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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他用自然选择解释文明进化机制，“最适者生存”，不论个人、民族或国家，都在残酷的生存竞争中选择发展或灭亡。个人能力有强弱，民族亦有优劣。人类历史总以战争、奴役、暴政、贫困等痛苦的方式淘汰那些劣等的民族与个人，扩大优秀的类型，完成种的进化。由此看来，优等的欧罗巴民族创造的优秀的西方文明，最终消灭取代劣等的东方民族及其停滞落后的文明，就不仅是一个必然的进程，而且是正义的。
社会达尔文主义将生物科学中的“适者生存”的观念植入社会科学解释历史的发展，“进步”变成了“进化”。表面上看，它更科学了，实质上，在科学的面具下，知识已偷渡成意识形态。种族有优劣，优胜劣汰，资本主义野蛮扩张与种族灭绝性的殖民，正是为文明进程中必要的痛苦，为着人的进化与伟大的文明目标，所有的痛苦、罪恶都是微不足道的，文明的进行曲由优等民族的凯歌与劣等民族的呻吟合奏，一半是创造，一半是毁灭。斯宾塞说他的社会进化论比“当时”激进主义想象的任何理论还要激进，因为他主张文明进化的冷酷无情的绝对性；也比当时“保守主义想象的任何理性还要保守”，因为文明的进化是由人性决定的，而人性的变化又极其缓慢，文明人与野蛮人、优秀民族与低劣民族是千百年进化选择的结果。所以，社会进化论既有革命因素，又有宿命论因素。对于劣等民族来说，在文明进程中被消灭是紧迫的现实，而进化成优等民族，则是难以企望的遥远前景。
东就是东、西就是西，二者永远不可重合，二者的位置也就远不可变异。东方是文化中的他者，是历史中的过去，是种族中的劣等，是注定要被否定的东西。中国的停滞的形象在西方已经延续了一个多世纪，但在不同的观念背景下，停滞的意义也不一样。进化论者讨论的停滞，是帝国主义扩张的前提与合理化依据，既然停滞是由人种造成的，那也就是不可逆转的。十九世纪后期西方在进化论背景下讨论中国的停滞时，不自觉地总是喜欢用一些生物学的意象或术语。译过八大卷中国法典、英国的第一位汉学教授理雅各从儒家思想的崇古主义分析中国停滞的原因，他的生命比喻比起黑格尔，分明有更多的生物学色彩：“历史上中国的版图不断扩大，但思想却没有相应的发展。其政治躯体笨重庞大得像一个巨人，但大脑却依然是婴孩式的。它已步入白发苍苍的暮年，只剩下老迈糊涂。”〔20〕
四
西方的中国形象陷入最黑暗时期，中国开始在这面镜子中观照自己。在现代化历程中，中国不仅进入了一个西方中心的政治经济的世界秩序，也进入了一个西方中心主义的文化观念的世界秩序。在后者所谓的话语霸权中，进步与停滞是一对核心概念。接受这一对核心概念，是中国的现代化运动的精神起点。然而，从这个起点上，可以看到通过进步／进化的道路走向富强的前景，却看不到西方的中国形象话语在这个起点上设置的陷阱。
改造世界必先改造关于世界的观念。中国的现代化首先认同了一般意义上的进步观念，然后才认同西方进步与中国停滞的观念。第一步中国只接受了一种世界观念，第二步中国则接受了观念中特定的世界秩序与该世界秩序中西方与中国的关系。从传统的华夏礼治世界秩序到现代西方的进步／进化世界秩序，中国文化观念的转型具有相当的戏剧性。如果沉浸在天不变、道亦不变的传统文化的道德圆满中，中国根本不会理会中西冲突的现实与现实背后的理念：西方／进步与中国／停滞。甚至可能将西方关于中国停滞的否定性的批判当作肯定性的恭维，因为千年不变的停滞恰好说明中国文明的永恒性。只有认同西方的进步观念，才会将文明的停滞当作一种缺陷，并开始革新的现代化历程。我们是在这个意义上理解进步与停滞是一对核心概念作为中国现代化文化的精神起点的。
