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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实在好奇，禁不住问老蒋在干什么，老蒋显得很诡秘，不愿告诉我。
过了一段时间，我总算弄明白了。原来，老蒋是恒通公司派往STAQ 市场的代表。’恒通公司想要在STAQ 市场实施它的配股计划，它的配股价定的是5 元。当时市场形势不好，眼看恒通公司的股价就要跌破5 元，公司圈钱的图谋将泡汤。所以，老总命令老蒋每天收盘以前，把恒通的股价做上去。
恒通公司确实深谙资本市场之道，在那个时候，就懂得在股市玩这种把戏。老蒋的肮脏做法给我好好地上了一课，我明显感到自己对股票市场的认识上了一个层次。在我原来的心目中，股市本是一个纯洁、公平、充满吸引力的地方，没有想到，在它的背后竟然有这么无耻的勾当。
恒通公司后来确实如愿以偿，成功地从STAQ 市场骗走了一大笔钱。但是，不知有多少单位和个人因此而血本无归，身受其害。
在STAQ 市场上涨到147 点的这波行情结束以后不久，这个市场又回到了半死不活的沉寂状态。在下跌途中，我贪图便宜，又买回来一部分当初高价抛出的股票，没有几天，就被套住了。毕竟STAQ 市场不是一个很规范、活跃的市场，知道的人很少，参与者则更少。
那些日子我天天泡在市场之中，从早到晚看着清淡的股票行情，实在是百无聊赖，无事可做。不过，那一段时间，我有幸结识了许多后来在国内证券、期货市场颇有作为的朋友。因为我们公司在北京地区也非等闲之辈，具有相当的影响力，我又掌握着公司证券投资这一块令人羡慕的业务，所以，他们也愿意和我交朋友、合作。
“联办”确实是一个藏龙卧虎的地方。千万别小看那些年纪轻轻的小男孩、小女孩，他们大多并非出身普通人家，而是具有极为深厚的背景和根基。有的来自军队大院，有些人的父母是人行重要的司、局级领导，有的是国内大名鼎鼎的金融机构老总的孩子。
在和他们的接触中，我也大开眼界，逐渐摆脱了狭隘的股票投资观念，对金融市场的整体运作方式有了新的体会和认识。
那一段时间，我结识了一位朋友，他做股票的胆识和手法让我大吃一惊，我做梦都想不到会有这样的人和这样的炒股手法。
一般公司的领导或者个人投机者，都会觉得炒股票是一件风险很大的事情，往往不敢把全部资金投进股市，更不会高息举债到股市去赌博，这是不可想象的疯狂举动。而我的这位朋友，行为方式和一般人完全不同。早在1993 年初，他就通过特殊的关系控制了一家金融机构，1993 年7月，他在上海股票市场跌到1 000 点左右的时候，就开始利用那家金融机构无穷无尽的资金来源，把巨额资金投人上海股市抄底。
我们知道，从1993年到1994年，上海股市的市场走势并不好。很长一段时间，上证指数一直在阴跌之中。我的那位朋友，一次又一次把借来的资金投入股市，但是，市场无休止的下跌把他牢牢地套在里面，浮动亏损惊人。但从表面上看，他似乎并不担心。有时候，我们大户室中的几个人因为行情清淡，大家闲着无事可做，就聚在一块玩牌，这位朋友也会来凑热闹。他在玩牌时表现得若无其事，别人根本看不出他内心巨大的精神压力。我估计，那时他至少已经有了几千万元的股票投资浮动损失。
我非常为他的结局担忧。这种豪赌一旦失败，他肯定会身败名裂。不过，后来我才知道，我有点祀人忧天。我的这位朋友并非一般人物，他之所以可以胆大妄为，做一些平常人不可想象的事情，是因为没有后顾之忧，出了事有人抗得住。特殊的政治、社会背景是他的坚强后盾。一般人这么做，稍稍出点意外，很可能就会死无葬身之地。
中国古代有一个传奇故事，说伍子青因为过于忧虑，一夜之间愁白了头。以前我总觉得这种说法太夸张了，世上怎么可能会有这样的事情？而我在股市里的亲眼所见，使我现在完全相信这可能是真的。
