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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感有读巴尔札克的必要”。由对巴尔扎克的阅读感受出发，吕赫若再一次提醒自己“要写长篇作品”。同年3月23日，他还曾表示要向巴尔扎克学习“全盘掌握题材的方法、掌握人物的方法”。他对斯汤达也同样赞不绝口，1942年8月30日的日记则有这样的记载：“想写长篇小说。斯汤达尔果然不错。觉得那种风格的文章适合自己。”而在读了陀斯妥耶夫斯基的传记之后，吕赫若深深地为着陀氏的苦难人生经历和伟大的人格而震撼和折服：“竟然有生活那么困苦的人？有被现实那样折磨而还是坚持到底的人？”他感慨万千地说：“比起杜斯妥也夫斯基，我们的困苦简直是骗小孩。”但吕赫若没有在这些文学大师面前有任何自卑，在他看来，“古往今来身为文学家的人在心情上都是相同的。自己也是。我知道自己的心情确实也是属于文学家的”同①，1943年7月24日。。因此，吕赫若的艺术追求和价值取向实际上都更接近于19世纪以来的西方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传统，他与那些批判现实主义大师的心灵是心心相印的。
在1942年2月28日的日记中，吕赫若曾摘抄了日本文艺理论家小田切秀雄的表述其写实主义文学观点的一段文字：
——为了要缩短、克服个人与时代间的分歧，做为文学，除了从根探究那分歧而彻底去描写它之外，别无他法。
——探索现实上应被否定的事物的根源，而且彻底加以描写，以资真正去克服它的文学之中才能感受到美。
——正因为有希望光明而厌恶黑暗的、不易止息的希求之心，所以希望文学从根彻底描写黑暗，以达到克服黑暗。
在笔者看来，这段文字不仅启发吕赫若的文艺思想产生了一种深刻的共鸣感，而且简直就是替吕赫若说出了自己的文学主张，它可谓是吕赫若文艺思想的集中诠释。从这段文字可以看出，吕赫若所钟情的文艺方法与那些只注重于生活的表面现象、而忽视或回避生活本质的自然主义描写手法，是有着天壤之别的。他注重的是要“从根探究”那些“应被否定的事物的根源”，而且要“彻底去描写”它。在这里，“彻底”一词的反复使用与一再强调是很值得注意的；它一方面体现了对表现对象不应有任何隐饰的完全客观、冷峻的写实态度，另一方面又意味着文学家要“彻底”地追究现象背后的那真正的原因所在。这就需要一种穷究根底的精神，需要一种科学深邃的理性眼光。
基于这样的写实主义文学理念，吕赫若对当时社会的批判既冷峻深邃，又是全方位的，没有局限于殖民统治这一方面。吕赫若的小说作品，在尖锐地批判与揭露殖民统治对台湾人民的种种压榨的同时，也同样冷静、深邃地揭示了传统宗法制度下农民的落后、保守、愚昧与麻木对自己悲剧命运起到的不可忽视的作用。
从这种批判性的文学立场可以看出，吕赫若坚守与弘扬的，应该说是站在作家个人话语立场上的、对社会进行独立性的彻底批判的人文主义精神传统；通过这种写实主义的艺术方法，吕赫若最大限度地体现了一名现代知识分子的可贵良知与历史使命。需要指出的是，这种批判性的写实主义手法虽然总是在揭露黑暗、表现黑暗，但创作主体并不是悲观主义的，相反，他们之所以要“从根彻底描写黑暗”，其目的正是要“克服黑暗”、战胜黑暗。因此，他们的作品虽然处处面对着黑暗，但总是指向光明，并且坚定着人们战胜黑暗、追求光明的信心。——在吕赫若等人看来，文学艺术之美只有在揭露与克服黑暗的过程中才能最大限度地呈现出来，这样一种审美理想与中国古代儒家学者们一再强调的“善”与“美”的和谐统一，又何尝不是“心有灵犀”的呢？
另一方面，作家怀有的那种“希望光明而厌恶黑暗的、不易止息的希求之心”，也使得他们的作品在貌似客观、冷静的文字底下，深藏着一种汹涌澎湃的热情。作品中对生活的审美描写，能唤起读者的审美经验，勾起读者深藏在心底深处的生活记忆和情感体验，从而与作品中的人物或情境产生一种共鸣，使读者积郁心中的情感得到宣泄。黑格尔对此曾有着精辟的论述：“艺术理想的本质就在于这样使外在的事物还原到具有心灵性的事物，因而使外在的现象符合心灵，成为心灵的表现。”［德］黑格尔著、朱光潜译：《美学》（第1卷），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201页。
