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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都以宣传保皇立宪宗旨为主要内容，并极力底毁、歪曲民主革命学说，康、
梁及保皇会员们明确地称这些报纸为“党报”、“机关报”。以孙中山为代
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报纸有《中国日报》、《檀山新报》、《大同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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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这些报纸也开始具有萌芽状态的政党报纸的性质。它们以宣传反满反清、
宣传民权思想、反对封建专制制度和要求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为主要内容。这
些报纸得到各地革命党人的热情支持。在这个时期，在留日学生中，在海外
的革命派中，也创办了倾向革命的报纸，有的在宣传驱除满清、光复中国的
革命宗旨上表现了绝无仅有的勇猛激烈。
由此可见，在这一时期，中国报纸的政党性日趋成熟，为政党报纸的创
立奠定了基础。
从1905到1911年辛亥革命是中国政党报纸的创立时期。1905年后，资
产阶级革命派与改良派的对立日益激烈，各种团体迅速形成。在孙中山领导
下，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等革命团体于1905年8月在日本东京联合成立
了第一个全国性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中国同盟会。11月26日创办了机
关报《民报》，《民报》的创办标志着中国政党报纸的确立。
《民报》是以政论为主的大型月报，全力宣传同盟会的“三民主义”纲
领，积极开展反对改良派的斗争，得到许多群众的支持。但是由于中国民族
资产阶级先天的软弱性，使其党纲存在许多局限，加之同盟会内部思想不很
统一，存有派系，因此同盟会没有形成一个强有力的领导。同盟会这些局限
性和弱点在《民报》的宣传上也有反映，如在对待帝国主义侵略的态度上，
有妥协倾向；在对待孙中山领导的起义问题上，缺乏支持；并在一段时间内，
其领导权在中右派，这些都严重地影响其作为革命政党机关报作用的发挥。
但从总体看，《民报》的创办，对同盟会的活动是有力的促进和推动，
它得到各地同盟会和革命的同情者、支持者的欢迎。
除《民报》外，同盟会在国内和国外许多地区所创立的分会也纷纷创办
了分会机关报，这些报纸同当地的保皇派也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为扩大
民主革命势力和同盟会的影响作了不少工作。
辛亥革命后，由于同盟会内部党派纷争，特别是国民党和进步党的权力
之争相当激烈，两党的报纸也为此争论不休，甚至发展到进行人身攻击，互
揭老底。不仅两党报纸之间，后来在同一党内报纸间也常常争吵，笔战不停，
政党报纸被搞得乌烟瘴气，所以党报已失去其革命性，沦为脱离群众的党争
工具了。
（2）最早的通讯社
19世纪末20世纪初，亚洲一些国家在办报高潮兴起的同时，还出现了
从事新闻采集，并向各报社发稿的通讯社。
日本最早的通讯社可说是1887年由六角政太郎在东京创办的“东京急报
社”，但其规模小、业务也多为传递商情，因而影响不大，以至日本新闻史
学界并不公认其是日本第一家通讯社。
日本新闻界公认的第一家通讯社是1888年1月创办的“时事通讯社”。
社主是为其提供资本的三井物产董事益田孝，但实际股东和领导人是当时伊
滕内阁内务省警察保卫局长清浦奎吾。因此，这家通讯社的言论都是站在政
府立场上维护政府利益的。1892年，“时事通讯社”与报纸承办公司合并改
名为“帝国通讯社”，并对业务进行改革，除播发政治、经济新闻外，还代
理广告业务，设立了摄影部和国际通讯部，与英国路透社、美国国际新闻社
也签订了交换新闻的协定。同时，它又给报纸的文艺、家庭等专栏播发通讯。
