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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天，有位部队军官家属到医院看病，诊断是感冒，发烧厉害，医院里没有针药。他的丈
夫从部队医院弄到了青霉素针药，恰好是那位革命派头头值班，然而他也感冒了，为了表示自
己的革命性，坚持上班。吃点安乃近药片，也不大管用。
他先给军官太太作了皮试，十几分钟后，女人的针口红肿了起来，说明是不能用这种针药
的。看看这十分难得的针药，护士先生觉得丢了实在是浪费，正好自己也感冒得厉害，想也没
多想，就将一支青霉素让别人给自己打进去了。谁知没过多久，他就倒在了地上，很快就死去
了，经化验才知道是青霉素过敏。
我就想不通，他干医务的怎么还不明白要作皮试呢？是不是他原来作过皮试是没有反映
的？反正一个青年有为的医护人员就这样糊糊涂涂地死掉了。蓦地，我又想起了他批斗老院长
时的表现。他慷慨激昂地控诉老院长不重视毛泽东思想的学习，不突出政治，光知道走资产阶
级的白专道路。用人不分阶级，只要业务精就重用，压制了一批出身好，业务能力差的青年人
等等。说到激动处，上去就用语录本狠狠抽打老院长的脸，打的老人满脸是血，又带头押着老
院长游街、抄家。这些事情之间有没有必然联系呢？“报应！”我及不愿意想起的二个字，出
现在脑海里。“不，不！”在现代社会中，不应该相信迷信的东西，可这一切又如何解释呢？
韦连见我好长时间发呆，不知我又什么不高兴地事，说了几句闲话就回去了。我整夜都陷
入了不着边际的思索中。
同位的她（1）——她家出事了
我同位的女孩好几天没到学校里来了。
她是一个瘦瘦的、高高的、挺文静的姑娘，学习成绩很一般，每次数、理、化考试，都需
要我的帮忙。虽然她身子骨单薄，却并不纤弱，是学校女子排球队的主要队员，又是文艺演出
队队员，跳个新疆舞、蒙古舞十分优美耐看。
自从考上中学以来的三年中，我们有二年是同位，应该讲处得还是不错的。她人很随和，
不咋咋呼呼，也不扭捏作态，是属于很容易相处的那种女孩。其他的同学就不同了，同位之间
没有矛盾的很少。大多数同位都在共用的课桌上划一条线，谁的胳膊超过一点，就要被敲一下
作为警告。更有的因为找不到东西而怀疑别人，引起两个人好长时间不谈话的也不少见。
在我们之间是不存在这些问题的。尽管我是个男孩子，却毛病很多。上课时不是习惯地将
身子抖来晃去，就是把墨水瓶弄倒了，给人家污染了书本。甚至有时候贪玩太疲乏了，听着课
会爬在桌子上打起呼噜来。这时候，她就轻轻碰碰我的臂膀以免让老师发现大发脾气。
更可贵的是，这位女同学不象其他女孩子一样爱耍小心眼儿、贪小便宜。数学题作不出
来，又不好意思老问，她就托着腮呆呆地看着黑板，从不打扰我写作业。虽然，我写作业的速
度是比较快的，每做完一道题，赶快给她讲一下，实在不明白的，先告诉她答案，让她自己慢
慢演算，等我全部做完，再详细给她讲解。期中、期末考试一临近，她就紧张，我就一幅男子
汉大丈夫的气魄：“你放心，只要我及格，决不会让你不及格！”好在每次她不过有一、二道
题不会。这时，我就先看看监考老师是不是在注意我们，假若有空可钻，赶快给她写个条子塞
过去。她也就若无其事地拿过去抄上。几年来，我们两人真的从来没有过不及格的课目，我也
并未以此看不起她。
每当考试成绩一公布，同位就会有一点小小的表示。暑假前一般是一本连环画书，或是杂
志，寒假前则是一张贺年片，偶尔也送我一个十分漂亮的笔记簿。我常常舍不得用，一直留在
抽屉里，没人的时候打开，看里面的风景插页。本子里还有一条艳红的窄窄的丝带，散发出淡
淡的清香。
不久前，我才知道她的父亲是市里的一位领导干部。在这之前，我仅仅知道她家住在政府
大院里，没问过她的父母是干什么的。
