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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导向的经济学家与理论导向的生态学家
虽然要冒着夸大成见和创造某种错误的两分法的危险，但我仍然断言，与生态学家相对的是自由市场的传统经济学家。后者通常坚持认为，过去的资料而不是理论才应该成为预言的基础。日内瓦大学的自然哲学家雅克·格林尼伏尔德（JacquesGrinevald）曾经向我指出：“虽然现代经济学强调资料导向，但实际上，其传统恰恰是一门理论导向的社会科学”。不管他们的专业演化如何，这种资料导向的分析家蔑视任何缺少资料的理论。关心变化之原因的生态学家虽然也用资料，但主要是用它们来发展和检验理论；然后他们用理论去预言变化。
然而，如果从过去资料中推出的某个规则没有恰当地反映未来可能起作用的机制，相反只是一个反映过去主导机制的简单外推，那么这个规则的预言技术是要受到怀疑的。如果未来的情形很可能与过去非常不同的话（例如承受空前的全球变化的干扰），那么就尤其如此了。此外，即便是收藏了许多过去历史资料的图书馆也可能缺乏对未来有效洞见的规则，除非用来预言的规则，代表了在与过去明显不同的条件中能起作用的机制。
所有负责任的生态学家都承认，无论关于物种数量还是关于现在的灭绝速率都存在令人恼火的不确定性。他们理解，他们的希望无休止地因为社会对改变这种资料不足的统计活动缺乏支持而落空。然而，所有优秀的科学家都知道，要预见未来，就需要一个关于系统如何运行的、包含有或至少代表因果机制的规则。大多数科学家同意资料导向的经济学家所说的，这类规则需要尽可能多地从系统过去的行为中导出并得到检验。由马里兰大学工商管理学教授朱利安·西蒙（Julian Simon）领导的理论导向方法的反对者，不喜欢森林生物多样性危机所包含的意义，如果它们威胁到个体主动性和经济增长的话。他们直接向岛屿生物地理学进行挑战，认为它是一个有不能容忍缺陷的理论。他们认为，根据物种一面积曲线得出的任何推断都是应该抵制的。他们指出，19世纪北美东部的森林有大面积的减少。他们说，运用岛屿生物地理理论和物种一面积公式，在那个时期或自那个时期以来，当地鸟类中应该有200多种本地鸟类灭绝消失（但实际上却并不是这样）。
是没头脑的思想吗
田纳西大学生态学家斯图尔特·皮姆（Stuart Pimm）和康涅狄格学院的罗伯特·阿斯金（Robert Askins），就有人用美国东北部鸟类灭绝作武器，批评岛屿生物地理理论本身，进行了详细的分析。首先，皮姆和阿斯金提到，你不能用居住在美国东北部的所有220种当地鸟作计算的依据，因为只有大约160种真正属于东部森林，其余的则居住在草地、沼泽和其他的开阔地。第二个问题是有多少森林被砍伐掉和用在物种一面积公式中的合适比例是多少。他们提到，森林砍伐是从16世纪开始波状递进地从近东海岸内陆向密西西比河推进的，至今已没有留下多少面积森林未被刀斧碰过。然而，这两位生态学家认为，像批评者那样，在物种一面积公式中，使用300年间被砍伐的森林总量则是不合适的，因为这不是从过去资料中得到这些公式的合理演绎。
当树木被砍下来运往西部时，并非所有被砍伐的陆地都是空空如也。相当部分的陆地可以再生。与此同时，来自被砍伐地区的野鸟可以飞向剩下的森林地带，或者到砍伐地遗弃后再生的新的森林地区居住，这种情况在20世纪特别明显。用他们的话说，“即便是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早期森林砍伐的高峰期，也有一些大的森林避难处为森林鸟类提供住所。1920年后，暂时性森林的数量在东北部和南部有稳定的增长。”
