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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决定自己去负担应尽的责任。”吕正惠：《“皇民化”与“决战”下的追索——吕赫若决战时期的小说》，陈映真等著《吕赫若作品研究——台湾第一才子》，（台北）联合文学出版社有限公司1997年版，第52页。应不无道理。
小说中着墨最多的还是耀勋的弟弟耀东的“应征”。自药学专门学校毕业后，耀东以优异的成绩进入大阪的一家大型制药公司工作，正当他可以卯足了劲去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成为一名“出色的药剂师”的时候，却被公司派到“南方”——日本殖民当局在马来半岛“开辟”的血与火的战场上。虽然作品一再表明，耀东是自愿报名去“南方”的，耀勋也为自己的弟弟辩护说“南方是现在男人憧憬的世界”，甚至还赞叹耀东“毅然决然投入时代的奔流中”、“站在新时代的前端”，但是，作品也同样真实地展现了一家人在得知耀东即将被征召去南方时悲痛与阴郁的心情：先是“自从接到弟弟的信以来，耀勋的心每天都是阴云密布，而且日益加重”。当耀勋不得不向家人说出弟弟的事情时，“原本热闹、充满谈笑声的晚餐，突然间一片宁静”，“父亲在惊吓之余，抬起脸时，不知不觉跌落饭碗”。正要去厨房的母亲则突然停住脚步，“说不出一句话”。——如果充分考虑到这篇小说创作的特定年代：1944，正是日本侵略战争全面溃败的前夜，日本法西斯当局已经到了穷凶极恶的特殊时期，我们就不能不对作品所隐含的复杂曲折的情感给予充分注意了。其实，处在战争中的“南方”如何能“令人憧憬”！在那样一个惨烈而非人性的时代里，在社会的大变动面前，不要说个人的理想与事业显得太微不足道了，它们很快就被“时代的洪流”以及各种冠冕堂皇的口号所彻底吞没，即使是个人的生命安全又如何能有保证？
其次，作者选取主人公耀勋的旁观者视角，无疑具有一种特殊的用心所在：耀勋在战争狂热的时代风潮中，偏偏“逆潮流而动”，选择了回到家乡、服务乡民的人生道路。耀勋的这一人生选择，显然更符合吕赫若本人的思想实际，台湾学者陈万益正是从耀勋的人生抉择中看到：“他留下来当开业医，显示吕赫若当时思想的安顿是：回归自然，扎根乡土，回归东洋，承传家庭，贡献医学，服务人民。”陈万益：《萧条异代不同时——从〈清秋〉到〈冬夜〉》，陈映真等著《吕赫若作品研究——台湾第一才子》，（台北）联合文学出版社有限公司1997年版，第17页。按：引文中的“东洋”是指中国大陆。——引者不仅如此，耀勋那充满怀疑的冷静的眼光，不也隐含着作者对皇民化运动的深刻批判与质疑吗？这也就难怪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就有台湾学者指出吕赫若的《清秋》这部作品，其实是“伪装的皇民化讴歌”，并惊叹于这样的作品竟然能骗过殖民当局新闻检查官的眼睛，而得以正式发表了。叶石涛：《清秋——伪装的皇民化讴歌》，《小说笔记》，（台北）前卫出版社1983年9月版，第89页。吕正惠教授也特别强调指出：
作为战争时期特殊环境下的台湾作家，他其实没有面对“现实”。这并不是他不想面对，而是他无法说真话。……他似乎“奉命”处理了时局问题，但他有他自己的答案，并以隐微的方式在小说中表现出来。吕正惠：《“皇民化”与“决战”下的追索——吕赫若决战时期的小说》，陈映真等著：《吕赫若作品研究——台湾第一才子》，（台北）联合文学出版社有限公司1997年版，第52—53页。
这应该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尽管迫于政治高压，吕赫若不得不公开标举一下自己的姿态，但是，对于殖民当局“紧跟时局”的皇民化要求，他至多采取一种“消极怠工”和“阳奉阴违”的回应策略。一句话，无论在多么严酷的政治高压下，吕赫若都坚守住了自己的良知底线和民族气节，他与那些千方百计地取媚于殖民当局的“时髦青年”和“识时务”者们，是有天壤之别的。而吕赫若对文学艺术模糊性特征的巧妙利用，更赋予了作品以多重的文化心理内涵，从而在某种程度上冲淡乃至消解了皇民化的意识形态。
