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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有侮辱的意思”，但仔细想想，也有道理，毕竟都是事实，毕竟“所谓国粹，没一件不与蛮人的文化恰合”，也就只好承受了，“实是别无办法”。
五
西方的中国形象塑造中国的中国形象，中国不仅接受了西方现代文明的世界观念，也接受了西方中心的世界秩序，这是话语在知识中行使权力的方式。承认中国停滞，是变法与革命的前提，也是中国现代化运动的前提。然而，承认停滞，接受进步，以此为前提的中国现代化的文化建设，在观念上从一开始就陷入某种困境。表面上看，停滞／进步话语为中国的现代化提供了可发展的前景，但实际上，由于某种起点上的陷阱，可能的前景也会变成幻景。我们将从三个方面讨论停滞／进步话语为中国的现代化观念设置的本质困境。
一、中国接受了西方进步／进化的观念与西方的“停滞的文明”的中国形象，并将其作为整个现代化运动的精神起点。它所发动的新文化运动的文化自省与批判，从一开始就具有某种虚幻性。其观念基础不是建立在中国现实上，而是建立在西方的中国形象上。西方的中国形象是西方文化构筑的，其中包含着关于中国的某种程度上的真实再现，也包含着相当程度上带有虚构色彩的西方文化的自我表现内容。西方的中国形象是“西方之中国”，其隐喻性原则与其说明中国的真实，不如说明西方文化的真实。中国现代化运动中批判现实的文化革命，很可能批判的不是中国的现实，而是西方的中国形象为中国假定的现实。这样，文化批判的真实性基础被暗中置换了，其指导下的社会革命也有可能失去其现实基础。中国的精英总与中国的社会隔着一层，是因为他们的西方话语与中国真实隔着一层。这一陷阱除了使中国的思想游移于中国的真实之外，还使中国文化在重建主体性时失去主体性。中国建立在西方的中国形象上的文化批判，表面上在批判中国的现实，实际上却在批判西方文化的世界话语——秩序为中国在西方中心的世界文明秩序中规定的某种角色。表面上看中国在进行文化自我批判，实质上却是西方文化继续在批判中国文明。中国的文化批判者自以为自己是本土文化批判的主体，实际上由于整个话语是西方的，他们的主体性实际上是虚拟的，除非他放弃文化批判，否则只能用西方文化批判自身。中国文化自省中最强烈的言说掩盖着一种集体失语的过程。
二、接受了西方的“停滞的中国”的中国形象，也就接受了产生了该形象的整个话语系统及其规定的世界秩序，中国停滞，西方进步；中国代表过去，西方代表现在；西方是西方，中国是中国。话语秩序分配着世界秩序。一旦接受了进步／进化的话语秩序，也就接受了西方资本主义扩张与帝国主义秩序。而在这个秩序中，中国是被动的，劣势的，被否定的。接受进步／停滞话语，中国的现代化理念在起点上轻松，终点上并不轻松。因为这种话语规定了世界秩序的现实性，却没有明确超越这种秩序的可能性。对于西方文明冲击、征服东方文明，这种秩序是激进的，对于被冲击与征服的东方，则是宿命的。在启蒙主义中包含着这样的命题：东方的停滞是由于东方的专制，而东方的专制制度则是由东方的气候与地理环境决定的。自然环境不变，历史命运也不可逆转。当时流行的文化地理学假设，如果每个民族的地理条件不变而让世界历史重演一变，肯定还跟过去一样。从进步到进化，不过是将自然环境的宿命因素变成人种或种族特征。人种不改造，民族历史的命运也不可改变，而改造人种的方式实质上就是消灭这一人种，进化出一种新的人种。进步／进化话语带有残酷的宿命论色彩。中国接受了停滞的中国形象与进步／进化的文明秩序，可在这种文明秩序中，既包括超越停滞的激进因素，也包含着超越即消灭的宿命因素。中国的现代化在文化观念上不是在选择发展或灭亡，而是选择在停滞中灭亡或在发展中灭亡。中国可以进步或进化，但已经不是中国了，它将变成另一种文明甚至另一个人种。