但是，这不是他们对社会科学家错误地企图嘲弄生态学家的主要批评。相反，这是一个更为基本的对知识理解问题。针对东部森林少量灭绝（即便是无意识）的批评者，实际上是在谈论全球灭绝即物种从世界上永远消失的问题。生态学的岛屿理论不是从世界范围，而是从特定岛屿或栖息地区的资料归纳推理而得出的。它预言的是“局部灭绝”而不是全球灭绝。因此，皮姆和阿斯金提到：
即使美国东部森林全部被砍伐掉，这160种鸟类的大多数也不会从全球灭绝。许多鸟种活动领域非常广泛，比如说它们那种横跨整个相对无干扰的加拿大北方森林的分布，不会因其他地方森林的丧失而受到伤害。160种鸟类中的某些分布特别广泛，以致即使北美、欧洲、亚洲的所有森林都被砍伐掉，它们也不会全球性灭绝。关键的差异是在全球灭绝与局部灭绝之间。
要纠正这个问题，就必须在这个理论所依据资料的范畴来考察，即在局部区域内使用该理论。因此，用物种一面积公式研究的合适鸟类，在这里就是那些仅仅居住在东北部，即那个地区特产的鸟类。皮姆和阿斯金总结说，加上已知灭绝的4种鸟类，灭绝以前被认为是东部森林特产的鸟类估计为13种到28种之间。一可能的灭绝率在美／13（约为31％，如果严格地定义东部森林鸟类）到4／28（约为14％，如果加上一打或更多个在东部森林有75％活动频率的鸟类）之间。”
请注意，如果要正确地使用和检验科学公式，所需要的就不是数据本身，而是合适的数据类型。批评者也使用“数据”，但却是以一种科学上不合适的方式使用这些“数据”。这使我想起一个卡通片：在一个小镇的外边有一个路标，有关该镇的海拔高度、人口、建立时间的数据都列在这个路标的一条线上边，而位于这条线下方的则是这三个毫无联系的数目之和。看来这些并不理解所要检验假说的批评者，也是在用真实的数据表演一个明显荒诞的卡通剧。即便是估计某种像美国东北部有多少种本地鸟类这样似乎十分简单的问题，也需要某种程度的科学知识。这些细节，在批评者急切地应用“数据”（然而是不合适地），去“检验”他们并不喜欢其结论的理论时明显地忽视了。
事实上，物种一面积公式，只是稍稍低估了新英格兰地区应该灭绝的鸟类的数量，而不是像误用基础理论的非生物学批评者声称的那样，还应该大出六倍地来更高估计这个数目。况且，生态学家断定像捕猎这样的因素也是与鸟类灭绝相关的。有鉴于由于栖息地遭到破坏会使鸟类相对集中（据说这使得捕猎者易于发现它们）等因素，也许已经夸大了灭绝的数目，这可能有助于解释：为什＿么物种一面积公式相对于实际发生的数目来说，其预言全球灭绝的数目实际上要偏低。
最后，从把岛屿生物地理理论用于说明美国东北部鸟类灭绝的事例，可以就热带森林中的灭绝问题学到些什么呢？皮姆和阿斯金在他们的结论性话语中提到；许多热带森林不仅富于各种物种，而且富于特产性物种。皮姆曾带着我和鲁特去看一种非常漂亮的、濒临危险的夏威夷小鸟（akiapola’an入它们高高地居住在夏威夷大岛冒纳基火山的山坡上（这是它们的最后栖息地之～）。皮姆说：“好好地看着它吧，它可能会赶在你俩之前就在世界上消失的。”
皮姆提到夏威夷曾经拥有135冲地方性鸟类（全部都是特产），但是现在除了三三种外，所有的鸟类不是已经灭绝就是濒临灭绝。如东北部的例子所示，运用物种一面积公式的栖息地丧失所预言的数目比实际物种数量要少许多，因为这仅仅涉及一个因素，而许多其他的干扰也会引起物种灭绝。皮姆和阿斯金写到：＊要预言全球灭绝问题，就需要了解动植物的分布地”。“美国东北部由于较少特产性物种，因此尽管有严重的森林丧失，但失去的鸟类却要少得多。而地方性物种丧失的比例要比预期的高。我们发现，这个结论仅仅支持那些关心全世界砍伐森林和物种灭绝的人。”他们特别关心热带地区的森林砍伐，因为热带森林有较高比例的地域性物种。
然而，正如上述例子清晰表明的，存在着那么多复杂性和信息的匾乏不全，以致无论是用物种一面积公式还是其他的预言方法，进行生物灭绝预言，仍然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与这个理论相修的报纸文章，肯定无助于提高预言的确定性。协同作用与不确定性
