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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立人的服装非常讲究，证明当时的纺织工艺已经十分发达。
古蜀人饲养桑蚕并以蚕丝制作丝绸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600年的新石器时代末期，他们可能是世界上最早穿上布衣的人群。
我们今天难以完整地看到远古时期的纺织品了，它们不易保存，早已朽烂。三星堆大立人是由青铜铸造的，所以完好的保持了服装的款式。他的服装类似后来中原地区周人贵族在朝拜、祭奠、丧葬等仪式活动使用的具有古制的礼服，说明它模仿的人具有相当崇高的地位。
在三星堆人像中，有一类服装是最常见的，它的样子是无领的，襟部与衽部连接处弧形圆转，开衽在身体前方的正中位置，腰部一律用带约束。这种衣服的样子好像是后来的对襟衣。这可能是三星堆人的常服或通常的礼服。
另一种服装是比较特别，仅见于这件跪坐人像。这个人像的形态比较丑陋，显露着凶恶的表情。他穿的是一件右衽短衣，与中原地区的右衽短衣是一样的。
跪座的习俗一直到南北朝与唐代还依然存在，当椅子还没有传入的时候，跪座或席地而坐是一种最常见的坐姿。三星堆的艺术家制作出这样一个跪座人物造型，其跪的本身可能并不是贬义，别有用心的是跪座人物的表情。孙华先生认为，跪坐人像与三星堆其他青铜人像的面部特征、服装样式和坐的姿势全然不同，他应当表现的不是三星堆社会的主流人群和基本人群，不能排除这是三星堆人故意取笑于当时中原人的可能性。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的冈村秀典也认为，青铜跪立人像可能就是中原殷人的形象。
三星堆铜人的发形有两种，一种是后脑勺垂有发辫的，一种是前额及两鬓削平，后脑勺戴有发笄的。
孙华：“从那些铜像来看，这些不带辫子的带发髻的人好像从事的都是宗教活动。所以我们猜想，里面这些没有辫子的很可能掌握着三星堆这个王国的宗教权力。而带辫子的很可能掌握着一种世俗的权力。但这两者是并存的。”
许多出土的青铜人像脑后有发辫
冈村秀典认为，人头像的辫子是三星堆人主要的发型，但是这种发型在殷墟时期的中原也有例子。二号坑出土的一件头像头顶上的环状物在殷墟时期的中原也能找到。这种现象不仅反映了中原与三星堆之间物质的流通，同时也能看出通过风俗方面的直接的人的交流。
许多学者认为，三星堆文化是吸收了一些中原文化或近东文化的本土文化，三星堆的人们是起源于四川西北岷江上游的人群，经过迁徙，最后根植于成都平原建立了王国。现在，另一个观点颠覆了以上的看法。那就是，在三星堆王国中，有一支来自中原的人群，具体地说，这群人是来自中原二里头王族中东方的氏族。
二里头文化是中国青铜时代的文化，以河南省偃师县二里头村遗址命名。中国许多学者认为，二里头遗址是夏代晚期的一处都邑，二里头文化就是夏代的文化。
“在三星堆王国里有中原人”的观点是以器物间的比较为依据的。从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镶嵌绿松石铜饰牌”、斧形器和陶器都与二里头文化极其相似。
三星堆文化与二里头文化一致性的器物，导致了一个一个推断：在夏代的某个时期，曾经有一支人群，他们穿越了湖北江汉地区和渝东峡江来到成都平原，成为三星堆王国中占据统治地位的氏族！这个推断随即引出来一段远古的传说。
在夏代时期，有一支与夏国君王联姻的部族，名叫有缗氏。《汉书·地理志》记载，有缗氏部族大约活动在今天的山东省金乡县的位置。《左传》昭公十一年记载，夏桀曾以武力攻击有缗氏。有缗氏不堪忍受夏桀的暴政，集体逃离。
