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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耆英已经离开了天津。耆英因在天津颜面尽失，加之天津又兵荒马乱，七十多岁的耆英大概老来惜命，在天津被辱不久便急奔驻通州的僧格林沁军营。僧格林沁把耆英将到军营之事上奏咸丰帝，咸丰帝以擅自离职有违圣旨为由，命令僧格林沁派军将耆英押回北京。经过几次会审之后，咸丰帝命耆英在颂读谕旨后，在专门处理拥有宗室血脉案件的宗人府自尽。至于耆英是仰药自尽，还是一绢白绫魂飞去，史料未作记载。不过，曾经是宗人府最高官吏的耆英在宗人府的“空房”（关押处）走上人生的最后一站，感慨良多该是肯定的！
关于耆英之死，一位曾在华多年的美国商人亨特在1885年出版的《旧中国杂记》中有一个很有趣的记载：“耆英后来被召回北京，接着被派与额尔金勋爵谈判，但北京政府对谈判结果不满意，又命令他回京。他一回到北京，就被赐予一条丝带，他知道丝带的含义，就自缢了结了他的生命。”作者还对耆英用丝带自杀作了注释：“耆英用丝带自杀，是由于他与皇族的亲戚关系而获得的一项特权。”〔11〕关于耆英用丝带自杀这一方式，作者言之凿凿，不知依据何种史料。而当代美国学者费正清这样记述了耆英之死：“当年老的大员耆英受朝廷派遣想背城借一地再次对英国人施展其魅力时，二十六岁的李泰国便向耆英引用了广州衙门缴获到的耆英奏疏中的话，即他曾把蛮夷描绘得多么蠢笨；耆英因此也闻之愧赧。这也有损于朝廷的面子，因而经过审讯，清帝赐耆英自尽而死。”〔12〕
从1842年到1850年，耆英因外交而荣耀一时：三任钦差大臣，四签中外条约；从1850至1858年却又因外交被贬职并最终丧命黄泉。关于耆英，郭廷以曾评论说，“耆英的为人与功罪，论者不一，中国人大都诋他媚外，西人则称他开明”〔13〕。
叶名琛是另一位办理夷务的钦差大员。他是鸦片战争后期（1852～1858年）主持清政府对西方外交的五口通商大臣。其任内因执行鸵鸟式的外交政策，在1858年1月广州城破后被英国掳至印度的加尔各答。英国之所以把叶总督关押在遥远的印度，是把叶名琛当作了东方的拿破仑。在1814年首次俘获了拿破仑之后，英军曾把拿破仑关押在地中海的一个小岛——厄尔巴岛上。但在1815年3月，拿破仑没费多大功夫就逃离了该岛。当伟大的拿破仑重登法国国土，一路便应者如云，不到几天几十万大军就集结于欧陆昔日的主人拿破仑皇帝的麾下。在1815年6月18日的滑铁卢之战中，胜利之神没有惠顾这位伟大的将军。在拿破仑兵败再次被俘后，英军吸取上次教训，把拿破仑关押在了遥远的大西洋中的一个荒芜人迹的小岛——圣赫勒那岛。这次拿破仑丧失了毗邻欧陆的优势，其支持者不仅难以到达，而且拿破仑显然也不可能自己泅渡大西洋回到欧洲东山再起。英国人最终消除了这一心腹之患。正是这一对待元帅级俘虏的案例，使第二次鸦片战争时的英军没有把叶名琛囚禁在中国，甚或离中国大陆较近的新加坡或者东南亚的某处殖民地。英军认为，叶名琛在广东经营十多年，旧部无数，影响深远，如果把叶囚禁于大陆附近，不仅广东地方有可能派出营救小队，而且东南亚的华侨和华人也可作为内应从旁协助。1858年1月，额尔金在写给葛罗的信中，谈到了这种顾虑：“不少人……对我谈及一个不能掉以轻心的问题……他们都说，叶留在广州会使人心不稳，给重新回复秩序和信心带来困难。”“显然，把他送到海峡殖民地去是不行的，因为这些地区大多数居民都是中国人。”〔14〕其实，英国人在此已经犯了萨义德所称的“东方主义”的毛病，以欧洲人的“小人之心”度清政府的“君子之腹”。实际上，咸丰帝在得知叶名琛被俘之后，不仅没有任何营救或者通过实行交换战俘来搭救叶名琛的行为，反而因为害怕英法联军把叶名琛作为要挟清朝政府的人质而随后罢免了叶的一切职务，并让广东当局通知英方说叶名琛现在已为一介草民和罪人，其生死无关乎清政府的任何利益。“叶名琛办事乖谬，罪无可辞，惟该夷拉赴夷船，意图挟制，必将肆其要求。该将军署督等可声言：叶名琛业经革职，无足轻重。