总之，“在日据时期、在严峻的时局中，吕赫若不能、也没有介入台湾社会的奔兢倾轧……包括张文环、吕赫若、龙瑛琮等等台湾作家群，在漫天烽火与特高环伺的的时局下，当然有许多迫在眉睫却无力以对的政经社会现实，他们匍匐前进、苦心焦虑，然被指责为逃避、挫折，实际上他们则以文学为志业，与西川满为代表的敌性部队的阵仗中，为台湾文学开辟了不少疆土”陈万益：《萧条异代不同时——从〈清秋〉到〈冬夜〉》，陈映真等著《吕赫若作品研究——台湾第一才子》，（台北）联合文学出版社有限公司1997年版，第10—11页。。这样的看法很有道理。事实证明，包括吕赫若在内的40年代日据时期的台湾作家，大都承受住了血与火的洗礼，承受住了殖民统治的严酷压力。笔者认为，甚至与较深地介入“志愿兵”动员之中，在“皇民奉公会”担当要职，发表了大量动员台湾青年参加“大东亚”战争的言论的张文环等人相比关于张文环在皇民化时期配合殖民当局的言论，柳书琴在《殖民地文化运动与皇民化：论张文环的文化观》一文中有详细的论述。该文收入江自得主编的《殖民地经验与台湾文学》一书，（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0年版。本书作者无意比较张文环与吕赫若。，吕赫若的清醒、冷静，以及在特殊政治环境中表现出来的道德勇气，都更加令人尊敬。
至于陈万益上文提到的西川满，应该称得上台湾文坛上风云一时的人物了。作为日据时期旅居台湾的日本作家，西川满一向以“靠近”殖民当局的权威文艺理论家而自居，对当时的台湾文学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1943年5月1日，他在《台湾文艺》的“文艺时评”专栏里，公开撰文指责吕赫若等台湾作家只是“一成不变地，极其重视地风俗地描写着虐待继子或是家族的纠葛等等”远离“现实”的传统题材，而对报效“皇国”的时局性主题有意回避，他甚至把这些作家的文学风格恶意地称之为“粪写实主义”，呼吁台湾作家们要“在大东亚战争下，谋求建立不是‘投机文学’的真正的皇国文学”。转引自柳书琴：《再剥〈石榴〉——决战时期吕赫若小说的创作母题》（1942—1945），陈映真等著：《吕赫若作品研究——台湾第一才子》，（台北）联合文学出版社有限公司1997年版，第135—136页。文章出现后，舆论大哗，遭到了本岛作家的强力反弹，台湾文坛上到处都是对西川满的抗议、反对之声。吕赫若在5月7日的日记中也愤怒地倾诉了自己的不满：“西川满氏‘文艺时评’的拙劣，引来批评俄然四起。西川满总归无法以文学实力服人，才会想用那种恶劣手段陷人入其奸计也。文学阴谋活动家也。”《吕赫若日记》未刊本，1943年5月7日。但是，当时却有那么一位初出茅庐的文学青年，特意撰文为西川满辩护，并按照西川满的思路进一步对吕赫若等人进行严厉指责：“现在的日本文学，正是清算明治以来引入的粪写实主义，回归古典的雄浑时代的绝好机会。但是把这样的时代气息当作耳旁风不理会，而沾沾自喜地执迷于诸如台湾的反省、深刻的家庭争议等让人想起十年前的普罗文学的题目，同侪予以当头棒喝是理所当然的。”他虽然肯定吕赫若的《合家平安》、《庙庭》等作品是“乡间的新派剧”，但又讽刺说：“只因这样的理由就赞赏它们是优秀的作品，想到就可笑。”同①，第137页。发此宏论者，便是后来独领一代风骚、今天“享誉”岛内外文坛的叶石涛先生。笔者对此的感慨是：叶先生实在聪慧过人，要不然怎么能在“皇民化”意识高扬的岁月里，如此迫不及待地“读”出吕赫若、张文环等前辈作家“时代气息”之匮乏，并将其指责为“粪写实主义”；而在殖民统治瓦解近四十年后相对宽松的年代，又能读出吕赫若的《清秋》等作品是“伪装的皇民化讴歌”；甚至能在“台独”思潮甚嚣尘上的时代，将“台独”理念引入到文化与文学领域，不仅自己成为“文化台独”的急先锋，而且再一次从吕赫若等前辈作家那里“读”出了所谓强烈的“本土意识”？叶先生实在是对“时代气息”有特殊敏感的文学天才。