三、停滞／进步话语及其规定的世界秩序是二元对立的，停滞与进步，过去与现在，中国与西方。中国必然在对立的二者之间进行选择，或停滞或进步，或过去或现在，或中国或西方。而选择中蕴含的二难境界，不在于选择停滞与进步，而在于一旦选择了停滞或进步，也就必须选择其他两种对立中的一项，或过去或现在，或中国或西方，因为这三组对立实际上是相关联而结为一体的。选择进步就等于选择现在，而现在与过去是对立的，所以就必然否定过去，于是传统与现代化在中国就成为一对难以调和的矛盾，相应的两种极端化态度——保守主义与虚无主义，分解了中国整个现代化运动。更危险的还在于下一个层次，选择了进步与现在，就选择了西方，如果进步的现代化运动最终是将中国变成西方，那么，针对西方文明提出的中国自强运动，结果岂不背离了初衷。中国是在西方的一系列打击与侮辱下开始自强奋进，先器物后制度后思想，从物质到精神，如果都将中国西方化了，那么中国自强的起点是中国的生存竞争与进化，终点则是中国的消亡。中国的现代化与西化包含着本质的同一性与本质的矛盾性。中国希望要现代化不要西化，可现代化本身就是西化，这是同一种文明类型在时间与空间上的界定。如果中国在实现现代化的同时彻底西化，自强的主体（中国）已经不存在了，自强作为手段，还有什么意义？中国作为一个文明主体，其认同方式首先是文化的，其次才是民族的，而且民族的认同是在文化中实现的，所谓中华民族在种族上是合混的，清晰的识别性在于共有的华夏文化。因此，“保种”与“保教”实际上是一回事。严复、康有为那一代人已意识到这种困境，只是激流之下，难以自持。
中国接受了西方进步／进化的观念与西方的“停滞的文明”的中国形象，并将其作为整个现代化运动的精神起点。它既为中国的现代化展示了某种光辉灿烂的前景，又为中国的现代化运动埋伏下致命的文化陷阱。启蒙进步史观将中国固定在空间中，进步是西方的历史，停滞是东方宿命。社会进化论是西方帝国主义时代的意识形态，它设定的世界秩序是由种族的等级性秩序构成的，进化是其形式，竞争是其动力，优胜劣汰是其结局。社会进化论为革新者所用，对中国传统文化极具破坏力与革命性，然而，它也是一柄双刃剑，作为西方帝国主义时代的意识形态，社会进化论既给中国一种激进的社会革命力量，又从根本上否定了这种力量的历史作用。进化的主体是种族。作为种族，中国如果不自觉自强，就会被作为劣等民族淘汰，有“灭种”之灾。可是，在西方社会进化论的世界秩序中中华民族又被视为劣等民族，无法与西方优等民族并立争，注定要被淘汰。所以，社会达尔文主义对中国既是激进的，又是宿命的，它在现代化进程的起点上，为中国提供了自觉自强的力量与可能性；但在终点上，又设置了灾难性的结局。
以西方的中国形象作为中国文化批判与重建的起点，让人在希望中感到绝望。二十世纪初，改良激化为革命，暴动打破了政治上的停滞，帝制结束，共和开始，可鲁迅却发现，似乎最顽固的停滞寓于最剧烈的变革中，应验了黑格尔与马克思的预言，东方社会不管政治变动多么巨大，历史却没有进步。文化革命的困境几乎与政治革命的困境同时出现。
中国的现代化运动在文化启蒙的起点上接受了停滞／进步话语，其中的背景与前景，问题与困境，也都在这个起点上设定了。中国变法自强，启蒙革命，在政治经济军事上，它要求独立而且与西方对立，但在文化观念上，却与西方同一。而且，二者之间，一方面分立一方面趋同的矛盾，不仅没有缓和，反而逐渐激化。现实是，现代的就是西方的；而中国追求的是，现代的但不是西方的。中国的现代化运动在文化观念上陷入了两个相互关联的二难境界中，中国与西方、传统与现代，或此或彼，而且中国的就是传统的，西方的就是现代的。
接受了西方进步／进化的历史哲学／意识形态，也就接受了停滞与进步。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的二元对立，而且或此或彼的选择不可回避又无法承受。在否定停滞肯定变革的同时，也否定了传统肯定了现代，否定了中国肯定了西方。如果以中国文化主体自觉发动的文化批判，在过程中却遗失了中国文化的主体性，如果出于现实关怀的文化批判一旦进入西方话语秩序就失去了真实性，如果以西方文化及其中国形象为准则批判中国文化，最终导致的不是文化重建而是文化覆灭，如果进步、进化精神下文化批判保不住文明的延续性也就保不住文明安身立命的根基，那么，近半个世纪越来越激进的思想革命，在起点上值得怀疑，在终点上令人担忧。
