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者可不谓欤！
大业天子在这里引经据典，表露的也是为皇施政者的拳拳之心，总不能因为他最后功败垂成死于非命，我们就闭起眼睛连这一点也不肯承认吧？因为是出于公心，向往的是天下长治久安，他又进一步具体阐释了自己要重建饱经战火摧残的洛阳的款款心曲：
然洛邑自古之都，王畿之内，天地之所合，阴阳之所和。控以三河，固以四塞，水陆通，贡赋等。故汉祖曰：“吾行天下多矣，惟见洛阳。”自古皇王，何尝不留意，所不都者盖有由焉。或以九州未一，或以困其府库，作洛之制所以未暇也。我有隋之始，便欲创兹怀、洛，日复一日，越暨于今。念兹在兹，兴言感哽！
公告天下的皇上诏令能与百姓交心到如此程度，所凭借的，哪里只是一支生花妙笔？洛阳自古就是形胜之地，哪里只是到了大隋才让人如此割舍不下？既然我大隋如今九州一统、府库充盈，难道还不该付诸行动吗？既然谈到经济原因，那就索性再就经济问题多说两句：
夫宫室之制本以便生，上栋下宇，足避风露，高台广厦，岂曰适形。故《传》云：“俭，德之供；侈，恶之大。”宣尼有云：“与其不逊也，宁俭。”岂谓瑶台琼室方为宫殿者乎，土阶采椽而非帝王者乎？是知非天下以奉一人，乃一人以主天下也。民为国本，本固邦宁，百姓足，孰与不足！今所营构，务从节俭，无令雕墙峻宇复起于当今，欲使卑官菲食将贻于后世。有司明为条格，称朕意焉。
大业天子在这里表明的，是对未来东都的设计和营造的原则要求。他要求有关人员要本着“民为国本，本固邦宁”的先王之教，要听从宣尼公孔子注意节俭的要求，“务从节俭”，如此才能“称朕意焉”。
东都洛阳的正式营建开始于改元后的大业元年（605）三月，并组成了一个由尚书令杨素、纳言杨达、将作大匠宇文恺等宰相重臣参加的工作班子，这几乎就是当初为隋文帝杨坚修建了仁寿宫的原班人马。这些人也真算是摸透了为皇为帝者的心态，早在修建仁寿宫时就搞得富丽堂皇极尽奢华，以致隋文帝面色不快，但很快又在独孤皇后的劝说下，欣然笑纳并对有关人等大加赏赐。这次他们也是这样，尤其是作为新都建设总设计师的将作大匠宇文恺，更是不相信自己马屁能拍到马腿上，结果就是：“揣帝心在宏侈，于是东京制度穷极壮丽，帝大悦之。”
大业二年（606）正月，东都洛阳的营建工程正式竣工，前后历时十个月，在中世纪创造了一项几乎是匪夷所思的大跃进奇迹。
由于宇文恺此前就有修建隋都大兴城的经验，又有仁寿宫建成后大获皇上奖赏的实践，东都洛阳的确是一座精心设计、规模宏大的城市。据后来的考古发现，新都洛阳虽然比京师大兴小三分之一，但依然是明代西安城的七倍。而且，新都洛阳的城市布局大体与长安大兴城相仿，也是由郭城、皇城和宫城三部分组成，同时更突出了皇城和宫城的至尊地位，显示了皇权的至高无上，体现了大隋王朝包容天下的气势。
为使新都尽快繁盛起来，工程完工后的第二个月，新皇就下诏令“徙豫州郭下居民以实”，同时还“徙天下富商大贾数万家于东京”。
大业二年五月，又“敕江南诸州，科上户分房入东都住，名为部京户，六千余家”。
大业三年十月，再“敕河北诸郡送工艺户陪东都三千余家”。
皇权就是律法，如此不容置疑雷厉风行，如此全国一盘棋、全国总动员，骂声肯定是有的，不满乃至星星点点的反抗也在所难免。但在新皇建造新都、并很快就使之追撵京师、以至两京并存、整个国家似乎都焕然一新的新气象之中，绝大多数的人们都欢天喜地，肯定也是真的。
那是一座怎样的都城啊！抛开宫殿林立金碧辉煌的宫城和衙署齐备警卫森严的皇城不说，单就看看遍布着百官府邸和百姓街坊、被称做郭城或者罗城的东京城区吧——
