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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暴徒们打气。纱厂资方恐事件闹僵，只得出面周旋。暴徒群中一名中年男子自称代表“突击大队”全权处理此事，并开出条件：一、左派工人全部交出；二、立即悬挂青天白日旗及蒋总统肖像；三、赔偿损失三万六千元。厂方认为第一项无法答允，二、三两项则可以照办。该名男子佯做应允，等厂方悬挂旗帜及交出巨款之后，便指挥暴徒一涌而入，揪出若干左派职工毒打，有些人被打至重伤，无法动弹，而暴徒们则在旁拍掌称快。除宝×纱厂外，南×纱厂及东×酱油厂，均受到同样勒索。至于荃湾闹市所有商户，亦遭地毡式的劫掠，极少幸免。
与此同时，九龙市区亦正演出一幕轰动中外的惨剧，瑞士共和国驻港领事馆的副领事兼参赞及其夫人，竟被暴徒纵火焚车，司机当场惨死；参赞夫妇亦受重伤，入院后的第三天（十三日），参赞夫人重伤不治，枉死异乡。事情是这样的：下午四时左右，一辆的士载着瑞士驻港副领事埃士德夫妇，由九龙前往新界。的士驶至大埔道时，被暴徒包围，喝问有无“通行证”。的士司机表示未曾购买，但愿意交出十元作购旗费用，暴徒们认为有心抗拒，便展开疯狂袭击。首先将车辆推翻，然后泼上火水（每群暴徒之中，必有三数名携带电油或火水，以便随时放火），纵火焚烧。由于车辆翻到，朝天的一面又关上保险掣，故而车内三人无法爬出。车后厢的埃士德先生以英语大叫：“我不是英国人，我们是瑞士外交人员。。”可能在场的暴徒无人懂得英语，埃士德先生呼叫，不但无人理会，反而给加一罐火水。附近的一名店员见状，急忙致电“九九九”。当灭火车及救伤车赶抵现场，把余火扑灭，将车内三人送往医院时，司机已被证实毙命；埃士德夫人也在十三日不治死去，而埃士德先生则须长期留医，并不得不施行植皮手术，始能出院。
暴徒们如此猖獗，连外交官也遭此无妄之灾，那么香港的警察都跑到哪里去了呢？
如果说警方坐视发展，则有点言过其实。正确说来，应该是力有未逮。
当时整个警察部门还不足六千人，除了留下部分在港岛担任警戒之外（港岛方面的黑社会组织，也曾于湾仔地区密谋蠢动，幸为警方及时镇压，无法得逞），九龙方面，尚需派出若干人，专门保护各大银行、政府机关及尖沙咀地区；而各区警署，亦有可能被暴徒攻击，自然不敢上演“空城计”。因此，能够抽调出来使用的力量，实在不多，很难应付这场暴乱。虽然尽了一定努力，也只能够在暴徒集结的地区，放射催泪弹加以驱散。这种被动和消极的做法，显然无法应付暴徒们的“游击战术”。因此，警队和消防局人员，除了东奔西走，疲于奔命之外，只有瞪着眼让局势恶化下去。
至于暴徒方面，据事后参与此事的×根（“和胜义”人马）透露，除了乘机滋事的少数不法分子之外，单是各个黑社会堂口出动的人数，竟有三万之多。当“总部”设在长沙湾球场时，负责联系及传递命令的车辆（包括私人车、电单车及单车）便超过五百辆（当然以单车为最多）；由“十四K”头头陈×英、齐×文陪同巡视的台湾特务，亦经常亲临“前线”，指挥暴徒们转移进退。警方防暴队尚未抵达现场，该处的暴徒早已“转进”到另一地区去了。警方的队伍，始终无法捕捉暴徒的主力，在顾此失彼的情形下，无法不处于下风。
在台北，10 月11 日的大小报章，一律以重要篇幅，报道此次暴乱事件；不过，在他们的笔下，暴徒却变成“护旗英雄”，而暴乱事件的扩展，也被描述成为香港政府偏袒撕旗者而激起的“民变”。此外，一张“党报”还以挑拨语气，鼓励暴徒破釜沉舟，为“护旗”而战斗到底，替“国家”保持尊严，至于特务专程来港指挥暴乱一事，自然讳莫如深，好像这场杀人放火的罪行，完全跟台北沾不上边，纯粹是九龙居民“自发性”的“爱国”行动。10 月11 日一天，九龙半岛除了尖沙咀地区之外，饶杀劫掠已发展至油麻地、九龙城、土瓜湾等地区。佐敦道以北，几乎没有半寸干净的地方。据警方接获的资料，工会、学校、工厂、商店被洗劫或焚烧的不下三百家之多。死伤人数初步估计，截止11 日下午五时止，已超过三百人；单是嘉顿公司对面的回旋处（即大埔道、青山道及钦州街的交叉点），便伏尸四十余具；荃湾地区被暴徒杀害或重伤至死的，也超过二十名。