事实上，吕赫若在小说创作中并没有完全排斥情感的表现与抒发。恰恰相反，他的作品往往笼罩着淡淡的抒情氛围。作为一名多愁善感之人，他有时候甚至无法克制住自己的主观情感，不惜让叙述者从幕后走向前台，直接抒发自己的情感。甚至不惜打破整篇小说客观冷静的写实氛围。如在《月夜》与《庙庭》中，叙述者“我”有时候的过分饶舌般的议论大大削弱了作品主题的含蓄。例如当翠竹投水自尽被救上来时“我”的一番议论：“啊——我无法止住流下来的泪水。此时，我格外感受到翠竹必须投水自尽的心情。既然娘家与婆家都无法安身，除了求死外，还能有什么方法呢。尤其对像翠竹这样没有独立能力、只能受环境支配的女性而言，更是如此。”作为一位爱憎分明、富有着强烈正义感的年轻作家，吕赫若终究不能完全“超然于物外”，保持一种纯粹客观、冷静的叙事态度，但我仍然要说的是，这样的议论或多或少地干扰了作品的写实风格。而吕赫若在不动声色中表现出来的讽刺艺术《合家平安》、《财子寿》等小说的题目，本身就含有一种讽刺的意味。《合家平安》里的范家，恰恰是最不平安的；而“财子寿”尽管是周海文之流所梦寐以求的人生理想，但这个梦想对那些依靠专制与剥削来维护其统治地位的封建家长来说，无异于痴人说梦。——这种内敛性的讽刺艺术正是吕赫若孜孜以求的。所以他对过于夸张性的讽刺，总有些不以为然。在读了果戈理的著名讽刺喜剧《钦差大臣》后，吕赫若在日记中写道：“讽刺虽有趣，但总觉得再加入梦、快乐、浪漫会更好。”《吕赫若日记》未刊本，1942年3月29日。笔者以为，这实际上是对果戈理过于“有趣”与外露的讽刺手法的非议，不过，吕赫若所说的“加入梦、快乐、浪漫会更好”的见解，又说明了信奉写实主义理念的他，在文艺观念与艺术追求上，又不乏多元化的主张。
二、与日本近代作家的承传关系
台湾民众在被日本侵略者长达半个世纪的殖民统治过程中，不可能不受到日本社会文化与历史传统的深刻影响。时过境迁之后，当我们用历史的眼光重温那段惨痛的历史时，一定会注意到：日本的侵略和统治不仅给一些台湾人带来了严重的“殖民地的伤痕”，而且在台湾社会与文化的诸多方面，都打下了难以抹去的复杂烙印。笔者认为，对这一问题的正确态度是：既不必刻意回避这种复杂影响的存在，又要实事求是地看到在整个台湾的历史与社会文化中，这种影响是非常有限并始终囿于某一方面某一范围以内的。相对于数千年的中华文化源流，五十年的殖民统治毕竟只是沧海一粟。何况即使是在殖民统治的高压时期，包括绝大多数现代文人在内的台湾民众，仍然顽强地坚守着本民族的文化传统，抵抗着殖民主义的文化同化政策。当前岛内个别人从自己的“台独”政治理念出发，肆意夸大台湾文化与日本之间的“亲近”关系，实际上已经违背了起码的历史事实。
具体到吕赫若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吕赫若接触的日本文学与文化典籍中，除了左翼文艺理论与社会文化思潮的书籍以外，还包括大量的从物语文学等日本古典文学到与吕氏同代的日本现代文学作家作品。根据吕芳雄的回忆，吕赫若读到的最早的文学作品之一，就是日本作家岛崎藤村（1872—1943）的《千曲川风情》。而菊池宽（1888—1948）、横光利一（1898—1947）、川端康成（1899—1972）、久米正雄（1891—1952）、德富芦花（1868—1927）等不同时期不同流派的作家，都曾给吕赫若以深刻的影响。吕氏日记中对此的记载是很多的，如1942年10月4日，他在日记中写道：“看横光利一的《秋逝》、芹泽光治良的《历史故事》。赞同两氏的文学态度。”他还特别喜欢横光利一的长篇小说《旅愁》。《吕赫若日记》未刊本，1943年4月18日。1943年3月18日的日记中，更有他阅读川端康成的《小说的结构》一书的记载，可见他曾有意识地从这位世界知名的文学大师那里借鉴、学习过小说的构思技巧。此外，吕赫若还与自己同时代的日本作家户川贞雄、丹羽文雄等人有过频繁交往，并熟识他们的文学主张与作品。他赞赏丹羽氏那“独特的幽默和感觉的细腻”同①，1943年2月28日。。他对比自己大十一岁的日本女作家林芙美子的作品，更是赞叹不已。
