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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正常的生命周期型式也引起年度收入分配不平等，但这并不代表生活水平的真正不平等。为了估计我们社会中的生活水平不平等，一生收入分配比年度收入分配更适用。不幸的是，实际上得不到一生收入数据。但是，在考察任何一种不平等数据时，重要的是要记住生命周期。由于人一生的收入是把生命周期的高收入与低收入拉平，所以在人们的分配中，一生收入肯定比年度收入更平等。
暂时收入与持久收入 人一生的收入不仅仅因为预期的生命周期而变动，而且还因为随机的和暂时的力量而变动。某一年的霜冻摧毁了佛罗里达的橘子树，佛罗里达的橘子种植者就会眼看着收入暂时减少。同时，佛罗里达的霜冻也使橘子价格上升，加利福尼亚的橘子种植者眼看着自己收入暂时增加。下一年也可能会出现相反的情况。
新闻摘录 正确衡量了贫困率吗？
贫困率是一项备受瞩目的经济统计指标。但正如下面这篇文章所明确地指出的，有很多人批评这个指标。
差错破坏了新贫困水平数据
达纳·米尔班克撰写
统计数字中有谎言，也在指责谎言。年度贫困数字也不例外。
今天早上记者挤到华盛顿的商务部听人口普查局宣布生活在贫穷中的美国人数量。人口普查局还将透露家庭收入的统计，该统计告诉我们是不是富人越来越富，而穷人越来越穷。政治家将讨论这些数字。利益集团会扭曲这些数字。官员们将用这些数字来确定27项联邦计划的权利受益者，其中包括食品券、医疗援助、创业补助，以及学校午餐。
附注：统计数字令人可疑。
保守派这样认为。遗产基金会称这个报告是“苏联式扭曲信息的宣传”，并称人口普查局是“波将金村”（据传波将金为取悦女皇叶卡捷琳娜而在她巡游经过之处搭建外观悦目的假村庄。——译者注）。
自由派人士也这样认为。西北大学贫困问题专家瑞贝卡·布兰克（Rebecca Blank）说人口普查局用的数据是“完全过时的，所用的技术使这些数据毫无意义。”
甚至人口普查局也承认存在一个问题。今天介绍这些数字的该局一分部主任丹尼尔·温伯格（Daniel Weinberg）说：“现在的衡量标准是有缺点的，多年来我一直指出了这一点。”
主要问题是：编撰收入和贫穷数据的方法回到了1963年，忽略了反贫穷计划的巨大变化。为什么不使它与现在一致？1988年家庭补贴法案委托的由13个专家组成的一个委员会花费了100万美元，并在5月发表了一份500页的报告，该报告建议对方法进行大幅度修正。但到现在为止，一切依然如旧。
管理与预算机构用人口普查局的数字来决定贫困标准，但由于有对各州补助款的重新分配，国会也想插一手。保守派思想智囊、美国企业研究所的道格拉斯·贝沙罗夫（Douglas Besharov）说：“在路上你遇到了一块政治绊脚石。”
甚至在1963年这种方法也是值得怀疑的，当时的贫困线是由莫利·欧桑斯基（Mollie Orshansky）划定的，她当时服务的部门就是现在的健康与人力服务部。欧桑斯基夫人现在已经退休了，她说她的计算仅仅打算用于一项老年人调查，但这些数字被正在寻找一种全国贫穷衡量指标的约翰逊总统所滥用。
今天仍然在用的衡量指标是根据农业部对每年食物消费所需要货币量的估算，考虑到所有其他支出把这个数字乘以3就是指标数字，并进行调整以反映家庭规模。
但是，贫困线只是衡量税前收入，没有考虑食品券这种实物津贴以及劳动收入税减免这种优惠政策。它也没有扣除照料儿童与交通费用，因此低估了工作的穷人数量。它没有考虑地区生活费用差别，尽管密苏里农村支付的住房租金要比曼哈顿低得多，这种奇怪的做法低估了城市穷人而高估了农村穷人……
实际上，贫穷分析家无论其政治立场如何，都认为贫困水平与收入衡量被如此之扭曲，以至于连趋势都看不清了。布兰克教授说，非常可能的情况是，报告中的贫困一直增加和不平等一直加大的趋势和实际情况正好相反。
