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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晚期代替骨耜而兴起的是木耜，木耜平面为长方形、相面正中也像骨耜一样加工了一道纵向装柄浅槽，两侧分别凿有一个长方形孔，用作栓绳捆绑木柄。很明显，木耜的形状和制作方法都是沿袭了骨耜的，其用途也应相同。
河姆渡人收获稻谷除用手直接摘取稻穗外，还大量地使用石、骨、蚌制的收割工具。遗址中曾发现一件用兽类肋骨制作的锯齿状器，锯齿成斜状，错磨得非常锋利，考古学家推测是一件收割农具——镰刀。另外，在遗址中还发现少量石刀，外形扁平长条形，对钻2～3个小圆孔，双面刃，也是当时先民收割稻穗的农具之一。
河姆渡人脱稻谷壳的工具，主要是木杵和陶臼。木杵发现于第四文化层，保存较好，横断面呈圆形，杵头硕大，长92厘米，杵头直径8。3厘米，杵柄直径5厘米。与木杵配套使用的是一些器壁特别厚重的陶臼，如其中的一件陶臼，为夹砂灰陶，敞口，深弧腹，小平底、近圆，外腹壁安二鸡冠状耳，器壁厚达2厘米左右。口径41厘米，高22厘米，底径15厘米。但这种陶臼至第二文化层中才有发现，估计第四文化层时大概在地上挖个洞，铺上兽皮作臼使用。
建筑遗迹和带榫卯的木构件
一、干栏建筑
农业的产生和发展，一方面为人类提供了充足的食物，使人们的定居生活更趋安定；另一方面，农业生产的可持续发展，又必须以一定规模的定居生活为前提。河姆渡人的稻作农业已进入到较为发达的耜耕农业阶段，稻米已成为河姆渡人的主要食物，与此相应，河姆渡人的定居生活也已十分稳定，并形成了4万平方米的长期定居村落。
河姆渡遗址两次大规模考古发掘，除第一文化层外，在第二、三、四文化层都发现了木构建筑遗迹，其中尤以第四文化层最为密集和壮观。在发掘区随处可见密密麻麻的木板和纵横交错的一排排桩木、长圆木，其总数达数千件以上。桩木有三种：圆桩木、方桩木、板桩。圆桩木一般直径较小，方桩较大，板桩厚约3～5厘米，最宽达55厘米。桩木都下部削尖，打入地下。桩木可分为两种，一种是作为地梁的维护桩，往往较小，入土深30～50厘米；另一种是主要的承重大桩木，入土深达100～115厘米。长圆木往往与桩木组合在一起，形成一列列排桩。木板发现数量也较多，一般厚5～10厘米，长80～100厘米，大多垂直于排桩走向布置，是铺在干栏式建筑地梁上作地板用的。
河姆渡遗址第一次发掘时，在第四文化层下部发现13排排列有序的桩木，多数排桩的基本走向是西北一东南，部分近南一北。从这13排桩木的不同走向分析，这里至少有三栋以上的建筑。
河姆渡遗址两次考古发掘表明，河姆渡人构筑房屋时，利用前期已毁的旧构件的现象比较多，有的直接利用原件，有的梁改柱，柱改梁或桩；木构件焚毁的残段，则改作小构件使用，如梁、枋之类劈作地板和桩木等使用，因此出土的不少桩木、地板上都留有完整或残缺的榫卯。木构件的重复利用，可以减少采伐、运输、成材等加工工序，即使不是被直接利用而是加工改制新件，也比较省工。直到现在，民间建筑的柱、枋、橡，甚至门、窗等还是反复利用的。另外，从部分桩木上端残留的火烧痕迹看，建筑失火现象也比较严重，况且河姆渡人的房屋又是以树木等有机质材料构筑而成，经过几千年风雨等侵蚀，故至今未见结构完整的建筑遗迹。这给河姆渡建筑的复原带来了一定的困难。根据考古学家和古建筑专家分析，河姆渡的房屋是以一排排桩木为支架，上面架设大、小梁承托地板，构成离地80～100厘米高的架空基座，于其上再立柱架梁盖顶的干栏式建筑。当时的房屋是背山面水呈扇形布置，顺排桩轴线方向成长条形，其中最长一栋房屋面宽达23米以上，进深7米。房屋前檐有宽1米左右的前廊过道，过道外边设直棂木栏杆。
