理显现。而《风水》中的周长乾老人，连续梦见自己死去的父母，也同样是愧疚于自己不能按时给父母“洗骨”，使双亲的灵魂早日得到安息的心理外化。他们都把父母放在了自己心目中最重要的位置上。同样，《清秋》中的耀勋之所以放弃了大城市的生活，回到乡下的老家，主要就是为了尽到对父母和祖父的孝的责任。身为长子长孙的他，把自己在家乡的小镇上早日开办诊所，也视作对父母尽孝的一种行为。
笔者甚至以为，《清秋》这篇小说描写最为细致、也最富有感染力的一系列细节，就是对耀勋在父母面前的那种拳拳之心的刻画。这种对亲情的看重，特别是对父母的尽孝之心，贯穿于小说的始终，并洋溢在小说的字里行间。小说一开始，作者就描写道，耀勋回到家乡已有三个多月的时间，但他在家乡小镇开设医院的计划却屡屡受挫，其中原因之一就是开设医院的许可证还没有下来。耀勋尽管心里很是着急，但他总不愿在父亲面前提起此事，怕“摧毁急着要自己开业的父亲与祖父们的期待”。当他在无意之中说出此话的时候，“由于事出突然，他脱口而出。糟了！说完后，立刻噤口”。他对此的表情反应，竟然是“因狼狈不堪而面红耳赤”。作者通过这样的细节所揭示的、主人公耀勋对父亲和祖父等长辈的细致周到的体贴，实在令人感动不已。
再如，当耀勋看到生火做饭的母亲日显苍老时，作者也重墨浓彩地刻画了他那微妙细致的心理活动：
充满着孝养之念站在母亲的身后。然后伸手从母亲的手中接过树叶束，蹲下来时，眼前母亲特写的白发之多，令他大吃一惊。漫不经心中，劬劳的母亲快速老化，一点也看不出来才四十六岁。眼前母亲的身影刺痛他的胸口。认真回顾自己兄弟两人在东京悠哉读书的背后，隐藏了多大的牺牲。为了让兄弟两人能出人头地，默默地承受着劳苦日子的煎熬。思及父亲老态的身影，如今眼中又映出母亲的白发，他想现在该轮到自己尽孝养之道。因此，先决条件还是医院要开业。责任感促使他闭目轻咬着嘴唇。
虽然父母两人的岁数都不算大，但生活的压力与岁月的沧桑却使得他们过早地显出了老态。特别是四十六岁的母亲却已经白发苍苍，这对充满孝心的耀勋来说，的确有一种“触目惊心”的感觉。眼前的景象又促使他感念父母为自己和弟弟读书求学而付出的巨大牺牲，他们为儿女的日夜操劳。“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在全身心地爱着自己的父母面前，耀勋所感受到的是无以回报的复杂心情。
另外，与这些被作者赞美与同情的人物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吕赫若笔下的那些“反面”人物形象，恰恰在对待父母的孝心、孝行上“过不了关”。作者对他们给予揭露和批判的重要理由，也是在他们违背家庭伦理和起码的人之常情方面。《财子寿》里的周海文，母亲去世后没有表现出一点点的哀伤与痛惜，甚至因为斤斤计较一些蝇头小利而不参加正常的丧葬礼仪。小说描写道，在母亲的葬礼上，海文“不仅没穿丧服，法事时也没有加入遗族们的行列，一个劲儿地在家中忙着来回踱步”。这说明到了海文这一类人那里，已经连一些外在礼仪的伪装都坚持不下去了，自私自利的本性不仅填满了其心胸，而且没有任何顾及地赤裸裸地表现出来。在他心目中，母亲的去世和妻子的发疯，远不如丢了几十块钱财更加重要。而《风水》中的周长坤等，则为了自己的私欲和不可告人的肮脏心理，把起码的传统伦理道德都抛在了脑后。他之所以坚决阻止大哥按照传统习俗、对死去的父亲进行迁坟“洗骨”，仅仅是因为听信了风水地理师的谗言，认为自己家这几年的发迹得益于父亲“风水”的庇护。那充满迷信色彩的“风水”观念，完全成了他用来发财致富的工具。另一方面，周长坤对病重的母亲却毫不关心。在“目睹疾病缠身的老母衰弱的情景，一确定医生也束手无策时，立刻带地理师上山找地，就是为了寻找老母的墓地”。作者愤怒地讽刺道：“在他的头脑中，忙着找老母的墓地更胜于老母的病况。”但是，此后不久周长坤家发生了几件不幸和意外，他又出尔反尔地认定是母亲的“风水”败坏了他家的“家运”，于是母亲的尸骨未寒，他就违背情理地非要给其“洗骨”不可。其结果就是，将母亲的尸身暴露在野外。——通观全篇小说，这个人物完全是以一副蛮不讲理的不孝子的嘴脸出现在读者面前的。至于那些只知任凭自己的本能泛滥、不求上进、肆意挥霍而荡尽家产的“败家子”形象，他们的所作所为恰恰是大不孝的典范。从传统伦理观念来看，他们既对不起祖宗父母，又愧对儿女子孙。吕赫若理所当然地对这类人物充满了鄙视和批判。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重视家庭伦理、承担起应有的家庭责任、以及对于爱情的忠贞等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始终是吕赫若作品中所深藏着的基本价值观念取向和道德观念。另外，他也从对待亲人的态度入手，深刻暴露了周海文、周长坤等人冷酷无情又肮脏自私的丑恶灵魂。
其实，“亲亲”作为最基本的人类情感之一，无疑也是人类善良本性的一种基本表现。中国古代的圣人们正是由“亲亲”起教，渐渐积厚道德的。孔子曾说：“父子之道，天性也。”“故亲，生之膝下，以养父母日严。”《孝经》。而爱国爱民，尊祖敬宗等道德情怀，也是由“亲亲”这一最基本的情感加以生发、升华出来的。所以中国古代的思想家们一再强调：“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同①。而政治家们也反复强调：“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应该说这有一定的道理。倘若一个人连自己的亲生父母都不爱，怎么能指望他能够进一步爱他人爱社会爱祖国呢？正如孔子所说：“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爱他人，爱集体，爱祖国等今天被我们广为推崇的道德品质，大抵也是由“亲亲”这一起码的情感所启蒙和不断积累而来的。《孝经》还进一步指出：“不爱其亲而爱他人者，谓之悖德；不敬其亲而敬他人者，谓之悖礼。”这样的话语是符合一般的道德反应逻辑的。当然，封建统治阶级把孝极端化、绝对化，政治化，甚至加以歪曲和改造，应该说是对中国传统孝文化的极大污染。但孝文化作为中国文化的主脉与精义所在，即使在今天仍然具有伟大的现实意义，这一点是任何人都无法抹杀的。正像很多学者指出的那样，孝意识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结晶升华，逐渐发展为汉民族文化精神的核心观念之一；孝意识不仅在汉民族表现得极为博大深厚，而且在各个少数民族中也同样普遍地崇高与隆重向心凝聚效应。中国的孝意识不仅形成了全面系统的孝学理论，而且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步，成为各个历史时期乃至当代的道德理论基础。而在今天日新月异、经济大潮涌动的世纪转交之际，如何认真清理和发扬中国传统道德文化的优秀资源，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