使该夷无可要挟，自知留之无益。”〔15〕同时命令清军不要因顾及叶名琛而延误收复失地的行动：“著即传谕各绅民，纠集团练数万人，讨其背约攻城之罪，将该夷逐出省城。倘该夷敢于抗拒，我兵勇即可痛加剿洗，勿因叶名琛在彼，致存投鼠忌器之心。该督已辱国殃民，生不如死，无足顾惜。”〔16〕叶名琛变成了无人拣拾的一堆垃圾。专制王朝帝王的薄情寡义、流氓无赖和视人臣为刍狗的做法可见一斑。最后，叶名琛搭上了开往加尔各答的军舰，上船前命仆人从家中自带干粮。途中虽因海晕呕吐不止，但他仍然正襟危坐，坚持不哼一声。从上船一直到抵达印度后，叶名琛一直自命为“海上苏武”，以明不忘祖国之志。叶名琛在印度一年多的日子里，常常通过翻译从印度报纸中获取有关中英战争的信息。每当有不利于清朝的战况时，击节叹息；若有中国获胜的信息，则喜形于色。在食完从家中携带的食物之后，于1859年因不吃异乡粟米绝食而亡。英方在叶名琛的木棺外裹以铁皮之后，将之运回广东。
叶名琛生前叱咤风云，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变乱纷起的环境中，多少总督、巡抚因不能应付时局而落马，但偏偏叶名琛深得咸丰帝宠信，稳坐广东巡抚、两广总督位置八九年。这当然与叶名琛深谙做官之道以及在镇压广东地区各种叛乱、起义时干脆利落和心黑手辣有关。在广东红兵变乱的高峰期，叶名琛亲自勾决犯人，一天中有时竟然屠杀义军俘虏近千人，而平常则“每天有八百名被捕的叛乱者在刑场被斩首”。“如果一天只有三百到四百人被处决，就认为是很少了”〔17〕。刚从美国归国的容闳就目睹了广州城尸气冲天的那些场景：“天啊！这是一种什么景象！血流遍地，街道两旁，无首的尸身堆积如山，等待掩埋，但却并没有任何准备清除的迹象。……土地已完全被血水渗透，散发出污秽恶臭的气味，以致周围两千码左右，都被笼罩在这种传播瘟疫的浊气之下”。1855年的六、七、八三个月中就有七万五千人被杀〔18〕。正是这些被逼上梁山的好汉们的鲜血铸稳了叶名琛的宝座。叶名琛据此不断地向咸丰帝邀功请赏，而咸丰帝也毫不吝惜地给叶总督加官进爵。咸丰元年，赏加太子少保衔；咸丰二年，叶名琛更是连升三级：先加恩赏给总督衔，再署理两广总督，最后正式升任两广总督；咸丰五年，先是被加封为两广总督协办大学士，后又被封为体仁阁大学士。叶名琛是这一时期中惟一长期担任督抚而又不断被加封的地方大吏。“叶相以翰林清望，年未四十，超任疆圻，既累著勋绩，膺封拜，遂疑古今成功者，皆如是而已。”〔19〕叶名琛深深明白其中的奥妙和诀窍，正是暴乱者的鲜血使其官运亨通。没有不断的“平暴”业绩，其官位的基础就是悬空的。专注于平暴事业，就等于事业发达。叶名琛几乎将他的全部精力都放在了他的国内事务上。这是叶名琛最理智的选择。至于钦差大臣专办夷务一职，费力而无功。在两广总督和钦差大臣之间，叶名琛显然更偏重于总督一职。即使在1856年10月以来广州城不断被英法联军攻击的情况下，叶名琛向咸丰帝奏报的仍然是一份份“剿匪”战报。在叶名琛看来，这一连串剿灭土匪的数字，都是化解其仕途危机的法宝。没有了这些“数字”，叶名琛就是一个将被撤职查办的总督。专事剿匪，不仅是叶名琛的功名利禄之所在，而且也符合清朝统治者的利益。“默念与洋人角力，必不敌，既恐挫衄以损威，或以首坏和局膺严谴，不如听彼所为，善藏吾短。又私揣洋人重通商，恋粤繁富，而未尝不惮粤民之悍，彼欲与粤民相安，或不敢纵其力之所至以自绝也，其始终意计殆如此。”〔20〕按照以往的经验，英法攻城仅仅是虚张声势而已，就像大多数中西冲突的危机事件，只要假以时日，危机会自然烟消云散。在英法联军的几次攻城中，叶名琛都坚信：“……必无事，日暮自走尔！”同时他还使用“空城计”，尽量在英法联军面前示以镇定，使其不知底细，企图以之吓跑英法联军：“高谈尊攘，矫托镇静，自处于不刚不柔，不竞不绣之间。”〔21〕但英法联军既不是一触即溃的小股土匪，也不是司马懿，叶名琛最后只落得城破身俘、客死他乡。