1994 年初的一天，我偶然碰到了那个几个月没有见面的朋友。我突然发现他的头发似乎白了很多，其实那时他才20岁刚出头，比我还小四五岁。短短几个月时间，一个人竟然会发生这么大的变化，我非常吃惊。后来想起来，那一段时间正好是上海股票市场跌破1993 年的铁底770 点的时候。在1993 年到1994 年之间，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上证指数每当跌到770 点附近，市场就会大幅反弹，所以，当时上证指数770 点被市场各方看成是铁底。我的那位朋友本来在市场中的浮动亏损就不小，现在，市场的铁底被打漏，他更是雪上加霜，巨大的精神压力终于使他愁白了头，也就不足为奇了。
然而，1994 年8 月，我的这位朋友终于时来运转了。上证指数在跌到325 点以后，政府迫于股市崩溃的危险，终于出手干预。短短一个月时间，上证指数就从325 点涨到了1050 点，许多股票的价格涨了三四倍。而我的那位朋友因为越跌越买，平均成本已经很低，这一次股票的大涨，不但使他全线解套，而且还获得了暴利，可能赚了5000 万元以上。
我从这位朋友的股票操作经历中受到了巨大的启发，对国内股票市场和股票投资有了一套自己独特的想法。
首先是对股市风险的观念有了全新的认识。股市有风险吗？几乎没有人会认为股市没有风险。但是，如果股市波动是循环的，比如说早期的上证指数，从1993 年到1996 年，几年之间一直在300 多点到1500 点来回波动；或者像美国股票市场一样，从20 世纪5O 年代开始，从长远看，股票指数一直在稳步上涨，那么，投机者的操作只要稍稍聪明一点，不干太愚蠢的事，在一定的意义上，股票交易其实一点风险也没有。
为什么？
你在市场指数700 点时实进股票，指数跌到300 点时你肯定会有很大的浮动损失，但是，只要没有谁能强迫你必须在300 点的时候把股票卖了，把浮动亏损变成实际损失。如果你坚持下去，也许有一天市场指数会涨到1000点，甚至1500 点，这样你不但不会亏钱，反而能赚钱。
对投机者来说，要做到这一点，最难把握的有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时间问题。大多数投机者总是想在最短的时间内获取暴利，根本没有耐心去慢慢等待市场的循环。整天在市场中进进出出，最终在市场无序的波动中迷失了自我。二是投机者的市场信念问题。一个对未来市场没有坚定信念的人不可能获得市场重大波动带来的利润。投资大师巴菲特说得好，“利润有时候往往来自于对市场的愚忠。”
其次，投机者千万不要涉足垃圾股，因为即使在大牛市中，垃圾股也可能使你赔得倾家荡产，有可能使你无法分享市场循环波动带来的巨大收益。
还有一点，我认为，参与股票交易的股民，对市场指数的高低，只要有一点基本的常识观念，就不会犯大错。投机者不应该在市场价格已经涨了一大截以后再匆忙杀进股市。不过，指数的高低总是相对的，判断起来并不容易。我发现，即使一些市场老手，很多时候，也会神志不清，对市场走势缺乏宏观的判断力，分不清市场价格是高了还是低了。举一个例子，2000 年8月，我遇到原来我手下的一位交易员，那时他已经是一个大机构的股票操盘手了，手里至少掌握着三五千万资金。当时，上证指数在2200 点左右。
他问我对市场后市的看法。虽然自从我全身心投人期货交易以后，已经不太跟踪股市的日常波动，但对市场大的走势方向还是有清醒认识的。
也许是我在场外的缘故，没有自己的利益在里面，还有一定的市场经验，作出的市场预测相对就比较客观，也更容易准确。我说：“上证指数已经涨到了2 200 点，还有什么好做的，把全部股票抛出去。即使市场再涨200点、300点，也没有什么可惜的。而且，我认为根本就涨不上去了。”
我的那位朋友对我的话不以为然，还在等市场涨到2600点呢！
我感觉他整天在市场中进进出出，对市场价格的高低明显心中无数，缺乏常识，可能是离市场太近了。
在我看来，虽然股票市场不完全等同于赌场，但是，投机本身确实有很大的赌博成分。股票市场的投机成败，不但要靠知识，更要靠信念；不但要靠智慧，更要靠胆量。你敢赌吗？你对中国股市有信心吗？有信心，你认为中国股市不会关门，而且市场指数最终会涨到2000点、3000点，你就可以去赌。没有信心，就不要涉足股票市场。
