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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并不讨厌日本人。”转引自蓝博洲：《吕赫若的党人生涯》，陈映真等著《吕赫若作品研究——台湾第一才子》，（台北）联合文学出版社有限公司1997年版，第99页。而且，吕赫若对日本普通百姓的正面表现，以及对两国人民之间朴素友情的真诚祝愿，是有着深切的现实基础的。据吕芳雄回忆，吕赫若的妻子林雪绒有一位三哥，年轻时候曾经到日本学习，他学成返回家乡时，与一位名叫五十岚的日本人同行赴台。这名日本人曾在林家住了很长时间，双方相处得非常融洽，但不幸的是，五十岚后来不幸病逝于台湾。在其生病期间，还多亏了林家大小的悉心照料；他去世后，又是林家人帮助处理了他的后事，遗体火化后才由其家人来台领回。《吕芳雄回忆录》未刊本，第27页。吕赫若很可能从这个真实的故事中获得了一些启发，创作了《玉兰花》这篇小说，尽管他把故事本身的悲剧性结局改造成了喜剧，但中国普通家庭对来自远方的日本客人的悉心照料与真情祝福，却是一以贯之的。吕赫若的儿子吕芳雄还回忆到，吕赫若一家在东京居住时，尽管生活比较艰难困苦，但吕家与左邻右舍的关系相处得还算融洽。周围的邻居并未因吕赫若一家是台湾人而明显地歧视、排斥他们。住在隔壁的邻家小女孩，还每天与吕赫若的大女儿一起上下学，成为要好的伙伴。《吕芳雄回忆录》未刊本，第19页。正因为有这样的现实基础与真切的人生体验，吕赫若才在作品中更多地表现了普通日本百姓的善良朴实、平易近人的特点，没有把所有的日本人都塑造成青面獠牙的鬼怪。
如果撇开具体的社会时代背景不谈，单就《玉兰花》这篇小说所体现出来的人性的单纯与美好来说，实在让人感动不已。作者故意避开当时日本殖民统治下“皇民化”的时代背景，而刻意表现深藏在民间的淳朴友情与真挚关爱。这些普通的底层百姓或许并不了解两个民族之间的血腥与仇恨（或许只是偶有耳闻），甚至没有完全理解“民族”、“国家”一类词语的真正含义。他们只是凭着自己善良朴实的天性，欢迎、接待着远渡重洋来到自己家乡的日本友人。——远道而来的朋友总能给我们带来意想不到的快乐，正像中国古代的圣人孔子所说：“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当日本友人铃木善兵卫不幸身患重病的时候，他们又以最真实朴素的方式（如按照民间流传下来的“招魂”仪式），祝愿重病缠身的日本友人早日康复。——在这里，两个民族与国家之间的恩怨纷争，似乎并没有影响最普通最底层的百姓之间的真情交往；国家的不同、民族的差异（甚至是殖民母国与殖民地之间）、语言和风俗习惯的不通，也不能阻止他们之间结成深厚的友谊。可见美好人性的力量是多么强大。
其实全世界不同的民族和部落，全世界生活在地球不同角落里的人们，尽管各自的语言和环境迥异，彼此的生活方式、风俗习惯、价值观念等等都不一样，但我们的心灵却是相通的，因为世界上的绝大多数人都有着对爱、美、自由的向往与追求，都有着对善良、正义等正面伦理价值的肯定，都有对暴力、残忍、邪恶、虚伪等负面伦理倾向的否定和厌恶，我们大都热爱和平、热爱自己的祖国、热爱自己足下那片美丽的土地，我们也都热爱自己的父母和亲人，一旦离开故土和亲人，我们都会产生一种深切的思念和牵挂，对于大自然和生活中稍纵即逝的美好事物，我们大都赞叹不已而又不胜惋惜。这些基本信念的相通和基本感情的相似，是我们彼此沟通、交流和相互理解的基础。而不同民族之间的仇恨与战争，更多的时候只是别有用心的上层统治者们为了满足自己贪婪的私欲，或者利用长期形成的误解、隔膜与偏见，而诱使或强迫他们统治下的普通群众为其效力才导致的。
作者以一位天真、童稚的儿童的视角徐徐道来，也足以显示出作家在那个特殊年代的良苦用心。关于这一点，不少论者早已注意到并作了较为中肯的论述：