“同治中兴”外改革、内复古，器物上的一些局部变革是为了保持制度与文化上的不变。停滞尚不为耻。但那个时代最敏锐的思想家已经意识到，进步是合理的，历史的必然，停滞是文明的污点。这是接受现代西方进步—进化观念的开始。王韬一面主张孔道不易，一面又主张“穷则变，变则通”，而且认为中国历史是不断变通的，“泰西之士尝阅中国史籍，以为五千年来未之或变也。夫中国亦何尝不变哉！”〔21〕王韬认同了西方的进步／进化的观念，但不接受中国停滞，王韬的“中国之变”的辩解是不能奏效的。因为变化不等于进步，也可能是像黑格尔所说的，在激烈的动荡中重复庄严的毁灭，或者如马克思所说的，不管其政治变化多么剧烈多么频繁，其“社会状况却始终没有改变”。实际上证明中国历史不断变通，既不能反驳停滞论，又不能确立进步观，因为仅仅变化可能只是没有终极目标的历史循环或有终极目标的复古主义。鸦片战争以来半个世纪内忧外患，失败与耻辱感终于动摇到中国人的世界与历史观念。以天朝帝国为核心的永恒不变的华夏天下秩序，被世界各民族激烈的生存竞争的进化秩序所取代。观念对社会变革的冲击力往往并不亚于一场战争。承认中国文明的停滞以及中国文明由于停滞而在世界文明的进程中已从文明堕入野蛮，是一件非常令人沉痛的事。康有为在《上清帝第五书》中说：“夫自东师辱后，泰西蔑视，以野蛮待我，以愚顽鄙我。昔视我为半教之国者，今等我于非洲黑奴矣。昔憎我为倨傲自尊者，今则侮我为聋瞽蠢冥矣。按其公法均势保护诸例，只为文明之国，不为野蛮，且谓剪灭无政教之野蛮，为救民水火……”〔22〕
从“同治中兴”到“戊戌变法”，中国思想界不仅接受了进步观念，也接受了西方进步、中国停滞的观念。进步与停滞是同一概念的正反两面，既意味着一种世界知识秩序，又意味着一种世界权力秩序。进步使西方从野蛮迅速发展到文明，停滞使中国从文明不知不觉地落后到野蛮。承认中国停滞与落后，认同西方的进步与进化，这是中国现代化历程的精神起点。现代化概念中就包含着进步的意义，现代化既表现一种特定目标下历史的进程，又表现出历史进程中不同阶段，古代到现代的价值取向。天朝帝国已不可能故步自封，必须在人类进步的普遍历程中与其他民族一道竞逐富强。1895甲午海战爆发的时候，严复开始翻译《天演论》，1898年戊戌变法开始，《天演论》出版，中国找到了表达他们思想的理论体系——社会进化论。
西方现代化的进程首先是思想革命，然后是制度，最后是器物革命（工业革命）；中国接受西方影响开始的现代化，历程与西方正好相反，这三次革命的顺序颠倒过来，首先是器物革命，然后是制度从改革到革命，最后才是从戊戌变法开始到五四运动达到高峰的思想文化革命。在思想文化的革命中，西方的历史发展观念从启蒙运动的进步到十九世纪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进化，中国接受西方现代文明的历史观念，顺序也颠倒过来，从进化到进步。
中国在民族危难之机，接受了西方朝着未来特定目标在线性时间中发展的进步史观中最激进、也是最保守的形式——进化论。严复认识到，中西文明的根本区别即在进化观。“尝谓中西事理，其最不同而断乎不可合者，莫大于中之人好古而忽今，西之人力今以胜古。中之人以一治一乱，一盛一衰为天行人事之自然，西之人以日进无疆，既盛不可复衰，既治不可复乱，为学术政化之极则。”〔23〕严复将一部批判斯宾塞的著作“译成”一部宣扬斯宾塞进化论的著作，发现进化论不仅是一种认识世界的知识，还是一种可以指导中国自强保种的价值观和行动纲领。其中既有严酷得让中国人惊醒的宿命论，又有高昂的让中国人奋斗的激进主义。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一方面是弱为强肉、愚为智役、劣种灭而优种存、爪牙用而杀伐行的残酷，另一方面则是沉毅用壮、自由竞逐、天道运会、自强不息的乐观。进化论不仅可以说明现实，唤起纷争，而且还可以在西方最现代的理论与中国古老的道家哲学之间，找到可理解的共同点：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24〕
