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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比例中，终于看清了自己过度依赖美元资金的弱点。
将短期储蓄资金用于长期贷款，的确是有利可图的。不过，假如三个月期短期储蓄存款到期时，已被用做长期贷款的资金要到六七年以后才能回来，因此日本的银行总是疲于筹集短期的美元资金，即使利息多少高些也是出于无奈。欧美的金融机构恰恰抓住了这点。
在平成危机的最盛期，正是债权大国的大金融机构一…日本的银行，竟要忍受着几许嘲讽听任如下说明。债务国有发展中国家巴西等。但是在1984 年时，谁也想像不到日后要忍受如此评价。日本的银行被坚挺的美元和欧美各国的高利率所诱惑，只是一味地扩大交易份额。
80 年代前半期的日美贸易、金融关系，可以说是建立在不自然的居高不下的美元坚挺之上的。尽管货币经济是国际性的潮流，但仍应该说造成美元坚挺的是急风暴雨般涌进美国的日本资金。日本将自己贸易顺差产生的剩余资金注入到美国，美国则利用这些资金维持了市场繁荣和日本商品的进口，这些反过来又剌激了日本贸易顺差的膨胀。说得极端一些的话，日本用自己的钱买自己的产品，并把这种现象当成了贸易顺差。
不止一次的口头干预
下面，我要回顾一下1985 年9 月发达国家首脑会议（译注19） 以后的形势，但这一时期的情况一两句话很难说清。对日本而言，无论是贸易关系还是资本关系，都是一个使人切实认识到只有摆脱美元才能得到长期利益的过程。
1985 年9 月，五个发达国家的财政部长在纽约广场饭店举行会议，为解决贸易不平衡问题就降低居高不下的美元汇率达成协议，并发表了名垂史册的声明。这个协议即著名的〃广场协议〃（译注20） 。
一般说来，美国对外经济政策决策当局的人们大致可分为两大势力…一一通商派和重视资本市场派。前者代表美国产业界的利益，主张扩大出口；后者则重视金融资本市场，更多地关注外国资金向美国的流人。
里根政府自成立时起就将汇率放给了市场，允许美元的高汇率。这种背景保证了外资顺利流人美国，也说明重视资本市场派的态度在决策当局占上风。
但是这期间，美国产业界希望美元转低的呼声日益高涨，来自其代言人美国国会的压力最终搬动了里根政府。
事实上，美元居高不下导致的美国经常收支赤字的急剧扩大，使得无论什么样的重视资本市场派也无法坐视不管了。
80年代初美国的世界最大对外净资产…一〃储蓄〃到1984 年已经不复存在。之后便是人们预测的每年超过1000 亿美元的对外净债务的积累。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对外债务国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当然，对这种由美元坚挺带来的国际收支和财政的双重赤字所预示的危险性，并不是没有人敲响警钟。但是里根政府面对美苏冷战局面，自然需要一时的经济繁荣，于是警钟之声也就没有上达到里根政府的中枢机关。至少〃强大的美元〃的信奉者、里根政府财政部长里甘是不会考虑180 度地转变美国政策的。
转机出现了。1984 年11 月，里根再次当选美国总统，也具备了改变政策的较好的环境。1985 年2 月，里甘从政府财政部长调任总统首席助理，原总统首席助理詹姆斯？贝克（＇ zeimz Baker） 出任第二届里根政府财政部长。贝克寻找机会对美元汇率进行了协调性的人市干预。这无疑是对重视资本市场机制的前经济政策的否定。
〃广场协议〃也就是美国财长詹姆斯？贝克、日本财长竹下登、前联邦德国财长杰哈特？斯托登伯（Gerhard Stoltenberg） 、法国财长皮埃尔？贝格伯（Pierre Beregovoy） 、英国财长奈杰尔？劳森（Nigel Lawson） 等五国财政部长及五国中央银行行长间达成一致的下调美元汇率的协议。这些被称为〃货币交易团伙〃的人们，一致将这一协议自诩为〃美元的有秩序下调〃的协议。事实确实如此吗？货币的管理与运作，目的并不在货币本身，货币政策充其量不过是手段。就〃广场协议〃而言，我们必须验证一下〃非美元货币令人渴望的上升〃的结果。
