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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专制的可恶：养寇自重从《管锥编》、《谈艺录》中可以看出，钱钟书先生有着浓厚的人道主义精神和自由主义理想，因而他对古代中国社会及其专制统治总是取一种审视的目光。在前两节中，我们已经看到了他如何评判专制统治与人民大众，尤其是与知识阶层的关系。但在统治阶级内部，专制体制又有何弊端呢？
在《管锥编》中论及《左传》襄公二十三年载臧孙氏有关“疾癦”之说时，钱氏由“疾癦”而论及“美癦”再论及所谓“外宁必有内忧”之说。“疾癦”何以成为“美癦”？他先是引出唐人柳宗元的《敌戒》作答：“皆知敌之仇，而不知为益之尤；皆知敌之害，而不知为益之大”；继之则以宋人杨万里的下述之论作结：“天之于君，厌之者则骄之以嘉祥，爱之者则谴之以变异，绝之者则误之以强盛，爱之者则惧之以灾害。”换言之，这就是“疾癦”之所以又为“美癦”，或曰“外宁必有内忧”的正面含义。但是，这只是事物的一个方面，我们还必须看到：“事有貌同而心异者，释敌以为外惧，固远识谋国之忠也，养寇挟而自重，则老黠谋身之巧也；柳州言其一而未知其二。”钱氏归纳的这个连柳宗元尚且未知的“其二”，就是存在于古代中国社会的一种腐恶机制：养寇自重。
何谓“养寇自重”？《管锥编》中屡举《吴越春秋》载吴王“夫差矢书射文种”以下至汪景祺戒年羹尧等诸多史事，而其取舍原则则一概本之于所谓“兔死狗烹、鸟尽弓藏”之喻。这里让我们从中转录三则显例以见一斑：《南史·贼臣传》（载）侯景为慕容绍宗所败，军溃，收散卒才得八百人，（遣）“使谓绍宗曰：‘景若就擒，公复何用？’绍宗乃纵之”；《北史·贺若弼传》（载）隋文帝曰：“初欲平陈时，弼谓高颖曰：‘陈叔宝可平，不作高鸟尽、良弓藏邪？’”郑达《野史无文》卷三记左良玉大捷而不肯穷追，曰：“留此残贼，武官尚可为人；若贼今日平，武臣明日即奴矣！”同是斯理。（第216～218页）这一“斯理”俗称就是“兔死狗烹”之喻，演化为现实也就是“养寇挟而自重”的腐恶机制。虽然在今天看来，“养寇”者自有其不得已之处甚或某种理由，但由此却回答了这样一个问题：何以政治腐败、民生凋零、社会动荡总是伴随着专制统治相始终？因此，“老黠谋身之巧”也是专制统治必然带来的一大可恶之处。
四、 专制的可悲：身退罹殃古代中国的专制统治不仅造成了君臣之间的相互猜忌，也使臣僚之间经常处在相互倾轧之中。《管锥编》中就此也给我们描述了一种现象：身退罹殃。然而这一现象的含义为何又从何言起呢？
钱氏在论及《诗经·王风·采葛》中“一日不见，如三月兮”两句时，即接过毛《传》所言（“一日不见于君，忧惧于谗矣”）而把话题引向专制统治下君臣关系及臣僚之间的关系。就此，他先是举出魏文帝曹丕评刘表父子相疏离的言论（“容刀生于身疏，积爱生于近习”），继之则举出两晋、北齐及北宋的有关史事，指出所谓“一日不朝，其间容刀”云云均为“（采葛）毛《传》之旨。”乃直接地说，臣僚不离君实为得宠邀福的一个必要条件，反之，身退于枢要则祸机莫测。因此，钱氏得出结论：“故古来权臣得君者，钟鸣漏尽，马竭器盈，而恋位不去，亦以深虑去位而身与君疏，身疏而容刀、戈也。”（第102页）钱氏还认为唐人“李德裕道此隐衷，最为切至”，故不吝篇幅引出了李德裕的大段之论。为申论便这里自然应予转录，只是此论过于冗长，这里不妨将其要点稍作节录，同时也借以感受一下专制统治下身为臣僚者的悲凉心境。李德裕《退身论》曰：天下善人少，恶人多，一旦去权，祸机莫测。操政柄以御怨诽者，如荷戟以当狡兽，闭关以待暴客；若舍戟开关，则寇难立至。迟迟不去者，以延一日之命，庶免终身之祸，亦犹奔马者不可以委辔，乘流者不可以去楫。何以知之？余之前在鼎司，谢病辞免，寻即远就泽国，自谓在外而安。岂知天高不闻，身远受害！