不管我们如何站在今天的角度去“宽容”或“理解”叶石涛在当时的言论，他在客观上对吕赫若等人造成的伤害，都是有目共睹的。而且在那样殖民高压的年代里，这一番“高屋建瓴”、“理直气壮”的指责究竟意味着什么，相信稍有理性者都会非常清楚。因此我们也可以理解吕赫若看到这篇出自本岛年轻人手笔的文章后，其心情会怎样沉痛和愤怒。他在同年5月17日的日记中这样写道：“今早的‘兴南新闻’学艺版上有个叫叶石涛的，断言本岛人作家无皇民意识，举张氏和我为例立说。立论、头脑庸俗，不值一提。气他做人身攻击。中午在荣町的杉田书店和金关博士、杨云萍碰面，一同在‘太平洋’喝茶。谈及叶石涛的事，有人说出他是西川满的走狗，一座愕然。金关博士说：‘西川是下流家伙。’自己只要孜孜不倦地创作就好，写出好作品来就好，其他则待诸天命。”《吕赫若日记》未刊本，1943年5月17日。即使在那样的艰难处境中，吕赫若也绝没有放弃自己的信念，他曾在日记中如此披露虽然痛苦却决不妥协的心志：“最近精神上很不愉快。唯有朝自己的信念迈进。只要有实力成果，就没什么好怕的。也不需向他人妥协。想把诸事单纯化。……应该要以极度的苦痛从事文学。”同①，1943年5月4日。难能可贵的是，在这艰难处境中，他的一些日本友人和富有艺术良知的作家及时地向他伸出了援助的手，其中有人还以自己独特的方式表达了对吕赫若艺术才华的赞赏，以及对其立场的支持与同情。
事实上，决不是所有的日本作家都像西川满、叶石涛等人那样以“紧跟时局”为荣，相反，他们中的大多数也同样是“决战时期”法西斯统治的直接受害者。就在西川满的文章发表后不久，《台湾公论》8月号上发表了日本知名作家高见顺撰写的文章，作者充分肯定了吕赫若小说的艺术成就与贡献。其姿态与见解都明显地具有与西川满诸人“叫板”的意味。一直对吕赫若有特殊关心和支持的日本学者龙田贞治教授看到这篇文章后，特意打电话给吕表示恭贺。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下，高见顺先生等人所表现出来的良知与勇气实在是可贵的。这对处于险恶环境和心情抑郁之中的吕赫若来说，更无异于雪中送炭。难怪吕赫若向家人提起此事时，禁不住“热泪欲滴”了。《吕芳雄回忆录》未刊本，第25页。在严酷的政治高压下，尽管吕赫若不可能公开表达自己对殖民当局的不满与愤怒，但在私人化的日记中，吕赫若的内心隐曲还是多次表露了出来，他曾这样控诉殖民当局：“以警察力量强迫人家志愿什么的，实在是文化国家的耻辱。”《吕赫若日记》未刊本，1943年1月16日。而在日记中，吕赫若也倾诉了自己在创作上不得不迎合时局的苦恼：“……最近对‘兄弟’按：发表时改名为《石榴》。的构成感到头痛。说要加入时代性什么的。但我讨厌把糊里糊涂的时代性塞进去。我坚持真实地、艺术性地，我要写永恒的作品。”同②，1943年6月15日。尽管为了他所追求的“生命长久的东西”，吕赫若付出了很大的牺牲，但他无怨无悔。
二、以民间传统和乡土田园抗拒殖民同化
吕赫若抗拒“皇民化”意识形态的另一个策略，则是对传统文化的理性归依和对汉民族民间文化的情感依恋。“如果我们想到，日本的‘皇民化’政策如何刻意贬抑、甚至污蔑台湾（同时也就是中国）的旧俗与传统，我们就不会对吕赫若的‘转变’感到疑惑。从《石榴》的赞颂‘认祖归宗’，到《清秋》的认同祖父那一代即将逝去的诗书传统，证明了自一九四二年三月以降，吕赫若持续阅读中国典籍，他心中所追寻的方向。我们可以说，到写《清秋》时，吕赫若终于确认了：为了对抗强大的皇民化压力，抛弃他以前的左翼立场，回复到中国文化的古老传统是有其必要的。”吕正惠：《“皇民化”与“决战”下的追索——吕赫若决战时期的小说》，陈映真等著《吕赫若作品研究——台湾第一才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