也就是在这时候，同学们开始开我们的玩笑了。往往我们正在教室里上自习，不一会儿，
同学们都走得干干净净，空荡荡的教室里只剩下我们两个人。班里组织活动的时候，同学们也
故意把我们推在一起，弄得十分尴尬。人家到底是干部子女，每逢遇到这种情况，她总是笑一
笑躲到一边去，有些不屑一顾的样子。我却受不了，弄得脸红脖子粗，还要跟人家拼命似的。
过后见了同位，连话也不敢说，走路碰上了，也赶紧躲开，好像作贼一样。
团支部书记也煞有介事地找我谈话，问我们两个人到底干了些什么？为什么大家议论那么
大？我十分生气地对他说：“我们一天到晚上学读书，这么多人都在一起，能发生什么事！我
是团员，她也是团员，我们追求进步还来不及，怎么能有别的什么事呢？请你找老师给我们调
位好了，我也实在受不了。”他见我真生了气，又安慰我说：“没发生什么事就好。大概是有
些好事的人传闲话，别理他们，我跟老师心理有数就行了，一调座位，人家更会怀疑了。你们
都是班里的骨干，所以对你们要求要更严格一些。”文化大革命中一乱，这些议论自然被淡化
了。
一连好几天没看到她，我的心里有些空荡荡地，又担心会有什么特别的事发生。
下午，韦连找到我，小偷一样地看看四下没有人，一言不发拉着我就走，一直来到学校后
门外的河边。
“坏了，坏了！你那可爱的同位家出事了！”他慌慌张张地说，又问：“你真的一点不知
道？！”“我知道什么？已经三、四天没见人影了，难道我把她藏起来不成？”我简直要大叫
起来，“她家发生什么事与我有什么关系。”我故意轻描淡写地表示，其实恨不得给这家伙一
拳，让他不要吞吞吐吐地。
“你同位她爸爸是咱市的副市长，已经被揪出来了，打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市
府大院里贴满了揭发他的大字报，打倒他的大标语也快上街了。”韦连看起来从心里十分着
急。
虽然预感着要发生事，经韦连这么一说，我仍觉得好像是头上响了个霹雳。想到我那温文
尔雅、让人敬重的同位，一位正在花季的少女，她今后该怎么办呢？我一下子昏昏沉沉地说不
出话来。
我们给老师贴大字报，是形势所迫。到社会上去造反，冲击的都是些不认识的人，仿佛这
些人天生该被批、被斗，心里没大有什么别扭。这种事一旦发生在身边，落在最接近的人身
上，我还是有些受不大了。
同位的她（2）——市府大院的大字报
一般情况下，都是韦连来叫我一起到学校里去。今天，吃过早饭，我却怎么也在家坐不
住，忍不住早早地走出去，顺着相反方向往韦连家走去。
韦连迎面走来，我们互相望了望，朝学校走去。市政府大院越走越近。平常路过这里，我
自卑得很，怕遇到里面走出来的干部子女，总是快步走过去。今天不知怎的，却有一种进去看
看的欲望。
市政府大门上及两侧墙上贴满了各种各样的大字报、大标语。有的已经重叠了厚厚地一
层，从墙上剥落下来，像皮革厂晾晒的牛皮。我今天对这些大字报一下子来了兴趣，禁不住走
近去搜寻着什么。韦连跑过去，指着一份打着红XX的大字报说：“这个人就是她爸爸！院子里
更是多得是，听说问题很严重呢！”我木然地往前走，没有作声，竟止不住脚走进了从未进来
过的政府大院。
蓦然我的眼前一亮，同位苗条的身影从里面闪出来。我心里一热，冲动地冲她走过去。她
迈着机械的步子走着，像没有看到我一样平视着直往前走，我一股说不出的心情涌上来，连忙
追上去，“喂！”轻轻地喊她一声。
她稍一回头，目光一碰到我，触电一般迅即又转过去，脚下一停没停。
我呆带地立着，等到韦连推推我，才发觉失态了。我们也随着走出去，看到她竟一直朝学
校走去。
革命的烈火烧到了“天国”——教堂
几天来又是忙得够呛。
今天下午，我到学校去。刚走到半路上，就遇到了迎面走来的我们学校的红卫兵队伍。他
们举着大旗，有的人手里提着枪，更多的人拿着木棍等武器，可以说是人人全副武装了。
大队很快走近了。韦连也在队伍里，他一伸手将我拉进去，一边快步前进，一边跟我讲情