资料来源：The Wall Street Journal，October 5，1995，P。B1。
正如人们可以借款和存款来使收入中生命周期变动平稳一样，他们也可以借款和存款来使收入中暂时变动平稳。当加利福尼亚橘子种植者有好年成时，他们花掉全部额外收入将是愚蠢的。相反，由于他们知道好年成不可能总有，所以把一部分额外收入储蓄起来。同样，佛罗里达橘子种植者对暂时低收入的反应是提取储蓄或借款。在某种程度上，家庭进行储蓄和借款是要减缓收入的暂时变动，这些变动并不影响他们的生活水平。家庭购买物品与劳务的能力主要取决于其持久收入，即正常的或平均的收入。
为了确定生活水平的不平等，持久收入的分配比年度收入的分配更适用。虽然持久收入难以衡量，但它是一个重要的概念。由于持久收入不包括收入的暂时变动，持久收入的分配比现期收入更平等。
经济流动性
人们有时谈“富人”与“穷人”时仿佛年复一年这些集团都由同样的家庭组成。实际上，情况根本不是这样。经济流动性，即人们在各收入阶级之间的变动，在美国经济中是相当大的。沿着收入阶梯向上移动可能是由于好运气或勤奋工作，向下移动可能是由于坏运气或懒惰。这种流动性有一些反映在收入暂时变动上，而另一些反映在收入较持久的变动上。
由于经济流动性如此之大，所以，许多低于贫困线的人只是暂时的。对少数家庭来说，贫困是一个长期问题。在一个有代表性的10年期中，4个家庭中有一个至少在一年中在贫困线之下。但只有不到3％的家庭在8年或更长时间中是贫困的。由于暂时的贫困和持久的贫困很可能面临不同的问题，所以，旨在反贫困的政策需要区分这两个集团。
判断经济流动性的另一个方法是根据一代到另一代人经济成功的持续性。那些研究这个题目的经济学家发现流动性是很大的。如果父亲的收入比他同辈人的平均收入高20％，他的儿子很可能比他同辈人的平均收入高8％。祖父的收入与孙子的收入之间几乎没有什么联系。还是一句老话说得对：“富不过三代。”
这种巨大经济流动性的一个结果是，美国经济充满了自己致富的百万富翁（以及挥霍继承来的财产的继承人）。根据1996年的估算，美国约有270万个家庭净资产（资产减去负债）超过了100万美元。这些家庭代表着最富的2。8％的人口。这些百万富翁中有五分之四的人是靠自己赚的钱，例如通过开办并建立企业或通过公司职务的晋升。只有五分之一的百万富翁是继承了财产。
即问即答 用什么衡量贫困率？◎说明解释所衡量的贫困率时的三个潜在问题。
收入再分配的政治哲学
我们刚刚说明了经济的收入如何分配，并讨论了在解释所衡量的不平等时遇到的问题。我们现在转向政策问题：政府对经济不平等应该做些什么？
这不仅是经济学问题。仅仅是经济分析并不能告诉我们决策者是不是应该努力使我们的社会更平等。我们关于这个问题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是政治哲学问题。但由于政府在收入再分配中的作用是许多经济政策争论的中心，所以，在这里我们离开经济科学来考虑一点政治哲学。
功利主义
政治哲学中一个主要学派是功利主义。功利主义的奠基人是英国哲学家杰瑞米·边沁（Jeremy Benthan；1748－1832）和约翰·斯图亚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1806－1873）。在很大程度上，功利主义的目的是要把个人决策的逻辑运用于涉及道德与公共政策的问题。
功利主义的出发点是功利或效用的概念——效用是人从其环境中得到的幸福或满足程度。效用是福利的衡量，而且，根据功利主义者的看法，也是所有公共和私人行动的最终目标。他们声称，政府的正确目标是使社会每一个人的效用总和最大化。
功利主义者支持收入再分配是根据边际效用递减的假设。一个穷人额外一美元收入给这个人所带来的额外效用大于富人额外一美元带来的效用看来是合理的。换句话说，随着一个人收入增加，从增加的一美元收入中得到的额外福利是减少的。这个似乎有道理的假设与功利主义者总效用最大化的目标一起，意味着政府应该努力达到更平等的收入分配。