下午三时，港府召开高层紧急会议。由于暴乱仍然不断扩张，警方亦无法遏止，其严重程度，已出乎与会人的意料之外。结果，署理港督戴维德决定颁布戒严令，及调派英军进入市区，维持秩序。
戒严令于11 日晚上八时，由香港电台及丽的呼声联同播出（当时商业电台还未成立，电视台更不必说了）。护督戴维德亲自广播，向市民表示决心弹压此次暴乱。整个九龙半岛由11 日晚上七点半起，至翌（12）日上午十时止，实施宵禁，所有居民必须留在家中，一切交通工具包括公共巴士及渡海小轮，均于晚上七时半钟停止行驶，并规定不准人群在街道集结，违反戒严令者，军警受权开枪射击。恰巧该年10 月12 日，是阴历重阳节。由于戒严令的影响，连前往新界扫墓也在禁止之列；港岛方面，虽未实施戒严，但因禁止人群集结，故而市民乘坐缆车登高的节目，也只有取消了。
实际上由11 日凌晨起，这场暴乱已演变成为台湾特务与香港政府的间接斗争，两方面指挥之下的暴徒及军警开始作直接正面冲突。戒严令虽已颁布，但暴徒们并非各自为战的乌合之众，而是有计划、有组织、有指挥系统的队伍。在宣布戒严之后的二十分钟，长沙湾球场的“临时指挥部”便已撤走了，作为“指挥部”象征的那面“帅旗”也不见了，附近居民还看到一幕“下旗典礼”。百余名臂缠白布的大汉，和约三十名白衫黑裙的少女，在青天白日旗降下时，环绕周围大唱其：“三民主义，吾党所宗。。”的“党歌”。
据参与这场暴乱者事后透露，“指挥部”于11 日下午六时四十分，已由长沙湾球场移至下葵涌的一处民居。从那时起，来自台北的五名特务，有三名已不再露面，仅留下“孙君”和“生君”，分别负责当天晚上进攻九龙城区和荃湾区两处的指挥工作。戒严令颁布后，形势似乎稍为平静，实际上却在深水岗地区以外掀起了另一个高潮。
当时的戒严令，宵禁范围虽然包括了整个九龙及新界，实际上警方的主力仍然放在深水岗区，调入的英军在旺角、油麻地、尖沙咀、红矗⑼凉贤宓鹊匮猜撸识舾傻厍汲晌婵栈虬胝婵兆刺＠缙舻禄≈撂拥乐洌谎芈砺费猜撸杂诰帕琼嗡闹芙值廊缌诘馈⒊悄系馈⑹ㄗ邮馈⒀们暗馈⒀们拔У兰岸反宓赖龋蚋疚奕死砘帷７送降南⑹至橥ǎ�11 日午夜，数百名匪徒有如从天而降，突然出现在东头村道及侯王庙附近。三×布厂、联×兴漂染厂及龙岗道的一家工会宿舍，首遭袭击及洗劫；继而义×泰布厂亦遭百多名匪徒破门而入，配备木头车及手推车，掠去二千布匹及若干现款。该厂曾再三致电警方求助，但当警察抵达时，连人影也找不到了。
荃湾方面，11 日黄昏之后（亦即宵禁时间开始）到12 日凌晨八时，逾千名暴徒在“孙君”直接指挥之下，血洗荃湾。居民被杀的有五十多人；被强暴的妇女少说也有六、七十名之多，受伤者不计其数，至于财物损失，简直是无法估计。
原来宵禁范围虽然包括九龙及整个新界，但北九龙方面，过了荔园和钟山台，便等于真空状态了。由长沙湾球场迁至下葵涌的“指挥部”，不但灯火辉煌，进出人等络绎不绝，由葵涌以至荃湾市区，仍有私车三辆及单车数十辆，不停穿梭往返，负责传达命令及联系工作。当荃湾地区的暴乱到达最高峰时（12 日凌晨二至三时），传说蒋经国曾在现场出现。这些传说，自然难以置信。而且实际上也无此必要。不过，军统驻港特务头子毕××，则确曾于11 日午夜在荃湾码头附近出现，可见台北方面，对这场暴乱的“期望”，是何等“重大”了！
最为惨烈的可算是“港九工联荃湾医疗所”的“攻防战”了。