余岂不知身退罹殃，盖耻同（文）种、（李）斯之不去也，则知勇退者岂容易哉！而陆士衡称“不知去势以求安，辞宠以要（邀）福”，斯言过矣！（第102～103页）无庸评说，李德裕此论既道出了身为臣僚者可悲心境的“隐衷”，也使人们至今还能感受到专制统治下那种“高处不胜寒”的政治氛围。然而，倘若我们再联系《管锥编》中随之述及的清初徐乾学“落职尚不肯去”的故事，我们就会看到，专制统治不仅给其臣僚造成一种可悲境地，同时还迫使其堕落成为一种政治无赖，因为徐乾学要康熙分清君子与小人，而其标准就是：“说臣好的，便是君子，说臣不好的，便是小人。”康熙区分君子与小人当然不会以此为标准，因此，“身退罹殃”也只能是专制统治下身为臣僚者的一很难避免或者带有某种必然性的可悲下场。
五、 专制的可笑：帝皇才学《管锥编》中对古代中国专制统治的反思与针砭并非尽为明白晓畅之论，但是，拒绝与否定任何形式的专制统治却是其作者从不隐讳的主张。因此在钱氏的笔下，不仅专制统治者的心理常处在悲凉与阴暗的状态，专制统治者的形象也从未得到正面的称道。正因为如此，他的有关帝皇才学的议论与嘲讽其实也就是对专制统治的否定。
首先需要指出，在《管锥编》四册百余万字的著述中，贬议或讽议帝皇的文字几近于比比皆是，其中论及或提及的帝皇，包括梁武帝、魏孝文帝、隋炀帝、唐太宗、唐德宗、宋真宗、清世宗、清高宗等多位古代中国君主。这里，我们先来看看他对帝皇才学的贬议。
人们知道，在我国自秦以后的历代帝皇中，南朝的梁武帝父子算得上是“嗜学好文”者，然而在《管锥编》中，钱氏不仅一再尖锐指责梁武帝佞佛“害于其政，著于其寻常行事”（第1544页），对梁武帝“挟贵好胜”的浅薄无聊也颇多讥讽：梁武挟贵好胜，史籍频书。《梁书·沈约传》记约与梁武竞诵，各疏粟事，（沈）约故让（梁武）帝多二事，出谓人曰：“此公护前，不让即羞死”；（《南史》）卷五十《刘显传》：“有沙门讼田，（梁武）帝大署曰‘贞（贞）’，有司未辨，遍问莫知，（刘）显曰：‘贞字为与上人’，帝因忌其能，出之。”褊浅有若是者。（第1383页）对梁武帝“挟贵好胜”如此鄙薄，对隋炀帝的自命不凡同样嗤之以鼻。在论及司马迁《报任少卿书》中“不韦迁蜀，世传《吕览》”一语时，他由议论司马迁“举例不当”而论及门客著书，又由之而论及梁元帝、唐德宗、宋真宗为表明自己的著述非由“臣下代作”而为“朕自起草”的几则言论，进而论及隋炀帝“自负才学，每骄天下之士”的狂言：“设令朕与士夫高选，亦当为天子矣。”就此，他以不屑一顾的口吻论及帝皇的“才学”、“术业”：夫贵人“言言”，贱士“文粪”，王充之所深慨（《论衡·自纪篇》），况益以天子之尊而稍有“才学”、“术业”乎？《荀子·尧问》记“魏武侯谋事而当，群臣莫能逮，退朝而有喜色……楚庄王谋事而当，群臣莫逮，退朝而有忧色”。窃谓以群臣莫逮为己忧，群臣尚且莫或敢逮，何况喜而骄乎！鲍照为文“多鄙言累句”，王僧虔“常用掘笔书”，即“群臣莫逮”之例矣。（第942页）在这里，钱氏虽是仅仅点明论题而未说破用意，但对其所举例证的史实稍作了解，其真实用意即显豁于世。《荀子·尧问》所记本为吴起谏魏武侯言，义为诸侯相争须集思广益方可致胜。至于鲍照为文云云则向人们尖锐揭示帝皇的“才学”实为帝皇的淫威。据《南史·鲍照传》记载：“（宋）文帝以（鲍照）为中书舍人，上好为文章，自谓人莫能及，（鲍）照悟其旨，为文多鄙言累句，咸谓（鲍）照才尽，实不然也”；又据《南史·王昙首传》记载：传主次子王僧虔善书，但在刘宋孝武帝时，因“孝武欲擅书名，僧虔不敢显迹，大明世（公元457～464年）常用掘笔（即秃笔）书，以此见容”。至此，我们也就清楚了鲍照为文“多鄙言累句”及王僧虔“常用掘笔书”的苦衷所在。据此我们也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钱氏援此两典虽是含而不露，但实则告诉人们帝皇的才学其实就是帝皇的淫威。