西方有关世界秩序与中国形象的话语系统，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设置了致命的文化陷阱。超越这一陷阱就成为中国现代化的文化情结。自强文化的动机将导致自灭文化的结局。文化保守主义复活的同时，新兴的马克思主义也出现了。实际上大家都想超越同一种困境，超越停滞与进步、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的二元对立的二难境界，建立一种既非现代的又非传统的，既非中国（传统）的又非西方（现代）的中国现代文化。启蒙主义将中国冻结在历史的起点上，进步也无法超越地理环境的宿命，进化论为中国昭示了在种族竞争中优胜的可能，同时又将中国人当作卑劣的黄种人锁定在世界的种族等级秩序中。如果我们没有忘记中国的现代化运动的动机是西方的冲击，中国的停滞、专制、腐败、贫困，都是比较西方而言，从这个角度社会进化论作为中国现代化运动的观念基础，就有致命的缺陷，它既是革命的，又是宿命的，中华民族可以参与世界竞争，但注定无法优胜。
必须选择另一种意识形态，超越停滞／进步的话语系统为中国现代化进程设置的陷阱。
中国从死寂的僵化到剧烈的动荡，共和取代了帝制，军阀混战又撕裂了共和，由社会进化论武装起来的中产阶级民族革命，导致社会普遍的激愤与幻灭感开始漫衍。在普遍认同的观念中，中国曾经停滞是确定的，必须进步也是确定的，不确定的只是选择哪一条道路。五四前后西方各种思潮涌入中国，激进有多种激进，保守有多种保守，但社会进步总是大多数人的共识，分歧只在渐进与急进。当年的变法领袖变成保守派，新兴的革命者扮演激进派，陈独秀与康有为争论开始的时候，李大钊说“南海圣人”属于一百年前，而独秀先生当在一百年后。〔28〕此时的中国精英文化，已经变成坚定的进步／进化主义者，向一百年前等于停滞，向一百年后等于进步。选择进步是理所当然的。陈独秀为《新青年》写的“宣言”是中国的进步宣言。革命是进步的先锋，选择革命已经是不可避免的了。尤其是在巴黎和会之后，中国人普遍醒悟到，我们诚心师从的西方，原来不是圣人是恶魔，夷狄不改其性。毛泽东对这种历史选择的分析非常透彻：“很奇怪，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学生呢？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多次奋斗，包括辛亥革命那样全国规模的运动，都失败了。国家的情况一天一天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第一次世界大战震动了全世界。俄国人举行了十月革命，创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过去蕴藏在地下为外国人所看不见的伟大的俄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革命精力，在列宁、斯大林领导之下，像火山一样突然爆发出来了，中国人和全人类对俄国人都另眼相看了。这时，也只是在这时，中国人从思想到生活，才出现了一个崭新的时期。中国人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中国的面目就起了变化了。……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1919年，中国发生了五四运动。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就是这样，西方资产阶级的文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一齐破产了。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让位给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让位给人民共和国。这样就造成了一种可能性：经过人民共和国达到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