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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炎武以自己的行动证明忠于自己的政治信仰，入清不仕，是他自觉的而不是被迫的人生选择。他曾被明王朝诏用为兵部司务，率众抗清，三四年不剃发，不改装，隐居在太湖山区读书，其后他又一次参加武装抗清。对于一个读书人来说，在社稷存亡的关口，以积极的行动投身到国仇家恨的血与火的斗争中去，是要有“死不足惜”的大义凛然的无私无畏的崇高精神的，是慷慨激励的终极价值的赴死追问。
顺治十二年，顾炎武43岁时遭遇了一次欺凌陷害。这年元旦他四谒孝陵，由金陵回到昆山不久，当地降清劣绅叶方恒为侵吞顾家财产，勾结顾家世仆陆恩诬告顾炎武“通海”（即联络在海外抗清的郑成功），欲置顾炎武于死地。顾炎武怒杀陆恩，被叶方恒告到官府，身陷囹圄。后经好友归庄多人奔走营救，得以出狱，却又被叶方恒纠集的暴徒殴打致伤。为此，他决心离开昆山走向北方，这时他已45岁了，元旦这一天他再一次赴金陵拜谒孝陵，返回昆山后，同人饯别，以两马两骡驮着书籍，开始艰苦颠簸的流浪生涯，行历山东、山西、河北、陕西等省，数度在北京昌平天寿山恭谒明十三陵。49岁时曾短暂回过吴门，去绍兴谒禹陵，旋又北上，直到去世。
他排斥现政权，对自己所处的文化环境深感失望。环顾自己的亲朋文友，死的死伤的伤，变节投降的、埋名他乡的、热衷功名的，各行其道，分道扬镳，还有恶绅当道的现实，使他的生命价值无法得到实现。这是一种文化和精神价值的失落，前途和尊严的失落，希望和理想的失落。与其在这样的状况中窒息自己，困顿自己，不如“行万里路，读万卷书”，去寻求更深更广的适合自己生存的空间，探求更深更广的文化作为和贡献。这样做，生活也许艰苦，颠沛流离，但是能有尊严地生活着，保持独立的人格而不受污染和伤害。
顾炎武的选择是正确的。
“亭林先生自少至老，手不释书，出门则以一羸二马，捆书自随。遇边塞亭障，呼老兵诣道边酒垆，对坐痛饮，咨其风土，考其区域。若与平生所闻不合，发书详正，必无所疑乃已。马上无事，辄据鞍默诵诸经注疏，遇故友若不相识，或颠坠崖谷，亦无悔也。精勤至此，宜所诣渊涵博大，莫与抗衡与。”这是陈康祺《郎潜纪闻》中的记述，顾炎武在流浪中找到了自己，认真刻苦的态度，使他终于成为一代大学者。顾炎武的不屈不挠的精神，在那个逐渐稳定的社会现实环境中，皈依到汉文化的发扬光大之中。文化，实在是最具生命力和同化力量的民族生存、繁衍、昌盛的根本。
自顺治八年至金陵初次拜谒明太祖的孝陵后，他先后十次在钟山脚下跪拜明代开国皇帝的陵寝，在北方拜谒十三陵，特别是明代最后一位皇帝朱由检的思陵。顾炎武在这儿，用这种行为方式，坚定并磨砺自己的反清复明的意志。他牢记母亲的临终遗言，拒绝征召，也不接受康熙的招抚去参修明史。他在自己的心中永远地拒绝这个虽已成气候的异族政权。
几十年的异乡流浪，目睹了更多的社会现实，当然也看到了康熙一朝社会渐渐复苏，新的政治及文化体制重建的实际，顾炎武在《日知录》里，思想已经有了一个飞跃的认识，把天下和国家的概念搞明白了。“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这就是后来被人称之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口号由来。他认为天下和国家不是一个概念。亡国和亡天下是不同的，亡国只是易姓改号、改朝换代，这是君臣和肉食者关心的问题；而无君无父，败义伤教，即伦理道德的沦丧，属亡天下。他更为注重的是天下，亡天下是比亡国更为可怕的事。国家是个形式，更重要的是支撑社会的道德、信念和是非准则，而这些意识形态的东西，是每个人都应该关注并投入的。这个思想，是与黄宗羲晚年在《明夷待访录》中所阐述的“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是一个层面的意思。两位抗清的文人，最终在朝代易帜的思考上想到了一处。