《帝国通讯社》为日本后来通讯社机构建制以及经营方式的改进和完善奠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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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基础，它是一家规模较大、颇有影响的通讯社。
日本另一家比较有影响的通讯社是光永星郎于1901年7月创办的“电报
通讯社”。6年后，该社与日本广告株式会社合并改名为“日本电报通讯社”
（简称电讯社）。电讯社的主要业务是办理广告，播发社会新闻，并同英美
的路透社、沃尔夫社和合众社等签订了协定，还在中国设置了分社，派驻了
记者。该社很注意引进先进技术，改进经营方法，所以它在日本国内新闻通
讯中一直居于主导地位。
1914年，日本成立了国际通讯社，这是日本第一家对外的通讯社。
日本通讯社之所以在这个时期出现，是由于日本政党报纸开始向商业性
报纸过渡的缘故。日本的商业报纸是以新闻报道为主的，但当时日本的报纸
基本上都是踞守一地，其获取新闻的范围、人力、财力都是有限的。因此，
需要有一个能够专门提供各地新闻的组织。在这种情况下，通讯社的产生就
很必要了，这是原因之一。原因之二，当时日本的民权运动兴起，反政府言
论甚多，在这种形势下，明治政府为了控制舆论，需要建立一个能统一发布
消息的机构，这就为通讯社的产生提供了政治上的可能性。第三，日本经济
有了迅速发展，尤其是电讯技术发展水平更高，这就为建立通讯社提供了物
质和技术上的可能性。
印度在1910年成立了一个联合新闻社，1919年，该社成为路透社的附
属机构。
中国清朝末年，随着民族资产阶级报业的初步发展，中国人自办的通讯
社也产生了。最早的一个是1904年在广州创办的中兴通讯社，发行人兼编辑
是骆侠挺。接着，李盛铎、王慕陶等于1909年在比利时创办了远东通讯社，
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在武昌起义前夕，也曾在武昌创办过类似通讯社的机构。
辛亥革命胜利后，中国的通讯事业开始有了发展。1912至1918年，广州、
上海、长沙、武汉、北京及日本东京等地陆续出现过20多家通讯社，其中比
较著名的是邵飘萍1915年在东京创设的“东京通讯社”和1918年在北京创
设的“新闻编译社”。这些通讯社大多数规模小、人员少，除少数稿件自行
采写外，绝大部分稿件来自选编的中外报刊消息。
中国自办通讯社的建立，打破了外国帝国主义通讯社长期对中国新闻市
场的垄断，也改变了中国只有报纸单一新闻传播工具的局面，中国通讯事业
开始起步了。
（3）新闻立法
亚洲一些国家政府为巩固自己的统治，禁止反对派的言论和新闻，制定
并颁布了新闻法令。
印度第一个新闻法是1799年颁布的。在19世纪上半叶，英代理总督公
布了出版法，宣称给出版物言论自由，废除书报检查制度。1867年又公布了
报刊和书籍登纪法。
1870和1898年，政府在对英国殖民当局所公布的印度刑法的修正案中，
制定的有关煽动罪的条款里，有些内容是涉及新闻界的。1910年针对当时的
报刊状况，政府又制定并颁布了报业法。
印度的新闻法律是参照英国有关法律制定的，所以较早地制定了废除书
报检查制度，规定了新闻自由的原则。但是，印度是英国的殖民地，当印度
人民奋起反抗为民族独立斗争时，英殖民主义者必然要进行镇压，对报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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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独立的言论也必然以“煽动叛乱”、“煽动仇恨”之类罪名进行压制。
所以，从实质上看，印度殖民地时期的新闻法制的着眼点是限制而不是给予
新闻自由。
日本明治政府是在1869年颁布日本历史上第一部新闻法的，该法称《报
纸印行条例》，共7条。其基本要求是报纸需经官方批准，一切与世无害者
均可刊登；不许对政治宗教妄加评论，有言论错误而又不改者应追究责任；
禁止在报纸上污蔑他人，等等。从条例内容的总体看，其基本精神还是在解
除报禁。所以条例公布后，出现了不少新的报纸，如《明治新闻》、《六合
新闻》、《博问新闻》等。特别是有影响的《横滨每日新闻》、《东京日日
新闻》、《读卖新闻》、《朝日新闻》等的创刊，为后来日本新闻业的发展