当然，专制统治并非凭借统治者“才学”与“术业”，但是，为了宣传与论证专制统治的至上性与神圣性，其帮闲文人的首要职责就是鼓吹专制统治者的天资与博学。因此，帝皇才学不仅是专制统治的门面与旗帜，也被装扮成专制统治的道义基础。正因为帝皇才学与专制统治有着如此密切的重要关系，因而《管锥编》中不仅一再嘲讽帝皇的浅薄无聊，对帝皇中的某些“嗜学好文”者也不予称道。
例如在论及北魏韩显宗“上书”谏其高祖（即孝文帝）不可“目玩坟典”这一史事时，钱氏即以认可的口吻提及“后来唐太宗嗜学好文，朝臣（如褚遂良）亦进诤言”，而在谈到“古来帝皇著述最富而又斑斑可见者”之清高宗时，他又不无讥讽且不无遗憾地写到：“才同倚马，载可汗牛，乾隆臣工倘有如韩显宗、褚遂良之上言者乎？未之考也。”（第1491～1492页）“乾隆臣工”中是否有这样一位直言谏臣倒并不重要，但据此我们倒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钱钟书先生看来，所谓帝皇才学不过是专制统治的一个可笑的点缀罢了。
六、 专制的特征：隐秘我们已经领略了《管锥编》中对专制统治的一系列反思与议论，其中自然有揭露、也有鞭挞，但是，书中对专制统治特征的剖析却更具有思想的锋芒。因此，在了解与感受了专制的可怕、可鄙、可恶、可悲及可笑之后，我们还有必要认识钱氏揭示的专制统治的特征：隐秘。
在《管锥编》中论《史记》的部分里，钱氏由《秦始皇本纪》载赵高教唆与鼓动秦二世自居深宫不与公卿在朝廷议事，进而造成“但闻其声，群臣莫见其面”一事而切入这一话题，随之他即针对赵高在所谓“天子称朕，固不闻声”一语中对“朕”字的神化而指出：“朕”字的本来含义就是“吾、我”，或如章炳麟《新方言》谓即俗语“咱”，因而本无所谓神秘性。然而他同时认为，“天子称朕”一语倒确有其相应的文化内涵，而且集中体现了中国古代专制统治的特征。为了验证与深化这一认识，钱氏从历史与思想两个方面作出反思，而且不惜篇幅地引录了诸多史事及有关思想资料。
就史事分析而言，钱氏引出这样两条史料：一是《史记·秦始皇本纪》载：“始皇怒曰：‘此中人泄吾语！’案问莫服。当是时，诏捕诸时在傍者，皆杀之；自是后，莫知行之所在”；二是《史记·李斯列传》载：“（李）斯以书阿二世曰：‘是以明君独断，……塞聪掩明，内独视听’”。针对前条他问到：此“非（赵）高说‘朕’之意乎？”针对后条他又提出：“非亦（赵）高说‘朕’之意乎？”不仅如此，他同时引出莎士比亚剧中人及十九世纪法国诗人维尼（Alfredde Vigny；1797～1863）的有关之论以为之助：“莎士比亚剧中英王训太子，谓无使臣民轻易瞻仰，见稀，则偶出而众皆惊悚”，而“法国一诗家言拿破仑不预机务，而若天神然，于日华焕炫中隐形潜迹”（第264～267页）。不难看出，隐秘性就是专制统治的一大特征。
就思想追溯来说，钱氏首先肯定了晚清学者陈澧的有关之论：“陈澧《东塾读书记》卷一二谓赵高语本于申韩之术，秦亡由此，殊中肯綮，尚未周匝。”正是针对此论中“尚未周匝”的缺憾，他引出了儒、法、名、道诸家学术中有关专制统治的众多议论。为广见闻且为申论便，这里不妨稍作节录：《礼记·礼运》孔子曰：“故政者，君之所以藏身也”；《管子·霸言》：“独明者，天下之利器也；独断者，微密之营垒也”；《邓析子·转辞》：“明君之御民……故神而不可见，幽而不可见”；《鬼谷子·谋篇》：“圣人之制道，在隐与匿”；《？冠子·夜行》：“故圣人贵夜行”；《关尹子·一宇》：“吾道如处暗；夫处明者不见暗中一物，而处暗者能明中区事。”《韩非子》尤三致意焉。《主道》篇：“道在不可见，用在不可知，虚静无事，以暗见疵”；《扬权》篇：“上固闭内扃，从室视庭。”他如《二柄》篇论人主当“掩其情，匿其端”，《外储说》右上引申子语，皆可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