顾炎武的目光越过了晚明东林、复社中的一些颓废人士的身影，“黩货之风日甚一日，国维不张而人心大坏，数十年于此矣！”这种状态是不能取得社会的进步和发展的。他的精神向度在流浪中得以确认，那就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是更深层面的思考，关于社会、人生价值的重新认识。
他不仅解脱了自己以往的偏颇认识，也解释了现实生活，特别是士大夫知识分子所应该注意的问题。这实际上，他已从国家易帜这个既成事实中，清醒过来，深沉地思索维系纲常，促使社会进步、发展、变化的根本原因何在。
他是名副其实的大学者，有《日知录》、《天下郡国利病书》、《肇域志》、《音学五书》等著作行世。
昆山市玉山镇有条亭林路，在路的北端、玉峰山下是亭林公园，是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由马鞍山公园更名而来，为的是纪念这一杰出的爱国学者。顾炎武出生于昆山千灯镇，初名绛，字忠清，改朝易代后，他仰慕南宋民族英雄文天祥的学生王炎午，所以改名炎武，字宁人，号亭林。学者称其为亭林先生。公园的中轴线的北端立着高5．4米的花岗岩的顾炎武的全身塑像，手持书卷，目光前眺。塑像后面是粉墙黛瓦、翘檐高啄的顾炎武纪念馆。他和他的精神与山河同在。
二、 金圣叹
就在顾炎武离开江南北上后三年，清顺治皇帝去世。这一年是清顺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
皇帝的去世是封建王朝最为震悼的大事，举国举哀，“先是各省抚按，率官坤设位哭临，市禁婚乐，妇孺屏息，爵愈崇者，尤必备极其哀，诚重之也”。哀诏传至苏州，巡抚等大臣当然也设幕哭临。
可是就在这全国举丧的日子里，苏州的读书人却发动了一场请愿活动，酿成震惊苏州乃至全国的“庚午哭庙大狱”事件，这个案件的诸多读书人中有一位不断被后人提及的“金圣叹”。
从1644年清兵入主北京算起，到顺治死时共头尾十八年，全中国虽然大致安定，但远还没有真正统一，各地抗清事件时有发生，即便在江南，不少爱国志士仍在为抗清复明奔走。这些文化人大都有相当的社会影响，如何臣服他们，对于清政府而言，一直是个非常棘手的问题。没有记载表明只比顾炎武、黄宗羲稍长几岁的金圣叹参与了武装抗清，但从明亡后他坚决不做清朝官吏的情况看，他是走的另一条反抗的道路。
金圣叹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金圣叹（1608～1661），名采，字若采，明亡后改名人瑞，字圣叹。为什么叫圣叹，据李伯元的《南亭笔记》记载：“或问圣叹二字何义，先生曰：‘《论语》有两喟然叹曰，在颜渊为叹圣，在与点则为圣叹，予其为点之流亚与。’”可见这是一位率性而为，倜傥高奇，俯视一切的读书人。明亡后改名为人瑞，他是希望自己活得久长一些，成为“人瑞”，可以看到清政权的垮台。这当然是我的猜测，一旦发现那个异族的政权已经巩固下来，各地的反抗陆续被平息，他就再也按捺不住，要以生命去斗争，去反抗了。
哭庙事件的发生不是孤立的，它有一个导火线，就是老百姓对清廷压迫的极度不满。而这种情绪，在一个非常时期，被宣泄了出来。
顺治十六年，江苏巡抚朱国治到任，苏郡大荒，人称“朱白地”，十七年十二月，山西人任维初任吴县县令，他用残暴的手段征收钱粮，“吴县非刑，预征课税”，凡欠粮赋不赶紧交齐的，就用有裂纹、被尿水泡过的大毛竹片抽打。受责者，皆鲜血淋漓，俯伏而出，不能起立。这是新政权的残暴统治，老百姓胆战心惊，且又无比愤恨。就在矛盾尖锐的时刻，顺治皇帝死了。
