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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青帮则从未与清廷发生大规模的冲突，因此清廷地方官吏，一般并不将之视为反叛组织，不像对待洪门人物那样，动不动就抄家灭族。
从组织上看，青帮亦已与洪门有所不同。青帮将组织中横的关系变成了纵的关系，再也不是兄弟叙义而是师徒相传了。
也有人说，此帮二十四字辈份最初只有前二十个字，到了清末，这二十字用完了，又添了“大通觉悟”四个字，据说是徐锡麟、秋瑾所办绍兴大通武学的隐语。
清亡后，帮中人又添了后二十四代：万象依皈戒律传实化渡心回普门开放广照乾坤带法修行后又续了二十四代：绪结岘计山芮克勤宣华转忱庆照报魁宜执应存挽香同流青帮按照这样的辈份安排，一直发展延续到民国时代。杜月笙等黑道人物执柄华东青帮，继而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企图向香港辐射，结果如何，我们将在下文中进行介绍。
义军犁庭扫穴，青帮结怨当政，逼诱无果，黄埔滩主登港，意欲设坛立舵，杜月笙垂矣，李裁法何如？
香港的黑社会组织向来自称为洪门的帮派独揽，他们大都与大陆的洪门组织有着程度不同的渊源关系，尤其是影响力较大的几个黑帮。
青帮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根本无法在香港插足，在香港黑派人物中没有号召力，这使得大陆青帮一直感到很恼火。
这种情况似乎在本世纪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有了一些变化，青帮将势力渗透到香港的意图出现了可能实现的契机。
这得从青帮头面人物杜月笙说起。
1948 年中期，蒋介石的败势已露端倪，战场上节节溃败，使财政、经济危机更加严重。为了挽救局势、抑制物价飞涨和囤积风潮，8 月19 日，南京政务院以蒋介石的名义，颁布了“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强令发行“金圆券”，并以上海为集中实行点，命太子蒋经国亲自坐镇，组成“打虎行动队”，对敢于私藏金银、囤积居奇和违抗法令的各种“老虎”及行业“大王”，严加督察和惩办。
得到消息的杜月笙紧急行动，命家中诸人及上下人员小心行事，不得违反法令，否则出了事情，自己负责，但他经营棉纱业的三儿子杜维屏，在“紧急处分令”下达的前一天，抢先抛出永安纱厂股票，大赚一笔；而且他又继续在交易所外与人做生意，事情过于明显，蒋经国遂发出拘捕令，将杜维屏逮捕。此消息震撼了上海滩。当别人把刊登着杜维屏带着手铐照片的《中央日报》放到杜月笙的面前时，“一下几乎把他气死过去，一连好多天都不得起床。以后便以养病为名，一个多月不出门，也不见客”，而且对他的密友范绍增说：“我捧蒋介石捧了这么多年，捧到今天连我的儿子也被他抓起来了”，“现在租界没有了（日本投降后全部撤销），该是他们要我下台的时候了。”这位常有“闲话一句”之威风的杜闻人，现在却犹如强弯之末，无半点威慑力了。
但不管怎么说，杜月笙还是有其厉害手腕的。为了搭救儿子，杜月笙不动声色地施出杀手锏。他先是派人查清许多内幕，然后在蒋经国召开的一次会上，令人罕见地站起来出言道：“我的儿子触犯法令，罪有应得，我管教不严，也甘领得这处分，但请一秉至公，平等办事。据我所知，扬子公司所囤积的纱布等货物，远远超过维屏等各家，泄露经济机密的情况也远为严重，请专员立即派员去查看，万勿听其逍遥法外，如此，万众都心服口服了。”扬子公司可不是一般人所开的，他是孔祥熙的大公子、蒋介石的大外甥孔令侃的产业，平常谁敢去动他？蒋经国为了表示自己秉公执法，大义灭亲，查封了扬子公司。孔令侃急忙向姨妈宋美龄求救。这样一来，蒋经国便无法力可施了，他的“打虎行动”也只好结束，杜维屏也自然无罪开释。