协调入市干预在汇率控制方面确实产生了效果。〃广场协议〃后各有关国家通过入市干预，使得美元汇率很快跌了下来。从协议前的1 美元兑换240 日元左右下跌到近200 日元。这是急剧的下跌，整个过程不足三个月。拥有巨额经常收支赤字的那些国家的货币，终于弄清了因资本的流动而被高估了的部分。但是问题还在后面。以贝克部长为首的美国政策当局和弗莱德？巴古斯登（Fred Bergsten，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为代表的〃专家〃们的再三的美元汇率口头下调干预，说明当时的汇率水平并不是终点。美元汇率下跌直到1987 年2 月七国财长会议后， 1 美元达到兑换150 日元水平时，才算告一段落。
这一阶段的日美经济关系中关于美元汇率的调整带来了什么呢？我们需要从实体经济即贸易问题与金融关系两个方面来探讨。
稳坐进口之安
这里人们应该问的第一个问题，当然是日美间的贸易不均衡是否得到了明显的改善。
就美国的立场而言该是否定的。美元对日元的汇率虽然大幅度地下跌了约40％ ，但在这个过程中，美国的贸易收支以美元计并未显示出令人满意的反应。
究其原因，已经有过各种各样的见解，笔者在此论及的仅为一己之见。
尽管五国财长会议明确了美元下跌的方向，但美国的贸易赤字仍继续扩大。1986 年达1550 亿美元， 1987 年则创造了1700 亿美元的最高记录。
这是美国根深蒂固的进口增势，而不能说是出口不振造成的。被根深蒂固的进口增势所掩盖的、并不引人注目的是1987 年下半年以后，美国的出口在数量上呈增势。这一增势是在1988 年开始出现于贸易收支中的，这一年美国贸易收支赤字缩小到1370 亿美元也是事实。美国1987 、1988 年的出口增加甚至被称为出口小高潮。其特点第一是中小企业主导地位型，第二就是美元贬值带来的出口价格效应。
所谓中小企业主导型，如同这一提法并非广为人知一样，正是那些个人经营的中小企业的不起眼的小宗出口汇成了引人注目的潮流。这些中小企业善于捕捉时机并且行动敏捷，出口积少成多时便也成了气候。同时，这些中小企业群体还是美国商业部周到的出口鼓励政策扶持的对象。
因此，美国中小企业形成的出口对那些开展跨国业务的大公司的出口所发挥的拉动作用是毫无疑问的。这在某种意义上被说成理所当然。跨国公司在其跨国境的经营网络中竭力寻求最佳方式、追求最佳效益，使人们长久以来几乎丧失了关心美国本土生产的出口商品的动因。例如〃汽车零件〃一项，根据相关统计，美国汽车及零部件贸易赤字1988 年创600 亿美元记录，而其中60 亿美元是美国厂家在日本进口的整车上标上自己的商标、作为美国车出售而获得的。
就是说，在出口行为上，美国企业可大致分为两种。而只要在出口行为中中小企业仍占主体，上面所说的出口小高潮，就只能是势单力薄的。
其次应该指出的是，关于美元贬值给价格竞争力带来直接好处的部分。就一般工业品而言，使用纸浆、一次性金属、化学品、纺织品、橡胶等非耐久性〃工业用原材料〃进行简单加工的生产企业，在增加出口中发挥的拉动作用十分引人注目。
1988 年底的调查表明，美国全制造业设备开工率平均为85％ ，在这一较高的平均水平当中，上述一般工业品生产企业的设备开工率已经达到90％ ，几乎是满负荷运转。当然高开工率也就全面带动了出口的增加。
而这些企业的出口增势在1989 年以后的美国贸易收支中开始呈下降趋势，说明美元贬值带来的出口效应告一段落。同时也可以看出，进口动态直接影响着美国贸易收支的月统计数字，赤字或缩小、或扩大，周而复始。
于是广场协议〃以后美国的〃进口〃仍有增无减，上述情况便是其重要根源，而美国市场对汇率变化当然也就表现不出应有的反应。这一性质很成问题。下面笔者将就此问题，主要通过日本企业的所作所为展开分析。
克尔古曼的理论
前一章中笔者曾根据学院式的理论提到过，当贸易收支出现不均衡时，应该通过外汇汇率的自由变动在市场机制下进行调整。