自2001 年以来，中国股市连续下跌了4 年，上证指数从当初最高的2200 多点，跌到了现在的1200 以下。这一轮熊市打碎了无数人的梦，无论是机构投资者还是个人投机者，绝大多数都是损失惨重。很多人因为绝望而诅咒、赌气，并发誓从此远离市场。
但是，是不是中国股市从此就没有希望了呢？
这是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
我不是个预言家，也不想在这里旁征博引来证明自己的观点。根据我的炒股理论，从长期看，市场经过如此大幅的下跌，再崩溃下去不太可能。这应该是一个并不过分离谱的判断。
信念和胆量告诉我，市场蕴涵着巨大的做多机会。
当然，通过抓住市场重大波动来赢利的交易模式，只是现在我投资国内股市的一种策略。在早期的股票交易中，我远没有这种胆识、魄力和长线持仓的勇气。
1994 年上半年，上海、深圳股市一直下跌不止，STAQ 市场更是死气沉沉。我们单位的资金也被套住了。幸亏刚开始时我赚了47 万元，有时候盘中做短线也赚了些钱，所以，总的说来，我们的损失并不大，只是把原来赚的一部分利润赔了回去。
1994 年7 月底，上证指数跌到了400 点左右。有一天，我们单位的一个副总突然给我下了一个命令，让我带500 万元资金，立即飞往上海，去抄上海股市的底。事后看来，这是一次非常英明的判断和决策。我匆匆忙忙赶到上海，住在新亚大酒点。第二天，到中创上海浦东营业部，开始买进股票。
当时，上海股市属于非常典型的熊市末期特征，股民惶惶不可终日，市场弥漫着极为恐慌的气氛。媒体上的观点也很悲观，有人预测市场可能会跌到180 点，有人认为上证指数甚至有可能跌到80点。偶尔出现一个对市场走势比较乐观一点的声音，往往会受到人们的嘲弄和讽刺。
因为盛情难却，我们应邀参加了一个由上海著名的股评家忠言主持的讨论会。对于这种讨论会，我其实没什么兴趣。在我看来，在上证指数跌到300 多点时买进股票，从长远的角度看，一点风险也没有，还有什么好讨论的呢？我本人早在一个月前，就已经替另外一家公司买了不少股票，虽然被套牢了，我却没有任何恐慌的感觉。
按照我的理解，既然我们公司的老总决定投资500 万元买进股票，我的任务就是具体操作一下，把所有的钱换成股票就行了。上证指数在跌破400 点以后，依然没有见底的迹象。从盘面看，市场短期还有下跌的可能。所以，第一天的操作中，我只投人了四五十万元的资金。第二天，我又买进了大约50 万元的股票。我的想法是，市场越跌，我买进的数量应该越大。不过，因为当时市场下跌的速度太快，刚两天，我前面投入的资金就有了十多万元的浮动亏损。
不知是什么原因，第二天晚上，我们老总突然在电话中变得保守起来，让我不要再继续买进股票。我听了以后，很不以为然，觉得这时候其实应该更加大胆地出击。按照我的想法，第三天找们就应该把剩下的资金全部买成股票。然后就等下去，直到市场反转。
当然，我还得听老总的意见，刚投入了100 万多一点的资金就停止操作。
1994 年8月1日前两天是周六和周日，和我一起去上海的同事因为没有到过杭州，我就利用周末时间陪他去游一趟西湖。星期六早上，杭州的各大报纸就刊登了国务院干预股市的三大政策。我立刻预感到自己可能错过了一次赚大钱的机会，对前两天过于保守，只买进这么少的一点股票，感到非常遗憾。
股市暴涨了几天以后，我们就把手头的股票全抛了。钱是赚了，但相对于我们准备的500 万元资金，在如此重大的市场机会面前，这一点可怜的利润，在我看来，非但不是投资成功的证明，而是一次严重的失误。当然，也许对于作出最高决策的领导来说，赚钱就是成功，无论多少。
历史性的大底是抄到了，但收获却不是太大。
对于一个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