有贯通南北的被叫做天津街或干脆就叫天街的大街。街宽一百二十余米（按现在的标准不知是几车道），长约四公里，是全城中轴线上的主干道。两旁种有樱桃、石榴、榆树和柳树，夹道成荫，流水成渠。
那条叫洛水的河穿城而过，将洛阳分为南北两个区；为连接南北，在洛水上建有天津桥、通济桥、利涉桥等四座桥梁。城内除洛水外，还有瀍水、伊水，并凿有几条漕渠，使得洛阳新城的水陆交通远比京师大兴更为方便。既然是傍着可以行船的河渠，还有可以卸货的码头，于是又有了南、北、西三个商贾云集人流熙熙攘攘的市场。据记载，北市“天下之舟船所集，常万余艘，填满河路，商贩贸易，车马填塞”，周围还有众多的酒店旅馆，可以说是洛阳的繁华之所；南市则“其内一百二十行，三千余肆，四壁有四百余店，货贿山积”。
在上春门外，还建筑了诸郡邸舍百余所，是接待各郡长官朝见天子的住所；建国门外则有四方馆，以接待外国和少数民族使者，相当于现在的钓鱼台国宾馆吧。
那时候的欧洲在干什么？写了那本《马可·波罗游记》的意大利人马可·波罗是在几百年以后的元代来的中国，记载的自然也是元朝的景况，可即使那样，马可·波罗笔下神话般的中国还是让欧洲人大跌眼镜，以至认为写书的那家伙八成是个骗子。
要是他们知道早在他们看到那本书以前的几百年，在古老的中国就有个皇帝的年号叫大业，还有个城市叫洛阳，并且繁华如此，他们又会说些什么呢？
现在的人们都知道，在权力高度集中，执政者、施政者无法被有效监督的体制下，一个部门、一个单位或者一个地区、一个国家的头头脑脑们，不仅能决定那里阴晴雨雪的小气候，也能决定那里的发展方向和风格。置民心国力于不顾，一味求大求全，一味大干快上，一味拼死拼活，力求面面俱到，实则面面俱失，最终好事变成坏事，可以说是杨广一朝最大的失误所在。执政之初，大业天子就表现出好大喜功急于求成的端倪，这端倪在以后的日子里愈演愈烈，终于导致大隋如同一支长势强劲全线飘红的股票，突然一下就头朝下倒栽葱来了个全面崩盘。但恶果在当时还没有显现，后来的事情不要说别人，就是杨广自己也无法预料。当时的他只是一味沉浸在自己为大隋勾勒的宏伟蓝图里，一边津津有味地欣赏着，一边不时被如同电光火石般涌出的灵感驱使着，这里那里地添加着、描抹着，目的是要使自己的大业宏图更加完美和完善。
和东都新城同时兴建的，还有规模大大超过长安皇家禁苑大兴苑的新的皇家禁苑——西苑，也叫会通苑或显仁宫。关于显仁宫，《隋书·食货志》记载：“苑囿连接，北至新安，南及飞山，西至渑池，周围数百里。课天下诸州，各贡草木花果、奇禽异兽于其中。”
除营建东都之外，大业天子还在全国许多地方修建离宫别所——包括对前朝行宫离院的修缮扩建，如北齐的晋阳宫、中山宫、汾阳宫，北周的同州宫、长春宫、蒲州宫等，在数年内建立起以洛阳为中心的宫殿群。据记载，那时候全国各郡有宫室二十六所，还有一个数字说是四十余所。这些当然都可以看做是营建东都的配套工程，也是杨广好大喜功的例证。
前边刚刚说过，兴建东都洛阳的工程是在大业元年（605）三月开始的，就是在工程已经开始之后，杨广下诏论政刑得失、考课虚实等事时，又一次不由自主地提到兴建东都的目的：“关河重阻，无由自达。朕故建立东京，躬亲存问。”
躬亲庶政、好做巡游一直是杨广的执政风格和特色。他在这里强调的是从洛阳出发，或西走关陇、或东达海岱、或北通燕赵、或南至江淮距离都大体相等的地理优势。也就是说，在杨广看来，经营洛阳，实际上也是在经营天下，他是拿这里当了他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啦。果然，由洛阳出发，分别向东西南北四个不同的方向巡视，在杨广几乎成了年年必做的功课。他实在是太喜欢在祖国大地走来走去看来看去现场办公了，以致无法理解南北朝时期成年累月泡在后宫女人堆里的陈后主等人，曾纳闷地问自己的大臣说：“自古天子有巡狩之礼，而江东诸帝多傅脂粉，坐深宫，不与百姓相见，此何理也？”