孙华：“四川古族中间有一支曾经是来自山东的有缗氏，这个有缗氏是和夏王朝有通婚关系的这样一个就是很有名的一个古族。但是究竟它是不是，由于这是毕竟我们所依据的都是一些传说和后世的文献，没有直接的考古证据，所以这个不能做结论，只能作为一种假说。”
在此，有关蜀人起源的猜想发生了变化：当我们将探究的目光沿着四川的岷江溯水而上，企图发现古代的蜀人是如何在岷山兴起并如何溯江而下的时候，一个别样的假设可能是颠覆性的。
一号青铜神树
有专家认为是传说中的神树“扶桑”
大约在3000年以前，三星堆的工匠们进行了一项伟大的工程，复杂的项目中包括制造许多颗青铜树，耗资之大足以伤及国力。三星堆的人们相信他们祭祀的场所一定是世界的中心。当神圣的树木耸立起来的时候，膜拜的人们实现了天与地的沟通。
公元1986年8月，四川省的考古者在三星堆二号器物坑发现了6件由青铜制造的树木。发掘者将其命名为一至六号青铜神树。人们在重新修复它们时，仅能比较完好地恢复一件，即一号大铜树。
一号大铜树残高396厘米，由于最上端的部件已经缺失，估计全部高度应该在5米左右。树的下部有一个圆形底座，三道如同根状的斜撑扶持着树干的底部。树干笔直，套有三层树枝，每一层三根枝条，全树共有九根树枝。所有的树枝都柔和下垂。枝条的中部伸出短枝，短枝上有镂空花纹的小圆圈和花蕾，花蕾上各有一只昂首翘尾的小鸟；枝头有包裹在一长一短两个镂空树叶内的尖桃形果实。在每层三根枝条中，都有一根分出两条长枝。在树干的一侧有四个横向的短梁，将一条身体倒垂的龙固定在树干上。
三星堆的二号铜树仅保留着下半段，整体形态不明，下面为一圆盘底座。三条象征树根的斜撑之间的底座上，各跪有一人，人像的双手前伸，似乎原先拿着什么东西。能够复原的树干每层伸出三根树枝。它的枝头有一长一短叶片包裹的花蕾，其后套有小圆圈，与一号大铜树基本相同；但枝条的主体外张并且上翘，鸟歇息在枝头花蕾的叶片上，这却不同于一号大铜树。
这两颗大铜树体量巨大，尤其是一号大铜树上还有龙盘绕，它们应当不是普通的树木，而是具有某种神性的神树。
神树在中国的古代神话传说中不止一种，例如建木、扶桑、若木、三桑、桃都等。曾经在三星堆的天空中伸展的青铜树更接近以上的哪一种神树呢？学者们对照相同的文献，得出的却是不同的解释。于是，人们企图在古籍与神话之中寻求答案。
很多学者都认为它们代表扶桑和若木。
谭继和：“这些树，应该说是古蜀人幻想成仙的一种上天的天梯，这种天梯是同太阳所在的地方相连接的，在东方叫扶桑，在西方叫若木。”
段渝先生和林向先生认为三星堆发现的青铜神树呢可能是剑木或者和剑木有关。
段渝：“我觉得从它的形态和它的功能来看的话，和它的龙在上边来看的话，它应该是剑木。”
英国学者罗森在《古中国的秘密》一书中写到，三星堆的青铜树使用了贵重材料，即用青铜来铸造，也许是暗示了它所表现的是人世以外的一个非物质的世界。三星堆大铜树以树的躯干、鸟、花和神树之上供人们想象的太阳向我们展示了一个通天的主题。
靳之林先生在《生命之树》中写道：原始氏族部落的通天与太阳崇拜、鸟图腾崇拜与生命之树、生命之花、太阳花崇拜是三位一体、合而为一的。
三星堆文化和三星堆社会尊崇太阳的特征直接表现在青铜器物上。三星堆二号器物坑中，有一种类似车轮的圆形铜器。开始的发掘报告称其为车轮，但是从轮形铜器的构造来看，作为车轮的使用或作为车轮装饰都不可能。林向先生认为，轮形铜器应该是一种盾的装饰物。
第三种解释是，轮形铜器是象征着太阳的太阳轮。英国学者罗森认为，轮形器是常设在神庙中的神器，或者是用于某种祭祀仪式，钉挂在某种物体上，作为太阳的象征接受人们的顶礼膜拜。
在中国的神话中，有关太阳的传说里面都有鸟的形象。陆思贤、李迪在《天文考古通论》指出：对太阳最敏感的莫过于鸟禽类。
三星堆的艺术家在青铜神树上就精心安置了一些铜鸟。这些鸟好像是依照统一的规格铸造出来的，表明它们担负的是同一个明确的使命。罗森认为，这种鸟可能属于一个奇迹般的世界，他说，至今为止，我们对这个世界的了解仅限于三星堆的青铜器。