该作刻意以幼童观点写成，以其朦胧之认知，铺叙故事，可说有意部署童騃的迷濛视界，此不仅刻意局限了幼童的认知程度，也有意超越于种族、文化之上。易言之，吕氏以一个尚未形成文化、种族阶级观念的稚童观点，以及彼此间的言语不通仍和乐相处之情形，摒弃文化之差异，超越社会制度之囿限，而探讨人性之本质。许俊雅：《日据时期台湾小说研究》，（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5年2月版，第478—479页。
笔者甚至认为，在这里，作者实际上借对人性之纯真美好的赞颂，含蓄地表达了对殖民者奴役台湾人民的不满与抗议。因为透过“我”的一双充满童稚、不谙世事的眼睛所看到的，几乎全是美好、善良与单纯，他哪里想得到人世间的复杂与凶险，哪里感受过人生的苦难、罪恶与仇恨！事实上，决不是所有到台湾来的日本人都像他叔父领来的朋友铃木善兵卫那样和蔼可亲，目的单纯。更多的时候，这些日本人来到台湾这片美丽、富饶而陌生的土地，决不仅仅是探亲访友、观光旅游、充当“食客”，而是怀抱着贪婪和罪恶的欲望而来，是为了霸占台湾、奴役台湾人民而来。小小的“我”怎能参透其中的玄机呢？
相对而言，同样是与“皇民化”有瓜葛的短篇小说《邻居》所体现出来的一对日本普通夫妇的舔犊之情，应该说更为真切自然。作为日本人的田中夫妇因为膝下无子，于是试图抱养一个台湾小孩阿民，来承继自己家庭的香火。因为阿民刚到一个陌生的家庭环境，自然哭个不休，这可忙坏了田中夫妇。作者在冷静地写出他们对养子的爱不无自私成分的同时，又尽情渲染了这种感情的深切真挚。小说描写道，因为阿民的到来，已经人到中年的田中夫妇似乎焕发了生命的第二个春天。田中氏每天很早就回家，迫不及待与小孩团聚；而一回到家，他就立刻把礼物举到眼睛的高度逗着宝宝玩耍。还经常“以刮过杂乱的胡子摩擦阿民的脸颊”。然后来不及换衣服，就抱着阿民进入“我”的房间，仿佛把自己最珍爱的宝贝炫耀一番似的。而田中夫人“那张难得化妆、显得年轻的脸”，也“因漾着笑意而扩散开来”。孩子稍一哭闹，她就急得在厨房与榻榻米之间来回奔跑，想方设法安慰阿民。他们这种疼爱之心，连作为旁观者的“我”也深深地受到感染：“目睹田中夫人摩擦小孩脸颊的爱抚动作，有种接触到美丽东西的感激心，无法再言语。”
这的确是令人感动的，尽管日中两个民族在当时正处于殖民与被殖民的关系，但两个民族中的普通成员却有着共同的人性人情；尽管日本籍的田中夫妇与台湾籍的李培元夫妇存在着巨大的文化鸿沟与等级差别，但他们都爱着同一个孩子——阿民。作者在这里所宣扬的，恰恰是一种不同阶级、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人类共性，一种植根于人性深处的人伦之爱。爱自己的孩子，这是任何民族和部落共同的人性基础。笔者甚至以为，也许正是从爱自己的儿女出发，人类才建构起了辉煌灿烂的文化体系。可以设想一下，在我们的祖先——原始初民那里，最初正是从自己的亲生骨肉那里，朦胧地感觉到了另一个自我的存在，在子女身上看到了自我生命的延续。这实际上意味着“自我”概念的扩大。——正是从这里出发，人类逐步意识到了“自我”的概念不仅仅包括自己的身体，还应指与自己密切相关的子女、家庭以及“群体”等等。而为了另一个自我——子女所体现的“新我”的生存与发展，自己是可以作出牺牲甚至甘愿付出宝贵的生命的。也就是说，为了子女所体现的“新我”，“旧我”完全可以牺牲掉。人类文化中最初的“利他之爱”、“无私之爱”、“献身之爱”，也许正是从这个基点出发才逐步发展起来的吧？由此，人类又进一步从“自我”意识的放大中逐步产生了“群体”的观念，然后逐步形成了“家庭”、“集体”、“社会”、“国家”、“民族”等概念，并具有了完整的“类”的意识。而且进一步在理性上接受了这样一种观念：为了国家、民族乃至整个人类所体现的“大我”，在特殊时刻可以牺牲掉“小我”的生命。同样，孩子从父母那里接受了最初的爱，然后把这爱再传递给下一代和其他人，人类社会正是依靠这爱的传递，才得以顽强地承继与发展下去。由此看来，扎根于我们心灵深处的“人伦之爱”乃是全世界不同民族与文化之间相互交流的最深厚的基础。中国古代的哲人所强调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其实正包含了这一层意思。