五百多名暴徒，由来自台北的“孙君”率领，波浪式的向该所围攻。该所留守人员仅有十多人（其中五名女性）。当暴徒以木棍、竹棍、水喉铁、石块、啤酒瓶以及火水电油等袭击焚烧之时，所内的职工们仍能沉着应战，各守岗位，使暴徒无法进入。由午夜十一时至凌晨一时的两小时内，暴徒曾发起七次波浪式攻击，均不得逞。其后，由“水房”的黄×带领十余人，爬上天台，捣毁屋顶，以长梯进入屋内之后，打开大门，其余匪徒始得汹涌冲入。结果，全部女性均被当众轮奸，男性则死者三人，重伤八人。有些伤者事后被送返内地医治时，仍须一个多月才能痊愈，其中两人竟至终身残废。另一群匪徒沿众安街进行地毡式洗劫，稍有反抗，立毙当场；另一群为数约二百名的匪徒，企图洗劫河背村，但当时天已微明，风闻九龙方面大队军警正在赶来，匪徒们才不敢动手。
九龙市区方面，实施宵禁之后，虽有军警不断巡逻，但旺角及油麻地区，仍有零星暴乱事件；若干未能及时返家，或不知实情就贸然出外的居民，被枪伤枪毙的，相信为数不少。这些人，都成为这场暴乱中的牺牲者。
香港当局新闻处，于10 月12 日凌晨发出的公报如下：“自从昨（十一）晚七时半实施戒严后，大埔道及青山道交界处已呈宁静。但由昨日黄昏之后，滋拢事件地区已由深水岗沿着青山道发展至新界荃湾，而暴乱性质亦已变更，似乎变为左右翼两派之间发生斗争，荃湾地区及附近，许多工厂之内发生剧斗。主要为工厂，损失颇重。”
12 日，局面似乎已被控制，晚上仍然实施戒严；同时，鉴于荃湾地区几乎弄至天翻地覆，若干军警被抽调至该区戒备。尽管这样，当天晚上垄湾附近仍有若干暴乱事件。五百多名匪徒竟能在军警监视之下，企图洗劫老围村。幸而该村父者早作准备，匪徒还未展开行动，便立即鸣锣求救，并以自卫枪支（鸟枪）向匪徒发射。当英军闻讯驰援时，暴徒才化整为零，四散逃去。10 月13 日，这次暴乱事件，引起了中、英交涉。而正在渡假的港督葛量洪，也急忙赶返香港，处理善后工作。
台北方面，大小报刊仍然刊出暴乱新闻，某晚报更把圣湾地区的奸杀焚掠事件，称为“居民对附匪人员的惩罚”。如此歪曲事实，简直是传播界中无耻之尤。
对于此次重大事件，中国人民和政府始终密切关注，表明了严正的立场。周恩来总理约见了英国驻北京代办欧念儒。他严正地指出：在九龙的中国居民，他们的生命财产在国民党特务分子的残杀和劫掠下，遭受了严重损失及重大伤亡，对此我方表示极大的愤慨和关注。对于香港英国当局，未能采取有效措施，将国民党特务分子所组织及策划的暴乱加以制止，以至中国居民受到重大损失，我方表示严重抗议。
周恩来还指出：香港英国当局要立即采取有效措施，严厉制裁国民党特务分子，切实保护在港九的中国居民和中国政府附属机构和企业。同时，英国政府对上述问题应予答复。而且，中国政府保留在以后提出要求的权利。中国政府提出的严厉抗议，使行装甫卸、游罢归来的港督葛量洪有点紧张了！
13 日整个下午，香港各部门高层人士不断接触，商讨如何收拾残局，作善后设计。警务处提议在宵禁时间之内，全力搜捕黑社会各堂口首要人物，这个建议被葛量洪所接纳，命令迅速执行。
13 日晚上至14 日凌晨，相信是警方最紧张最忙碌的时间了。当时尚未有“反黑组”之设，只由刑事侦缉处及各级侦缉人员，尽量提供黑社会人物资料。除了从前有过犯罪记录者外，任何侦缉人员所提供的可疑人物，均在被捕名单之列，警方准备来一次“宁枉毋纵”的大搜捕。
来自台北的七名特务，除那两名从未露面的、仍然匿居于罗便臣道毕××寓所之外，曾经直接指挥杀人放火的“孙君”、“逸君”、“仙君”、“先君”及“生君”，由13 日上午起，即不再公开露面，作为“临时指挥部”的下葵涌某号，亦仅留下几名大汉焚烧纸张旗帜，并将屋内清理一番之后便迅速离去。
当天晚上，实施宵禁开始后，整个九龙的警方车辆，几乎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