河姆渡人的建筑在近2000年时间里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栽桩架板的干栏式建筑，根据住面的高度可分高干栏和低干栏。高干栏建筑构件大部分露头于第四文化层上部或第三文化层底部，打入生土层，主要有地龙骨，板桩，圆木桩和木板及木梁等，少数板桩和木板带有榫头、卯口，个别较粗大的竖桩上端开杈，呈“Y”形，是一种承重桩。低干栏木构件有圆桩、排桩、木板及木梁等，大部分露头于第四文化层上部，见底于本文化层中部。第二阶段是栽柱打桩式建筑，构件大部分露头于第三文化层上部，也有露头于第二文化层上部，见底于本层中、下部。栽柱式建筑，是先挖好柱洞，而后放入木垫板，再放进柱子；打桩式建筑，不挖洞，将木桩直接打入地基。第三阶段是栽柱式建筑，先挖好柱洞，而后放进红烧土块、粘土和碎陶片等，层层填实加固，使之形成倒置的“钢盔”一样柱础，于其上立木柱。
河姆渡人这种以架空基座为特征的干栏式建筑，是古代长江流域及南方地区较普遍流行的一种原始居住形式，是与南方多雨潮湿的自然环境相适应的产物。由于它既具有防止蛇虫猛兽危害，又可避潮湿，上可住人而下可象养禽畜等作用，因此，历数千年而不衰。时至今日，在我国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中，仍可以见到这种古老的建筑形式。
二、榫卯类型
河姆渡出土木构件中除桩木、长圆木和木板外，还发现不少带凹槽及顶端带杈的木构件，表明许多复杂的节点仍然使用捆扎的方法。但在一些垂直相交的节点已采用榫卯工艺，堪称为我国木构建筑史上的奇迹，它对中国古典建筑的影响深远。河姆渡遗址共出土带有榫卯的木构件上百件，都是垂直相交的榫卯。归纳起来榫头的类型有梁头榫、柱脚榫、燕尾榫、双凸榫、柱头刀形榫、双叉榫等。其中两件榫头截面长宽比例为4：1，符合受力要求，结构科学，被后世称为“经验截面”。另有一件带有梢钉孔的榫，榫头中部凿一直径3厘米的小圆孔，用以安插梢钉，目的是为了防止构件受拉后脱榫，从中反映出当时木构技术已相当成熟，连系梁、柱等的节点构造已较妥善。
卯孔是与榫头交互配合使用的。河姆渡的卯主要见于较粗壮的木柱等构件上，如一根带榫木柱，在榫头下20厘米处两面对凿出长9厘米、宽7厘米的长方形卯孔，这种卯孔，可以两侧对插入横梁或枋木的榫头，是后世所称“平身柱”的鼻祖。另在一根圆立柱的同一高度开凿出两个互成直角的长11厘米、宽6厘米的卯孔，是连接两个垂直的横向梁彷构件的转角立柱。此外，还出土一段方木，上面等距挖凿出长4厘米、宽3。5厘米、深1。5厘米的卯眼，是插入栏干直棂所用的构件。
河姆渡人的企口拼板技术也比较高超，在一块残长79厘米、宽17厘米、厚5厘米的木板上，两侧各凿出一道宽1～2。5厘米、深2。3厘米的企口，可用以插入砍削成梯形截面的木板，而衔接处不见通缝，是当时密接拼板工艺进步的实证。总之，河姆渡人使用的榫卯构件制作已相当精巧，结构也相当科学，并能根据构件的不同受力情况进行相应处理，其榫卯形式都基本上符合受力的要求，有些甚至与晚期木构件所见相同，只是加工较为粗糙而已。
三、木构件加工工艺
河姆渡遗址出土的大量木桩、木板及梁柱等木构件，通常可以见到劈削或平木加工留下的斧、锛痕迹，在一些柱子等构件两端和榫头横断面上，也呈现出剁砍的累累斧痕，而有些木板、方木，因其表面未经进一步加工而留有木纹纵裂面，则显示出以楔具打人原木的纵向劈裂痕。由上可知，河姆渡人使用的木作工具，有石斧、石锛、石凿、石楔及骨（角）凿等几种。