改造世界必须先改造关于世界的观念。而改造中国传统的世界观念的，是西方现代的以进步为核心，以西方与东方、文明与野蛮划分各民族国家等级秩序的世界观念。在空间中，中国必须重新认识世界秩序，承认民族国家组成的世界以及在这个世界中西方列强的优势；在时间中，中国必须重新认识历史，接受进步的观念与中国落后的事实，相信未来总优于过去，人类通过财富与知识的积累、民主与自由的实现，逐步走向幸福。任何一种历史观念都意味着一种相应的价值观念。西方现代文明的优越不是因为它是西方的，而是因为它是现代的。如果我们依旧相信古代优于现代，现代化就没有意义了。思想文化的革命最后开始。康有为的“三世说”已超越了治乱变通的历史循环论，明显具有普遍历史的进步／进化观念。康有为是否读过《天演论》，仍是一个学术公案，〔25〕但“三世说”显然受到进化论的影响。保皇者康有为在进化论基础上提出三世说，革命者孙中山在进步／进化论基础上将人类历史分为四个时期：洪荒、神道、君权、民权。〔26〕孙中山的四个历史时期的发展观中启蒙主义的进步思想已经压倒了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进化论，为从改良到革命提供了历史观念上的过渡的可能。在进步／进化论上，改良派与革命派的观点都是相同的，所不同的是中国社会的进化方式在此危难之机，应该选择渐进还是激进。
中国在现代化运动的起点上不仅认同了进步观念，而且认同了西方的进步与中国的停滞。西方用中国文明作为“他者形象”完成自身的文化认同，中国也将西方文明作为“他者形象”认同自身。所不同的是，西方文化在认同自身时，没有一种体现话语霸权的“异域形象”塑造他们的视野，而中国在传统的“天下”秩序崩溃之后，已失去自身理解世界的观念模式，它所进入的有关世界秩序的话语系统完全是西方的，不仅包括西方文明自身的知识与价值，还包括西方的“中国形象”。这样，中国在西方话语系统中完成的文化认同，很可能认同的不是中国文明自身，而是西方的中国形象，世界历史的原则是进步／进化，西方文明正在进步／进化，代表着人类发展未来的肯定性方向，中国文明久已陷入停滞，代表着被否定的过去。这是一个知识与价值系统，意味着文化霸权，因为它为世界提供了一种西方中心主义秩序；同时它也是一种神话或意识形态，意味着政治霸权，因为它将野蛮征服等同于文明启蒙，为民族国家成为帝国提供了“正义”的根据。中国开始面对西方冲击变法维新时，它面对的不仅是西方的政治霸权，还有西方的文化霸权。
中国文明陷入停滞，在中国已达成无人争议的共识。改良派与革命派的冲突在于如何摆脱停滞，保守派与革新派的冲突在于要停滞还是要进步，他们观点分立，但前提同一，都假定中国文明的停滞。西方的中国形象开始塑造中国的中国形象。面对西方这种强势的世界化扩张，东方不同文明类型的反应是不同的。西亚、中亚的伊斯兰文明与南亚的印度文明，在经济体系上被轻易并入西方文明的世界秩序，但在观念上却拒不承认这一秩序。东亚华夏文明始终拒绝这一西方中心主义世界经济—殖民体系，但在观念上却彻底接受了西方文化的世界秩序与价值，其核心思想即认同西方的进步／进化观念并承认东方的停滞。1896年梁启超论“不变法之害”时，已将中国与印度的守旧相提并论，1912年的“中国立国大方针”在“物竞公例，惟适乃存”的社会进化论普遍原则下分析西方“三百年来一日千里，我则二千年间凝滞不前，遂乃主客殊形，强弱易位”。〔27〕变法失败，进步／进化的环节从变法到革命，在革命将进步进化极端化的同时，中国认同中国文明停滞的西方的中国形象，也极端化了。《新青年》第六卷第一号发表鲁迅的《随感录四十二》，鲁迅说起初听英国医生将中国人称为“土人”还有些“不舒服”，因为“土人”就是野蛮人，“不免有侮辱的意思”，但仔细想想，也有道理，毕竟都是事实，毕竟“所谓国粹，没一件不与蛮人的文化恰合”，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