为什么日元大幅度升值并没有明显地推动美国的出口，同时日本对美国的出口竟毫无下降趋势？对于这个看上去不够合理的现象，经分析，我要说明的是，这可以说是国际经济学的重要课题。对此，美国国内也是有过形形色色的议论的。其中，颇为引人注目的尝试之一，是1987 年〃卢浮宫协议〃（译注21）后，美元的急剧贬值告一段落时，麻省理工学院教授保罗？克尔古曼（Paul Krugmon） 等人展开的〃贸易当中的过程效应〃假定说的研究。
〃Hysteresis〃常被翻译为〃过程效应〃。它原本是物理学用语，特指障碍被消除后，其对象仍无法恢复以往平衡状态的现象。
80 年代前半期，在美元坚挺的情况下，美国从日本的进口急剧增加，成为美国贸易收支赤字扩大的主要原因。克尔古曼假设理论将这种现象解释为，日元增值仍不能使美国减少贸易收支赤字，具体说就是消费者已十分适应了以往美元坚挺时期非常廉价的日本商品，并不打算与之告别，同时赢得了过高利润的日本对美出口企业把美国消费者的如此心理当做〃缓冲装置〃并不准备采取撤离美国市场的合理行动。他们仗着在美国市场积蓄的实力，决计继续闯市场拼体力，维持销售，等等。
进入90 年代，克尔古曼与威廉？科林（William Cline ，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主任研究员）等人合作，在他的假设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关于汇率与国际收支调整的所谓〃马萨诸塞道路模式〃（MA 模式，译注22） 。
MA 模式认为，汇率并非不能调整贸易收支，只不过现实中的日美贸易收支，由于美元坚挺时期的〃扭曲状态〃还有残存，所以汇率调整收到效果需要时间。他们甚至非常具体地估算出了所需要的〃时间〃约为2 年。
MA 模式虽然在理论上还很粗糙，但由于它具有相当的〃可操作性〃所以往往可对政策当局发挥强大的影响力。当克尔吉曼主张〃美国若要收复已经失去的市场，仅使美元恢复到本来的水平是不够的，还需要一段定值过低（即过度的美元贬值）的时间予以填补想必是下决心设想出了利用美元贬值的出口攻势战略。这一设想是为了美国的利益，事实上是想继续自由自在地操纵世界货币美元。美国手里的这张〃日元坚挺牌〃传到了不久后诞生的克林顿政府手里，并为左右日本发挥了预想不到的效果。
不见行动的美国产业
克尔古曼在〃过程效应〃理论的观点中，为说明贸易收支在美元贬值后仍无明显起色的原因，分析了日本企业和美国消费者的行为模式。但是我们惊异地发现美国的企业竟然不在他的分析对象之列。
不过，美国的慢性贸易赤字，应该说是与美国企业跨国经营、企业所需资金须向美国以外的市场筹集，使得企业的生产经营实质上完全转移到美国以外的国家，以及美国产品难以抵挡进口商品的攻击而从市场上全面撤退等各种各样的因素相关的。结果无疑是导致了美国国内生产基础的萎缩。汇率的激烈动荡即使给美国企业带来有利的竞争条件，但回国重起炉灶谈何容易。那么，是否应该考虑美国企业本身也存在着克尔古曼所说的〃过程效应〃的某些类似特征呢？
笔者曾经预测〃广场协议〃后日元的升值并不会给美国的贸易收支带来预期的效果，还曾强调过美国产业结构的〃不可逆转性〃（（转变过程中的美国经济与日本），（世界经济评论）1986年4月号）。尽管美元汇率转强为弱，但以往美元坚挺条件下已经形成的美国的产供销体系却不可能轻易逆转了。若将这一点展开来看的话，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国内生产基础萎缩（甚至是消亡）后企业重开国内生产的几点主要障碍：
形成萎缩条件的未来的不确定性；
所需的人力、资金资源能否确保；必需的技术水平能否保持。
（1）未来的不确定性问题。具体说就是企业家们担心〃现在美元是在贬值，将来说不定什么时候还会升值〃。美国企业一般对扩大生产能力的投资比较谨慎，他们说〃80年代初的美元升值使自己吃尽苦头〃这种心理成为〃将来不确定性〃情绪的主要原因。一般情况下，企业家从作出技资决策到真正形成生产能力，至少需要两三年时间，而两三年后的汇率走势却无法预测。事实的确如此，在自由汇率体制下，汇率时时刻刻发生着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