得到的回答是：“此其所以不能长世。”
既然如此，就是为了大隋江山能传世久远，大业天子也不能不更加乐此不疲兴致勃勃。
说到这里还应该有个补充，南陈亡国之君陈后主是在杨广甫一登基的仁寿四年（604）十一月中旬死的。杨广追赠他为大将军，封长城县公，立谥号曰“炀”，充分表达了杨广对荒淫无度只知诗酒风流于国家全无建树的昏君陈叔宝的无比蔑视。
但天道无常，正像宋元之际的史家胡三省后来在《资治通鉴》有关条目上所做的批注那样：“谥法，好内怠政曰炀，帝（指杨广）谥陈叔宝曰炀，岂知己不令终，亦谥曰炀乎！”
此种现象按唐代诗人杜牧的话说就成了令人痛心疾首的感慨：“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堑壕驰道与长城
与大兴土木营建东都洛阳一样，堑壕驰道以及长城都是颇能说明杨广大业年间执政实绩的颇有影响的工程项目，体现的也依然是杨广“有德则可久，有功则可大”的治理家国天下的理念。
大理念自然是大手笔。
大境界自然是大事业。
在后来成了“隋炀帝”的杨广当时的构想里，筑长城也好，修驰道也好，甚至也包括开凿大运河，其实都是一个统一国家密不可分的整体部署整体战略。
作为这个战略的第一步，早在仁寿四年十一月，就有了大业天子杨广即位后的第一个大工程，“发丁男数十万掘堑，自龙门东接长平、汲郡，抵临清关，渡河至浚仪、襄城，达于上洛，以置关防”。
不难看出，这又是一项意在拱卫东都的浩大的国防工事。这里被称作“堑”的，其实就是用来阻断交通——也就是阻隔北方游牧民族铁骑——的长沟。这条动用了数十万民夫挖出的壕沟绵延数千里，横跨如今的山西、河北、山东数省，可谓惊世骇俗匪夷所思，说成是古代中国的马其诺防线也是可以的吧？
即位伊始，就又是挖沟又是修墙，大业天子杨广显然是重在防守，并没有想着要对外扩张，这无疑又和他执政后期三征高丽形成了极其鲜明的对比，而后者又成了导致他丧家失国死于非命的直接诱因。找出这种前矛后盾变化中的蛛丝马迹，对于我们真正深入深刻地理解杨广其人，当然是很有意义的工作。但杨广三征高丽并终至亡国是以后的事情，我们以后再说。
堑壕挖好了，但毕竟作用有限，再说这条用来给敌人制造障碍的壕沟同时也给自己制造了一定的麻烦，所以需要再开驰道。
大业三年（607）四月，杨广下诏“巡省赵魏”，也就是在这次长达两年的巡幸过程中，大业天子于同年五月“发河北十余郡丁男凿太行山，达于并州，以通驰道”，这是要从太行山横截开出一条从河北到并州太原府的驰道，既为了皇帝巡行的车驾能够通过，也方便战时调兵，当时汉王杨谅不就是在这一带举起的反旗吗？据记载，参与这项工程的大约有黄河以北十几个郡，按平均每两户抽一丁计，参与人丁在百万人左右，费时约三个月。
修建道路的工程哪里就是仅此一项？还有与上述工程有关的穿越太行山通往河内（今河南沁阳）的九十里直道；连接洛阳与长安也就是崤山与函谷之间，对原有“峻阜绝涧，车不得方轨”的旧路改造后修成的连接东、西两京的新国道；修大运河时在运河岸边修筑的御道；再加上大业六年（610）所开的西起榆林北突厥牙帐，东达于蓟（今北京密云一带）的长达三千里的御道，工程总量与所耗人力物力无疑又是让人瞠目结舌的天文数字。
专制统一的极权国家，又恰逢政令通畅的黄金时代，最大的显而易见的好处就是皇帝的旨意可以得到迅速而彻底的执行，而这种顺畅又会极大地刺激专制君王更加专制，以为自己的意志真的就是天下人的意志，以为自己顺天应人真的可以为所欲为而永远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