况。
就在半小时之前，有人到学校红卫兵总部报告，师范学院的红卫兵今天上午将天主教堂冲
击了，听说搜出来了发报机、手枪、刺刀等特务装备，准备召开批判反动教会分子大会。
我们全市有两处较大的教堂，一个是天主教堂，是教区的总堂所在地；另一个是基督教堂，
就在市中心，是上个世纪英国人修建的，又漂亮、又宽敞，比电影院要结实得多，市基督教会
在里面办公。
天主教会解放前开办有慈善事业，盖了许多房子，还有一座大楼，是作为医院的。解放以
后，人民政府接收了过来，办成一所师范学院。天主教会只剩下路对面的教堂和很少的一些房
屋。不用说，师范学院的学生们是学习了北京的经验，拿天主教会开刀了。
我们中学是全市唯一的省重点中学，在市里，地位上仅次于师范学院。听说他们对教会采
取了革命行动，我们自然有些不甘心。经过简单研究，决定要抢在其他学校之前，赶快将基督
教堂攻下来。不然，我们在市里太没面子了。为了保险，有人先给公安部门打电话征求了意
见。公安局回答，上级有通知：对红卫兵的革命行动，一律不予干涉。于是我们大队人马就杀
出来了。
教堂很快就到了。我照例安排四面包围，不许跑掉一个人。剩下的人，集合在大门口先造
声势，主要是喊口号：
坚决取缔反动教会！
打倒隐藏在反动教会中的帝国主义特务分子！
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坚决镇压反革命！
革命无罪，造反有理！
然后高唱“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 听
到我们惊天动地的声音，教会里的牧师和工作人员都战战兢兢地出来了。我们一涌而入，问清
了几个牧师的身份，分别押着他们里里外外搜查了起来。
玻璃被敲碎的声音，以及各种物品被摔碎或推倒的声音此起彼伏。我跟大队长碰了一下
头，命令人赶快分头传达：“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要破坏物品”。但一片纷
乱之中，谁又顾得了许多。
翻箱倒柜折腾了一个多小时，除了从牧师的宿舍里搜出了一些高级布料的被褥和西服、洋
装之外，反动罪证基本没有发现。
我们大失所望。赶制了几面大木牌，分别写上“反动牧师XXX”、“帝国主义走狗XXX”，
给几个牧师挂在脖子上，命令他们交出反革命工具。可是，这些老头们十分顽固，一个劲说他
们是爱国、爱教，没有做过违反宪法的事，更没有什么反革命活动。
正在僵持不下。教堂后面传来一阵大的叫喊声。
我赶快跑过去。原来教堂讲台下面的地板被撬开了，露出了一个黑黑的洞口。几个胆大的
红卫兵已经打着手电下去了。
时间不长，他们在洞口露面了，扔出来一包一包的东西。仔细一看，是过去牧师布道穿的
道袍，很象电影上旧社会富人穿的马褂，还有奇形怪状的帽子。
不一会儿，有人大叫：“枪，枪！”果然一枝锈迹斑斑的猎枪从洞里扔了出来，我捡起看
了看，枪筒锈得十分厉害，看来有好多年没有人动了。
不断有东西从洞里往外运，围观的人越来越多，不时有人乱翻乱拣。我立刻下令，凡不是
参加行动的红卫兵，一律赶出院外。红卫兵纠察队马上执行，吆吆喝喝地将闲人都轰了出去。
但街上看热闹的人已经挤得风雨不透了，交通基本堵塞。
反动罪证终于找出来了，一面大大的镜框里镶着一幅一个大胖子的画像，那人身穿只有画
片上才能见到的怪服装。有人马上押着一个老年的牧师过来，他一看见这画像，脸立时就白
了，脑袋上流出一片亮亮的汗珠，头深深地低下了，腿不住地发抖。
“这是谁的像？”有人大声喝问。那牧师不敢再抬头，低低地说：“不认识。”
“放屁！不认识藏得那么严实干什么？一定是有鬼！”一个红卫兵骂着，照牧师头上敲了
一棍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