这种观点是简单的。设想皮特和保罗两人除了皮特收入8万美元而保罗收入2万美元之外完全相同。在这种情况下，拿走皮特的一美元给保罗将减少皮特的效用而增加保罗的效用。但由于边际效用递减，皮特效用的减少小于保罗效用的增加。因此，这种收入再分配增加了总效用，这是功利主义者的目标。
乍一看，这种功利主义者的观点似乎意味着，政府应该一直进行收入再分配，直至社会上每个人有完全相同的收入。实际上，如果收入总量是固定的——我们例子中的10万美元——那么，情况就是这样。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功利主义者否定收入的完全平等化，因为他们接受了第一章中提出的经济学十大原理之一：人们会对激励作出反应。
要把皮特的钱给保罗，政府就应该实行收入再分配政策，例如美国的联邦所得税和福利制度。在这些政策之下，收入高的人支付高税收，而收入低的人得到收入转移。但正如我们在第八章和第十二章中所说明的，税收扭曲了激励，并引起无谓损失。如果政府通过高所得税和减少转移支付拿走了一个人可以赚到的额外收入，皮特和保罗勤奋工作的激励都变小了。当他们工作减少时，社会收入减少了，总效用也减少了。功利主义的政府必须使更大平等的好处与扭曲激励的损失平衡。因此，为了使总效用最大化，政府不能使社会完全平等。
一个有名的寓言说明了功利主义者的逻辑。设想皮特和保罗是在沙漠上不同地方的饥渴旅行者。皮特的绿洲有许多水；保罗的地方水很少。如果政府可以无成本地把一个绿洲的水转移到另一个地方，就可以通过使两个地方的水量平等化而使水带来的总效用最大化。但假设政府只有一个漏水的桶。当它把水从一个地方运到另一个地方时，运输中有一些水损失了。在这种情况下，功利主义的政府仍然努力把水从皮特那里运到保罗那里，但这还要取决于保罗的饥渴程度和漏多少水。然而，在只有一只漏水的桶时，功利主义的政府并不想达到完全平等。
自由主义
思考不平等的第二种方法是所谓的自由主义。哲学家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在他的著作《正义论》中提出了这种观点。这本书在1971年出版，并很快成为政治哲学中的一本经典之作。
罗尔斯从一个社会的制度、法律和政策应该是公正的这个前提开始。然后他提出了一个合理的问题：我们如何能使社会成员对公正的含义有一致的认识呢？看来每个人的观点必然要取决于自己特殊的环境——他才能高呢还是才能低，勤奋还是懒惰，受教育多还是受教育少，出生在富裕家庭还是贫穷家庭。我们能客观地决定一个公正的社会应该是什么样子吗？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罗尔斯提出了以下的思想试验。设想在我们任何一个人出生之前，我们到一起开会设计统治社会的规则。这时我们对我们每个人生活的终点将如何结束都一无所知。用罗尔斯的话来说，我们都处于“无知面纱”背后的“原始状态”。罗尔斯认为，在这种原始状态时，我们可以为社会选择一套公正的规则，因为我们必须考虑这些规则将如何影响每一个人。正如罗尔斯所指出的：“由于所有人都处于相似状况，没有一个人能设计有利于自己特殊状况的原则，所以，公正的原则是公正协商或谈判的结果。”用这种方法设计公共政策和制度使我们对什么政策为公正的判断保持态度客观。
然后罗尔斯考虑在这种无知面纱蒙蔽下所设计的政策要达到什么目标。特别是，他考虑如果一个人不知道自己结果是在收入分配的最上层、最下层还是中间层，他会认为什么样的收入分配是公正的。罗尔斯认为，处于原始状态下的人会特别关注处于收入分配最低层的可能性。因此，在设计公共政策时，我们的目标应该是提高社会中最差的人的福利。这就是说，不是像功利主义者所主张的使每个人效用的总和最大化，罗尔斯要使最小效用最大化。罗尔斯的规则被称为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