当时的咸丰皇帝和其他官员因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带来的耻辱而将战争失败的责任一咕脑地都推给了叶名琛，并把叶名琛讥为“不战、不和、不守、不走、不降、不死”的“六不”总督，认为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失败全在叶名琛的主观失误。但这种说法真的那么有说服力吗？〔22〕真正找到了战争失败的原因了吗？
在各种指责叶名琛的罪状中，叶名琛对外寇不作抵抗是最关键的一条。但叶名琛在剿匪和驭夷两者之间，早把重心放在了剿匪一边。人民起义是要革清政府的命，而夷人最多只是寻求通商而已。叶名琛的选择不仅仅是一种主观的选择，而且是客观形势使然。在近十年的时间中，叶名琛把广东的兵力几乎大都用于征剿广东境内的匪乱和防堵太平天国南下进入广东。有学者认为，洪秀全之所以绕开广东从广西直接进入湖南，与叶名琛重兵集结广东边界有关〔23〕。事实上，太平天国纵横南方多个富裕省份，但惟独广东省没有进入太平军主力的征略范围。除此之外，广东素有中外通商都会之名，是邻省羡慕的殷实之乡，也是皇室勒索巨额财富的重要地区。多年的内战，几乎消耗掉了广东省的多数财富，但叶名琛主持下的广东政府，还源源不断地把已经紧缺的广东库银作为协饷输往北方各个战场充作军费〔24〕。1851年7月，清廷一次即令广东统筹一百万两银拨解广西〔25〕。“时广东盗贼蜂起，四年，广州群匪扰及省城，遣将分路进剿，连战皆捷。近省之佛山、龙门、从化、东莞、阳山、河源、增城、封川，韶州之海丰、开建，潮州之惠来，肇庆府城及德庆并陷，先后克复。邻省军务方亟，粮饷器械多赖广东接济，名琛筹供无缺，益得时誉。”〔26〕“他在广州十年的真正功绩却是维护住了清帝国对那里的军事控制。”〔27〕如从这一角度考虑，叶名琛对清政府的贡献是不言而喻的。也正是这一点，导致了叶名琛在抵御英法联军的入侵时，难以从国内战场上分兵抵抗，也难有充足的财力去组织新军来补充兵力。
至于对叶名琛没有组织民众去防御和抵抗入侵者的指责，基本符合事实。因为叶名琛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基本上已放弃了“以民制夷”的策略。“以民制夷”策略中最重要的就是政府对团练、团勇的使用。但“叶名琛于团练之实在未尝复保，于水陆兵勇未尝整饬”〔28〕。叶名琛之所以没有大规模使用团练，一是缺乏经费，“如谁要添兵募勇，令其自行捐办，不准开销”，以至于“嗣因惜赏，各街团练壮勇不愿出力”〔29〕。二是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以来一直与起义军作战的叶名琛，深知这些义军成员原来的身份，因而吸取了“以民制夷”的教训，害怕“勇”变“匪”的这种转化。即使在第二次鸦片战争用兵之际还把原来的陆路壮勇一万多人裁撤了十分之八。其三，在他看来，在中西冲突一触即发之时，动员民众起来虚张声势，反会加速冲突的到来；在冲突爆发之后，利用民众恐怖主义式和“鸡蛋撞石头”的袭击不仅徒劳，而且更会引起侵略者大规模的报复。
叶名琛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没有使用“以民制夷”的政策，而且即使想充分使用“人民”，但人民也难以同一个不断拿起屠刀砍自己脖子的政府合作抵抗外侮了。屡经兵燹之祸的“广东三合会匪倡乱，总督叶名琛，以为‘治乱国，用重典’，不多杀，无以示儆，于是各府州县地方，曾经倡乱治者，许绅民擅捉擅杀。于是民间假公报私，杀气四起，计前后共怨斩十余万人”〔30〕。一些广东人已失去了反抗侵略者的信心和勇气，已逐渐失掉了原先那种为国慷慨赴死之精神。从1848至1858年十年间，广东境内大小战争不断，很多地方满地瓦砾，遍地白骨。义军、官军和团勇所到之处，“美恶皆收”，“瓮缶净洗”，“匪过如梳，兵过如篦”〔31〕。曾到过义军占领区考察的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