吕赫若与日本作家之间直接的承传关系，不少前辈同仁与学者专家都已指出并做过细致深入的研究。吕赫若的生前好友、日据时期的台湾著名作家巫永福先生就曾回忆说，吕赫若在刚刚接触文学时，受日本作家德富芦花的影响很深。巫永福：《吕赫若文学座谈会》，陈映真等著《吕赫若作品研究——台湾第一才子》，（台北）联合文学出版社有限公司1997年版，第316页。《吕赫若小说全集》的汉语翻译者林至洁还认为，吕赫若的《蓝衣少女》、《春的呢喃》及《田园与女人》等作品，与日本作家菊池宽、久米正雄的作品颇为相似。吕赫若著、林至洁译：《吕赫若小说全集》，（台北）联合文学出版社有限公司1995年版，第18页。应该说这样的艺术感受与分析，都是很有见地的。笔者还注意到，这些与吕赫若有着直接间接联系的日本作家中，有不少是日本近代以来声势浩大的自然主义文学运动、尤其是独具日本文化特色的“私小说”流派和新感觉派的代表性人物。如岛崎藤村虽然被誉为日本近代浪漫主义文学的重要诗人之一，但真正确立起他在日本文学史上的独特地位的，却是他的长篇小说《破戒》，正是这部小说标志着日本自然主义文学的确立；而久米正雄则曾经是“私小说”理论的重要倡导者，他的《私小说和心境小说》等文艺论文，不仅把私小说看作日本的纯文学、散文文学的精髓竭力加以推崇，而且从理论上探讨了“私小说”与“心境小说”的密切联系。对吕赫若有直接影响的另一位作家菊池宽，则是“新思潮”派的代表人物，“新思潮”流派就得名于他和芥川龙之介等人多次创办的《新思潮》杂志。菊池宽主张撷取生活现实中的片断而加以“理智的”、“心理的”描写，并强调运用多种技巧表现客观现实的文学观点，显然对吕赫若启发不少。至于横光利一，更是曾经与川端康成一起驰名日本文坛的新感觉派小说的重镇之一。他最后的长篇小说《旅愁》前后创作了十年，直到去世都未能完成而使其成为残缺的遗作。小说表现的是两名青年在欧洲大陆孤独而伤感的行旅，这一作品的题目本身就渗透着无尽的寂寞、无奈与感伤，吕赫若对这部作品的喜爱，是与他那心灵深处的孤独、压抑与彷徨密切相关的吧？
需要指出的是，从整个中国现代文学的宏观角度来看，吕赫若与日本近代文学之间的密切关系，决不是一种特例现象。众所周知，中国新文学之新，主要原因就是受到了外国文学的影响。不仅仅是台湾现代作家，祖国大陆的近现代文化巨人和作家中，曾经留学日本、以日本为媒介进一步学习和接受西方现代文化观念的，也实在是不计其数，他们当中既有维新派领袖人物梁启超、黄遵宪和辛亥革命的领导者章太炎、秋瑾、邹容、苏曼殊等，又有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创始人陈独秀、李大钊等，更有鲁迅、周作人、郭沫若、郁达夫等新文学巨匠。早在1928年，郭沫若就在《桌子的跳舞》一文中强调指出：“中国文坛大半是日本留学生建筑成的。创造社的主要作家都是日本留学生，语丝派的也是一样。……就因为这样的缘故，中国的新文艺是深受了日本的洗礼的。”更有当代学者表达了同样的看法：“从某种意义上说，离开了日本文学，就无法深入理解中国现代文学；没有日本文学的影响，没有中国现代作家对日本文学的理解和接受，中国现代文学就不会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这个样子。”王向远：《中日现代文学比较论》，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页。——这样的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