经过一系列的事件后，杜月笙感到自己在上海越来越没有势力了。古人云：“君待臣如草芥，则臣视君为寇仇”，杜对蒋介石的不满日深一日，但以他的城府之深，他是不会流露出半点来的，只是常自称为“一品老百姓”，聊以度日。是的，杜月笙当了半辈子的大亨，非常想过过大官瘾，可是蒋介石对他却一直不肯公开重用，而杜的野心又不小。既然双方谁也不肯低头，那杜月笙就干脆当起老百姓来，反正也“无官一身轻”，而且杜还总算有财义有势，悠哉闲哉的一品老百姓的日子也不错。
但好景不长，就在杜月笙敛影蛰居之时，中国的局势发生了巨大变化，人民解放军凌厉的攻势，使蒋家王朝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始终是“党国”盟友的杜月笙，对此当然不可视而不见，他知道自己的特殊身份和特殊地位，无论是进步力量还是国民党，都想争取他。他一向也不是一个死脑筋的人，只要可能，他都要试一试。因此，他一方面帮蒋介石组织自卫队，帮助“党国”克服困难，一方面又频频与民主人士接触。可惜的是杜月笙虽对蒋介石有种种的不满，而且出现了离心倾向，可他毕竟是在与蒋的携手中“成长”起来的，对共产党，他有一种根深蒂固的仇恨感，这就决定了他最终还是走上了与人民为敌的道路。
1949 年，蒋介石被迫宣布下台，由李宗仁代理总统。不久，国共和谈宣告破裂，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横渡长江天堑，攻克南京。接着，又以秋风扫落叶之势，席卷中华大地，国民党政权开始土崩瓦解。4 月10 日国民党上海警备司令部通知杜月笙，蒋介石在复兴岛召见他，已派专车来接。杜蒋见面后，蒋首先对发行金圆券时扣押杜维屏一事再三解释，说事先他确实不知道，“否则，我不会让他们那么胡闹”。旋即，又款款说道，上海可能守不住，“建议”杜在“适当的时机”携带全家迁到台湾去，并表示，如果不走，共产党决不会放过他，而蒋介石本人也绝不允许任何人“变节投敌”。话虽不多，但其中之意，聪明的杜月笙不会听不出来。
在蒋介石连逼带诱之下，杜月笙决定出走。有意思的是他并没有按照蒋介石的意思去台湾，而是去了香港，他公开的理由是台湾天气较热较湿，对气喘病不大相宜。实际上，他是极力在避开蒋介石。他知道，自己孑然一身随蒋赴台，结局无非寄人篱下。台湾不去，留下又不行，百思之下，认为还是先赴香港为上策。
1949 年5 月1 日，杜月笙悄悄告别了留在上海的年届80 多岁的黄金荣，带上家小等搭乘一艘荷兰渣华公司的万吨级客轮“玉树云”，离沪赴港。在轮船上，杜月笙眼看着他熟悉的城市渐渐从眼中消失，不禁思绪万千：赌输的水饼油条，踯蹰的老外婆，失落的同胞妹妹，苦难的早逝双亲，还有他奋斗了几十年的基业，一切的一切，都已逝去。想到这里，他的精神和那瘦骨鳞峋的身子再也无力支撑，一齐垮了下去。这可忙坏了姚玉兰和孟小冬，在整个航行途中，她俩一起挤在杜月笙的头等客舱内，轮流伺侯这个落魄的闻人，好不容易熬到了香港。
杜月笙在香港登陆，使一大批追随而至的上海青帮人物看到了希望，他们积极筹划，妄图在香港设坛立舵，重现昔日上海滩的荣光。只可惜，杜月笙老矣，大感力不从心。
到香港后，杜月笙的日子也不是特别的好过，一是他经济开始拮据，时时担心“坐吃山空”。二是他的威慑力已大大下降，再也比不得从前了，周围的朋友接二连三地遇到麻烦。三是他自己身体越来越差，气喘病日益严重。为此，他还专门补办了与孟小冬的婚宴，第七次当新郎，借以冲冲喜，去掉一点晦气。但无奈“六月十四岁在辛卯，天与地冲绝难度过”，一个有名的算命先生的话给他一个晴空霹雳，内外空虚的杜月笙再也经受不起任何“打击”了。