吕赫若自述说：“《邻居》意图写出内地人即日本人。——引者、台湾人所应有的态度。”《吕赫若日记》未刊本，1942年10月1日。这的确是很耐人寻味的一句话。从这话里可以看出吕赫若试图以爱消解仇恨的努力。哪怕是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哪怕是压迫民族与被压迫民族之间，她们各自的普通成员仍然是可以相互关爱相互同情的。而这恰恰是推翻殖民统治的最顽强的力量所在。另一方面，既然人类的伦理文化是由最朴素的亲子之爱、最单纯而深厚的亲情发展起来的，那么，这种人伦之爱实际上也就构成了人类伦理文化的核心与基础。因此不管什么样的道德观念，无论打着多么冠冕堂皇与神圣的旗帜，都不能脱离一个底线：不能违背起码的人伦之情，否则就会走向“非人性”的反面。
《邻居》这篇小说创作于1942年，正是“皇民化”运动最酷烈的历史时期，因此它不可避免地被打上了特定时期的历史烙印。应该说这篇小说的故事情节并不复杂：作为日本人的田中夫妇在交通不便、嘈杂而纷乱的城市郊区租了套公寓，并与身为邻居的叙述者“我”——一名普通台湾青年结下了友谊。作为旁观者，“我”观察到膝下无子的田中夫妇收养了一个名叫阿民的中国男孩，并对这个中国男孩百般疼爱的过程，由衷感叹这对日本夫妇的平易近人和深厚真挚的爱心。无须讳言，如果联系一下当时的时代背景，单从这篇小说的故事情节来看，其回应殖民当局倡导的“中日亲善”色彩应该是比较明显的。但当我们仔细阅读小说文本的时候，却又很容易读出另一番意味。这意味，又决不是单单一个“皇民化”所能概括得了的。
小说中的田中夫人因为不能生育，于是希望抱养一个台湾小孩来承继自己家庭的香火。这个愿望应该说是非常自然的，而且作品也刻意暗示阿民所在的家庭——李先生一家的生活一直不太富裕，而阿民已是这个家庭的第五个孩子，所以田中夫妇能够收养阿民实在是一种善举：“由于阿民是五男，田中夫人基于此理由，打算把他要过来，阿民的母亲李夫人也因有此打算而促成。”但从文本所展示的阿民母亲李夫人哀伤欲绝的神态来看，再充分考虑到他们之间事实上的不平等关系，那么李家在“转让”阿民这件事上有多少自愿的成分，则是大可怀疑的。况且“我”从阿民的哥哥——自己的学生李健山的口中也得知：“并没有把阿民送给田中夫妇，而是田中夫人说是想要，硬把他带回家。”——田中夫妇虽然对待阿民疼爱有加，但他们那种夺人所爱的行为，无疑具有一种专横自私的倾向。而且，他们从决定抱养阿民的那一天起，就试图彻底切断阿民与自己亲生父母的血肉联系。他们把阿民的名字由原来的“健民”改为带有日本文化色彩的“民雄”，打算让他“入籍”。而且不断地给三岁的阿民“洗脑”，想方设法抹去他大脑中关于父母的印象，试图把他变成一个彻头彻尾的“日本人”。田中夫妇的这些做法背后，一方面表现了企图“独占”阿民的狭隘自私心理，另一方面也体现了他们在骨子里对中华文化的极端蔑视心态。他们就是要使得台湾出生的阿民彻底根除“台湾性”与“中华性”，成为日本家庭与日本文化的“顺民”。
笔者发现，即使是“我”所倾心赞扬的田中夫人，她那试图独占阿民的专横自私心理，以及在阿民生母李夫人面前的傲慢冷酷、不近人情，也是跃然于纸上的。即使是迫不得已，允许李夫人偶尔看望一下阿民时，他们也要在阿民面前隐瞒真相，让他称呼自己的生母为“保母”：
“你看！你看！健民！我是阿母噢。”
李夫人伸出两手。阿民却不看她一眼。田中夫人愉快似地发出胜利的欢呼。
“对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