起了奠基作用。在这一时期，政府本身也积极创办新的报纸。1871年4月，
参议员木户孝允动员山县笃藏出资创办了《新闻杂志》，内容丰富而又真实；
1872年6月，在日本首任邮政大臣前岛密支持赞助下，由其秘书小西义敬创
办了《邮便报知新闻》，该报利用其与邮政大臣的密切关系，得以广辟稿源，
因此，广泛刊登地方新闻成为该报一大特色。此外，在报业发展形势下，1873
年，日本第一部新闻学著作《新闻大意》由新闻杂志社出版了，这是日本近
代新闻史上的重要事件之一。
日本新闻业在明治初年能获得大发展，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明
治政府基本上厉行了“文明开化”政策，制定了较为开放的新闻法令。
但是没有多久，随着民权运动的展开，报纸各执一辞，逐渐成为政治性
报纸而不完全服从政府了。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对报纸的政策就发生了变化，
由宽容转为压制，制定了一系列苛刻的新闻法令，使处于兴旺发展的报业遭
到打击，不少新闻工作者被课以罚金或被逮捕。
1889年，《日本帝国宪法》规定“日本臣民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有言论、
著作、出版、集会和结社的自由”，对臣民所拥有的自由权利的规定是明确
的，然而这是写在宪法上的自由。实际上宪法制定者的用心是在“法律许可
的范围内”这个限制词上。后来的历史发展也证明《帝国宪法》关于“自由”
的条款并未给日本新闻业带来真正自由。20世纪初，日本政府又公布了《报
纸发行保证金制度》，并重新公布了严厉的 《报纸条例》，后者成为日本最
基本的言论法规，这些法规一直延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中国在戊戌变法前，清政府没有新闻方面的专门法令，直到1906年，才
颁布了 《大清印刷物专律》和《报章应守规则》，1908年，又颁布了《大清
报律》。这些法令对报刊的限制是异常严厉的，如规定报刊在每期出版前必
须送交地方行政机关或警察机关审查，违背者受罚等。这些条例公布后，报
界大哗，特别是由于这些法令的矛头主要是指向革命派报刊的，更是激起了
革命派的反对。
从19世纪末到辛亥革命前，在封建专制的出版法令禁锢下，不少报纸被
查封、遭摧残，不少报人遭迫害、被逮捕，民族资产阶级的新闻事业是无法
顺利发展的。
中国资产阶级新闻事业的大发展是在辛亥革命之后。在以孙中山为首的
临时政府存在时期，共和国废除了清王朝一系列法令，颁布并实施了一系列
有利于民族资产阶级、有利于中国社会发展的政策法令和革新措施。其中在
新闻出版方面，《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规定，“人民享有言论、著作、刊
行及集会、结社之自由”，各地革命党人控制的军政府也在报刊出版方面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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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规定，支持和保护人民的言论、著作、出版自由，尊重报纸的言论自由。
在这种新闻自由的空气下，在全国范围内出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办报高
潮，全国报纸一下子增加到500多家，其中北京最多，有50多家，报纸的发
行总数达4200万份。这些报纸中绝大部分是各党派团体的机关报，一部分是
民国新贵们自己出资为个人造舆论创办的报纸，一部分是一些资产阶级知识
分子为追求民主和自由而创办的报纸，这些报纸都以刊载时事政治材料为
主，还有一部分是民族资本家以推销商品为主要目的创办的商业性报刊。此
外，也有一些文艺性、学术性报刊，以及提倡女权的妇女报刊。总之，由于
民国初年有利于民族资产阶级、有利于社会进步的新闻法令的颁布与实施，
使新闻业获得了繁荣发展，开创了中国新闻史上一个新的历史局面。
然而，当大买办阶级的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