《山海经·大荒东经》中记述了十个太阳都由鸟来背负着上升或下沉。不过，三星堆一号神树上的鸟却为九只。另外一只哪去了呢？日本学者布川宽先生结合湖南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帛画内容认为，根据太阳的运行规则，值班的太阳已经出发，所以扶桑上只有九个太阳，树木顶上就没有了那一只鸟。徐朝龙先生认为落在“一号神树”三段构成的分枝长出的九根树枝上的鸟确实象征着文献记载的“居下枝”的九日，而“居上枝”即正在值班的太阳，已经向天空升上去，所以没有必要表示。
玉璋
日本京都大学教授林巳乃夫通过观察青铜神树的枝叶与鸟，联想到三星堆另外一件名为璋的器物。并认为璋的功能与背负太阳的鸟之间有一个隐秘的关系。
这件璋的顶部雕出了一只鸟，其形态好像是栖息在璋的洼刃上。林巳乃夫认为，在三星堆，作为太阳之神的鸟相互交替，每天有一只绕天巡行，而璋则是它们停歇的树木。观察二号坑出土的小铜人捧璋而跪的姿态，恐怕就是呼吁光明与火的太阳神让自己在此栖息，并祈愿太阳神的赐福。
我们在青铜树的枝干上可以清晰地看到有一些用以垂挂器物的穿孔。考古者从三星堆的器物坑中发现了一些小型青铜器件。这些由青铜制作的发声器也许是悬挂在铜树上的。3000年前，当风吹过三星堆的时候，整个王国的人们都可以聆听那些由金属的摇曳和碰撞奏出的音乐，那一阵阵清脆的声响证明着一个伟大的青铜时代在四川盆地达到顶峰。
现在的疑问是，如此巨大的青铜神树会由于重心的上移而倾斜，我们现在看到的复原青铜树是由几条钢制缆绳斜拉固定的。空心的青铜树干里面也是用钢管加固支撑的。赵殿增先生认为，这棵两米多高的青铜神树如果全部按原型组装竖立起来，原来的三足底座根本无法承受其全部重量。由此推测这棵青铜神树应该是为一次大型祭祀而临时铸成，而不是作为长期陈列而设置的。
用青铜铸造许多颗带有神意的树木在当时是要下很大的决心的，因为那是一项十分庞大复杂的制造过程。
从青铜神树的铸造过程来看，三星堆的工匠们使用了当时最先进的技术和手段，目的仿佛是完成一批不朽的祭祀礼器。但是，如果“一次性使用”的猜测成立的话，我们会问：当时的工匠们在制造这批作品之前，知道作品在完成后即将被焚烧、损毁和掩埋吗？如果知道，却仍然消耗大量的精力，以至于对任何一个细节都孜孜不倦？
也许，神树的制造者认为“制造和完成”并不是最终的目的，只有依照祭祀的终极仪式“彻底砸碎”，才算真正“完成”！
青铜立人像
在古代的四川地区，有无文字，或者说一些器物上面的符号是图案还是文字，直到今天仍然是学者们争论的问题。
三星堆出土的器物上，没有一个文字。但古蜀人有一些符号性的图案看上去是有特定意义的。
有一件璋；上面刻有许多图像；图像所传达的视觉语汇很不寻常。
我们从三星堆文化以后的蜀人兵器上能看到许多符号形的图案，它们已经不是简单的图案了。李学勤先生指出，所谓蜀人没有文字的说法，是因为古代中国人认为文字指的就是汉字的系统。而蜀人曾经使用过的可能并不是汉字。
李学勤：“我们看到巴蜀呢是由很普遍的一种符号，那么这种符号呢我们现在一般叫做巴蜀符号……不过呢这类的这个数量目前在考古工作里边产生越来越多。那么这样的符号我们觉得是文字的可能比以前就更大。”
三星堆文化已经表明，在久远的四川盆地，一个高度发达的长江文明是极具挑战性的。在这样一个文明世界里，人们与外界的交流程度远超出今天人的想象。
传说中的夏王朝为了建立一种人与神沟通的工具，曾用极其珍贵的青铜铸造了九只巨大的鼎器。在当时的中国，最先掌握了先进青铜冶铸技术和艺术的早期中央王朝，不会轻易将冶铸技术转让给周围的邦国，因为至少在武装力量方面，拥有青铜兵器的军队会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