“哀诏”二月初一到了吴县，巡抚朱国治率抚、按、府、长、吴五署官员齐集府堂设幕哭临。诸生百余人集中于文庙，鸣钟击鼓，旋至府堂，跪进揭帖，相从而至者千余人，号呼而来，要求惩办吴县知府任维初，请他滚蛋。这个动作的政治目的是十分明显的，试想“国丧”期间，正是“当事战兢惕厉，礼有弗备，明法随之”的敏感时期，老皇帝死了，新皇帝还没有临朝的“人神乏主，亿兆靡依之际”，那么多的人齐集而来，又不是为了哭丧，而是请愿闹事，岂不令人大骇。朱国治当场逮捕了倪用宾等十一人，想以此弹压事端。但这没能吓退苏州的读书人。金圣叹目睹并经历了这一切，当天晚上，热血沸腾的才子连夜草就了《十弗见》一书，痛快淋漓的揭露当政者的贪赃枉法的种种罪行，最大化地张扬了自己的人格精神。
金圣叹和这些读书人不可能不知道带头“抗粮哭庙”的后果，他们就是要在这特定的时刻，置生死于不顾，表明他们无可忍受的政治态度。这是反抗，是对刚刚站稳脚跟的清政权表示江南知识分子的愤怒和人心的向背。
金圣叹本来就是一个颖敏绝世，用心虚明，而又意气风发，自负其才，肆言无忌的大才子，在这场集体请愿活动中，毫不隐讳他的人生态度，可以说是置—切于不顾了。
他好饮酒，善衡文，评书议论，皆发前人所未发，批改的六才子书——《离骚》、《庄子》、《史记》、《杜诗》、《水浒》、《西厢》，王应奎在《柳南随笔》中说：“顾一时学者，爱读圣叹书，几于家置一编。”他在家中贯华堂设高座，召徒讲经，“每升座开讲，声音洪亮，顾盼伟然，凡一切经史子集、笺疏训诂，与夫释道内外诸典，以及稗官野史，九彝八蛮之所记载，无不供其齿颊，纵横颠倒，一以贯之，毫无剩义。”可见他在吴中文化界的影响。
这样一位才子的出头露面，对民众的号召力是巨大的，整个请愿活动的规模和分量可想而见。与顾炎武他们武装抗清的形式不同，金圣叹是坐地而战，以自己的名人效应，利用和平的手段，给清王朝以难堪。
结果是可想而知的。金圣叹等人遭到了逮捕。朱国治往上呈送的奏疏上罗列这些闹事者的罪名是：“敢于哀诏初临之下，集众千万，上惊先帝之灵，似此目无法纪，恐动摇人心。”这当然是有关清廷大局稳定的大事，于是朝廷派人在江宁审讯，所有被捕者不分首从，统统判处死刑。《柳南笔记》对这个审讯过程说得更为详细一些：
当是时，海寇入犯江南，衣冠陷贼者，坐反叛，兴大狱，廷议遣大臣即讯，并治诸生。及狱具，圣叹与十八人俱傅会逆案坐斩，家产籍没入官。
金圣叹等十八人是同那些武装反叛的人一同问罪的，可见在清朝的当权者的眼里，苏州的哭庙案，是等同于造反的。
南京的三山街是行刑之所，十八年七月十三日，金圣叹、倪用宾、顾伟业、周江、来献琪、丁观生等人，被“背插招旗，口塞栗木”押赴刑场，炮声一响，“血腥触鼻，身首异处”。
这个惨案发生在康熙元年，刚刚坐上金銮宝殿的玄烨，在他御临天下61年的生涯中，开始了第一次杀戒，尽管其时他还年幼，不可能出于他的个人意志，但不管怎么说，这笔账是在他统治的纪年里算起的。从被压迫被奴役者的角度去认识，金圣叹的被杀，是读书人和平请愿以死抗争的第一例，也宣告了以这种方式进行反抗的失败。
事情并没有到此为止。金圣叹这个奇人的种种行状，在老百姓中间流传很广，其中不少故事被民间文学工作者进行了艺术加工，塑造出各不相同的金圣叹这个文人形象。《丹午笔记》说金圣叹在被逮捕时正在出恭（大便），差役在外面守候，金说：“此之谓公人。”虽是笑话，但也可见金圣叹的临危不惧。在诸多的流传故事中，有两则比较可靠的文字记录，很是耐人寻味。一是金圣叹的与妻书：“断头，至痛也；籍家，至惨也；而圣叹以示意得之，大奇！”二是《清类稗抄》所记：“金人瑞以哭庙案被诛。当弃市日作家书，付狱卒寄妻子。狱卒疑有谤语，呈之官。官开缄视之，则见其上书曰：‘字付大儿看：盐菜与黄豆同吃，大有胡桃滋味。此法一传，吾无遗恨矣。’”
金圣叹不是玩世不恭的文人，在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