那么，所有这些关于生物多样性丧失的争论告诉我们什么信息呢？我认为，那种仅仅由于现在缺少物种数目总量或灭绝速率的数据，而声称可以解除对物种消失的担心的观点，往好里说是蹩脚的学术，往差里说则是在肆虐公共政策。因为没有训练有素的生态学家出来作调查，就否定有尚未发现的物种正在被砍伐的热带森林中灭绝这一点，类似于否定雷电暴雨的出现，会在干旱、遥远、尚未发现的荒野里引起森林大火那样，使数据本身并不具有佐证价值，除非它产生的或验证的公式反映了变化的因果机制。
岛屿生物地理学者对灭绝率的预言是基于一个因果因素，即栖息地丧失。我自己的观点是；迄今为止，ZI世纪最严重的环境问题将不只是栖息地丧失、臭氧层空洞、化学污染、外来物种侵入、气候变化这些因素本身，而是这些因素的协同作用。正如皮姆所说，砍伐森林也许并不必然导致地域性灭绝，因为出走的鸟类可以飞向邻近的栖息地。但是，当这些栖息地普遍萎缩，数目减少，相距越来越远，如果气候变化又从根底上发生作用，特别是如果气候变化，是一种比本次冰川期以来物种经历的全球持续平均变化速率大上10倍甚至更多的话，那么挤在避难地的剩余的物种再要迁移就十分困难了。想象一下，1万年前在森林物种向北迁徙的过程中，如果它们还不得不穿越用世纪的工厂、农场、高速公路和庞大的城市，在所有这些之上，它们还要经历比今天要快20倍的气候变化，那么就可以了解这些森林物种可能会经历的何等严重的困难了。
如果一种鸟类离开了一个老的栖息地，不会随之就发生虫害吗？另一方面，也许这些飞走的鸟类可以在北边的另一个地区减少害虫。凡此种种，都是困扰生态学家和资源保护生物学家的有关生物群落功能的推测。因为要解释当代物种（它们居住在现在的范围已经有了1万年的历史，而直到最近也没有受到占压倒优势的人类干扰）的分布和丰度实在是有困难。现在，地球上的物种和群落正以前所未有的速率遭受多种干扰，而地球“实验室”中实验要求对物种和群落的反应细节作出科学解释。真正的科学家，对这种充满问题的未来，可以提供什么样的可靠的知识工具呢？我们想知道，真正的批评者如何责备科学家承认这种不确定性，然后他们又怎样运用这种不确定性作为借口，来贻误可以降低风险的行动。这对于某些人也许是一笔好生意或政治实践，但在我看来却像是在用整个地球的生物财富进行赌博。我认为仅仅通过对这种鸟类生存竞争的了解，就可以明白地球系统科学是多么复杂，特别是当把地球系统科学用来处理你所在的地域性森林和鸣禽种群的问题时。数据资源及其理论推断可以像所要研究的种群一样纷呈多样。完全有可能在有限的研究方法中，选择数据和理论来支持现存的任何一种结论。明智的分析家必须查看所有的研究方法，决定证据的充分性必须是无可挑剔的。像西蒙和某些拘泥于资料的经济学家那样，如果你发现结论并不是你所喜欢的，你就有可能通过指出数据或理论中的矛盾或欠缺来攻击它们。所有理论总是会有佐证不力的数据和某些薄弱环节。如果你像我一样极度关心在所有的结果都有了结论以前（如果将来会有结论的话）袖手旁观将带来的风陵，那么你就会从地球系统科学这些例子中发现足够的理由来促进认真的行动。我直率地承认，这需要信念的飞跃——从已经掌握的往往是模糊的知识到具体的行动。但是，如果生态学家是对的话，会怎么样呢？生物多样性值得保护吗
我相信，像附近的森林这样的区域性栖息地是连续的相互联系的生态系统的一部分。这种连续系统小到幼树根校中的微生物群落，大到全球生物地球化学系统和气候系统。多样性（自然与文化的）和可持续性是我最信奉的价值，但是我认识到确定特殊案例中的平衡并不服从“科学”公式。所需要的是一种管理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参与辩论的有知识的人们有足够的相互尊重（和交战规则），并为获得结论而工作，他们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