石斧，形体厚重呈梯形和长条形，最厚处开始磨刃，两面刃部往往不对称，但极锋利，有弧刃、平刃等，器身可见麻点状打琢痕迹。石斧柄是截取分杈的树枝或鹿角制成的，较细长的一端作手握柄部，粗壮的短杈下端截去右半边，留下半边做成“榫头”状的捆扎面，安装时把石 斧柄部较长一面平贴在器柄头部短杈下的“榫头”处，然后用藤条捆扎结实。这种安柄方式较宜于斜向挥动，提高了小型石斧砍伐树木的效能。在发掘出土的木构件上的斜向砍削处的平直砍痕，应是这类石斧所致。石锛器形较小而扁薄，一面磨出刃部，平面有梯形和长条形等。锛柄，仅见一件残木柄，亦是以树杈加工而成，唯短杈较狭较厚，捆扎面在后侧，适宜于安装器身较厚较长的石器。一些木构件上弧凹的印痕是这类石锛所致。石凿，器身稍长而厚重，背面略弧，单面刃，也有双面刃的，制作较精细，用以挖制卯孔。石楔，器身大多十分厚重，两面刃部对称，而呈“楔”形，顶端有因重力捶击留下的击痕或崩损，用于开裁原木或木板。骨（角）凿，是用动物尺骨、肢骨或鹿角等制成，出土的骨（角）凿大多保留着骨髓原始形状，上端稍磨平，下端错磨出锋利的双面刃。此外，在用凿挖卯孔及用石楔开裁木构件时，还需要木棒、木捶或石块等捶击工具。
按木构件所见加工痕迹可知，伐木和横断木材的工具主要是石斧。伐木是沿树木近根部位拟断线一周，先斜劈，然后横向砍断一片，这样劈裂一片，砍断一片，直到沿断线形成大半周槽。为了控制木材倾倒方向，浅槽一般不能周匝平均砍伐，而是略偏向一侧，最后向浅槽较深的一方拉倒即可。用石斧砍伐木材端点略呈尖桩状，但尖端略偏向一侧，所遗留的树桩是毛碴的面。横断木构件大致也用类似方法，这时木材可以平放，所以操作时石斧可沿拟断线周匝砍成凹槽，然后折断。因此，木材的两个截面皆呈尖桩形。原木加工成方木，如果只是将圆形截面加工成方形截面方法比较简单，只要用石斧、石锛削刨就行。大原木剖成小方木或板材，即将原木纵向剖裂，难度较大。工具主要是石楔和捶击工具，操作方法如现代裁开石板，沿拟断线并列加楔。即在原木上顺纵向木质纤维的劈裂线上，每隔一定距离打入石楔，每楔嵌入原木中便会产生一段胀裂。各楔造成的裂痕连接起来就构成顺纹断线的通缝，然后再于原木通缝的相对一面用同样方法加楔，使之产生对应的通缝，不断打深石楔，直到原木完全裂开。这种开裁木材的原始工艺在近代西藏、甘肃等偏僻地区，在没有锯的情况下仍在使用，足见其影响的深远。木板截断，是在正反两面用石斧砍成对应的凹槽，然后折断而成，如不作进一步的修整，则两端都呈砍削的扁尖形状。河姆渡遗址出土的大多数木板即是如此。榫头的制作主要是用石斧砍削而成的，卯孔一般用石凿、骨凿或角凿挖成。用凿挖卯孔一般需要捶击操作，不过骨（角）凿刃部都较小，如木材不甚坚硬或刚砍伐不久的，或可无需捶击而直接用以挖制卯孔。
独具一格的制陶艺术
陶器的发明最早可追溯到新石器时代早期，最初人们用竹、藤、树枝等编成的篮子等涂泥后盛水，因偶然失火，篮子烧毁，泥土烧硬而发明了陶器。我国新石器时代早期的江西万年仙人洞出土陶片中，器内部分常见篮纹样印痕，就是采用了树枝编成器模，俟泥土硬化后便将篮模烧掉的最原始“模制法”制陶技术。类似的陶器成型技术在云南沧源县佤族、台湾高山族聚居区一直保留到近现代。后来，人们经历了脱卸篮模继续整形的过渡阶段，才进入不用篮模，直接成型的制陶阶段。到了距今7000年的河姆渡文化时期，其制陶工艺已渐趋成熟，且独具一格，其具体操作程序如下：
备料。经中国社会科学院鉴定：河姆渡第四文化层制陶所选的泥土是含铁量非常低的较纯绢云母质粘土。为了减少坯体干燥和烧成时的收缩，防止产生开裂，同时为了提高陶器的耐热急变性能，河姆渡人在粘土中拌和了经过燃烧炭化的一些植物茎叶和稻谷等。一般认为，由于烧制时温度低，加上缺氧，故陶胎中的有机质仅达到炭化程度，器表因之也呈黑色，所以称之为夹炭黑陶。到了第三文化层时期随着器表泌浆工艺的出现及烧成温度的增高，夹炭陶也随之演变成灰黑色，有的还在器表饰上红色化妆土，烧成胎黑表红的夹炭红衣陶。河姆渡遗址中除陶土中掺和炭化植物茎叶、谷壳等外，也掺和细砂粒，这种掺和细砂粒的陶土称为夹砂陶，其作用也与陶土中掺炭相同。夹炭陶土和夹砂陶土是河姆渡制陶的最主要陶土原料。随着时间的流逝，夹炭陶的数量逐渐减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