1951 年7 月28 日，恒社成员袁国栋来看望杜月笙，到吃晚饭时，杜月笙为表示亲热，特地将袁留下，陪他吃偎面。吃到一半，杜月笙突然感到不舒服，袁想搀扶他去卧室休息，杜月笙憋足劲，用了几次力，却无论如何站不起身，双腿软得像棉花。袁国栋见状，只好半抱半扶，将杜扶进卧室。这从未出现过的症状，使杜月笙意识到：他是病入膏育的人了。他连连自语道：“不对了！不对了！这次不对了！”杜公馆上下为此忙成一团，到处打电话请医生来诊治。杜月笙本人也暗暗祈求上天保佑，为了使上天的“反应”变成一种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以慰藉自己绝望的心灵，他于7 月29 日打电报给在台湾的大弟子陆京士，让他火速赶到香港，如陆能按时来，那病也许就有救了。8 月2 日，陆京士终于出现在望眼欲穿的杜月笙面前，杜像一个溺水之人，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伸出那双干瘪的手，紧紧拉住陆的手不放。但陆京士的到来并未使杜月笙的身体好起来。一天，杜、陆、吴（开先）、杜维藩等人一块吃饭。一个佣人盛了碗饭，双手端给杜月笙，杜手籁籁地抖着去接，一不留神，“当啷”一声，碗掉到地上，跌成了两片。这本是寻常小事，杜月笙的脸却刷地变白了。周围的人见状，急忙排解，有的说，“再添一碗来！”有的说：“没关系，碎碎（岁岁）平安！”但杜月笙却再也无心吃饭，一头倒在床上，便再也没离开过这张病床。
几天后，杜月笙感到精神稍好了一点，便不得不开始安排后事了。他给各房妻妾及子女规定了遗产分配比例，并写下了三份遗嘱，上面除了有杜本人签名外，还有证人钱新之、吴开先、顾嘉棠、陆京士、徐采丞等人签字。另外，他还吩咐，他死后，一定要买口好棺材，入殓时要给他穿长袍马褂。杜最最关心的还是尸骨落葬地点。此时此刻，他似乎更感到漂落异乡的凄凉。树高千丈，叶落归根，他希望有朝一日能将他的尸骨运回上海，落葬在故乡高桥他出生的地方，或埋到他生身父母的身边。生虽未伴父母，死亦要相依。只是，他最后的这点希望直到现在还未能实现。
8 月16 日，国民党所谓“国民大会”秘书长洪兰友由台湾赶到香港杜公馆，代表蒋介石“慰问”杜月笙。此时的杜月笙已不省人事，洪兰友对着他耳边大呼小叫地说：“杜先生，总统对你的病十分关怀，希望你早日康复。”这时，有个无意中摸到杜月笙脚的人，突然像触电般跳了起来：“哎，脚冰凉了！”“慰问”代表洪兰友，没有使杜月笙康复，却变成了他的勾命者了。此时是下午四时五十分。杜月笙死后，尸体停放在香港万国殡仪馆。他的亲朋好友、党羽众徒按照他生前想睡好棺材的愿望，给他寻觅了一口价值15000港币的楠木棺材。8 月19 日上午十时，杜月笙尸体正式入殓。之后便是出殡。出殡队伍的最前面是两个纸扎的高达一丈七尺的“开道神”，是用来给杜月笙在阴间道上逢山开路、遇水搭桥的。随后是蒋介石的挽额：“义节聿昭”，再后是仪仗的汽车。棺材被送到香港东华医院义庄暂时停放。
1952 年11 月25 日，台湾成立了包括王宠惠、陈诚、何应钦、吴开先、郑介民、毛人凤等人在内的“杜月笙灵安厝委员会”，将杜月笙的棺材从东华医院义庄搬去台湾基隆，葬在台北县汐止镇大尖山麓之西。
青帮巨头杜月笙终于没能在香港安置好自己的难兄难弟，设坛立舵胎死腹中。
但其党徒并未死心，他们以李裁法为中心继续活动。
在南来的青帮人物中，除了杜月笙以外，就属李裁法的地位最高了，据说在青帮中，他与杜甚至是同一辈份。当杜率领一千人到达香港后，由于杜树大招风，一举一动都受到香港当局的密切注意，不好出头露面，再加上他年事已高，虽有雄心壮志，亦在心态上难免消沉。此时李裁法则正值壮年，手段上也八面玲珑，异常圆滑，且亦拥有一班基本人马，所以在杜仍然在世之时，李就大有独树一帜的野心。在杜撒手西归之后更是有恃无恐了。
他手头上的资本并不多，但却有办法在北角经营一处颇有规模的娱乐场所，还搞了香港战后第一次“选美”活动。此外，又把从鸦片中提炼出吗啡的技术带到了香港。明里经营娱乐业，暗地里却从事制毒贩毒的勾当。金钱来源充足，进行重建青帮的活动就可以事半功倍了。
1951 年初，李裁法准备在跑马地举行盛大的“开坛盛典”，并准备由台湾清来两位“大”字辈的“师叔”，作为开典时的贵客，并在中环当时最大的一家酒楼，订下了百桌酒席，以款待众多帮友及来客。
不料晴天霹雳，开坛前的几小时，突然接到警方通知：必须立即取消一切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