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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密规则-股市职业炒盘手自述+(完-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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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4年7月29日,各大传媒刊登了1994年暂停扩容等重大利多政策,水深火热已大半年之久的股民纷纷奔走相告。我那时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再次筹措资金,抄底入市。 
     大盘在一个多月之后就收复了千点大关,这时20元以上的高价股已经不少,一直逆市上涨的界龙这时却一直蛰伏不动,是整个行情上涨幅度最小的。该涨的都涨了,不该涨的也涨了。这时市场的注意力开始转到界龙股票上了。不少人打电话给我:“界龙该动了吧。” 
     既然市场认为该动了,那么人心所向,也就水到渠成了。正好界龙的职工内部股也在上市半年后快解冻了,市场认为庄家肯定要炒一把,因为股指己经创新高了,所以界龙这次肯定也要创新高了。但股市从来就没有肯定,当市场憋足了劲要炒最后一把时,我就将手中已经握出汗来的界龙在两天之内,从26元到30元全部出清了。 
     听说接最后一把的是后来几年在市场上叱咤风云的大庄家——南方某证券公司江苏分公司的大机构,据说他们是在套了三年之后才割肉出局的。 
     股票出清,一结帐,扣除融资成本及有关费用后也有近半亿的利润。这儿要澄清一下市场的错觉:市场总认为某股从几元(最低价)涨到几十元(最高价),庄家有十倍利润。实际上此言大谬,看一下最低价与最高价的成交量,再算算庄家的持仓量,就可知道,斩头去尾,付掉资金成本后,庄家即使能顺利出局,利润率肯定不如跟庄高。当然,由于资金量大,绝对利润数还是不小的。 

                                               通化东宝“滑铁卢” 

     1994年9月底10月初,当大盘在1000点上方徘徊时,我在手中没有一股股票的情况下,提出“休息”,至少也要等大盘回调后再来操作。撑船的太累了,需要休息;坐船的太舒服了,需要继续。 
     1994年4月在上海商城二楼卡拉OK包房内,在资金上与我们合作的浙江某地区信托公司上海营业部的老总说:“马老师,反正资金还未到期,我们再合作一次。大不了再像界龙一样,那么困难我们都过来了,还怕什么?”此君大有其老家的“铁头”气概。边上众人也一起附和,我那不安份的心又开始躁动了。 
     上市的新股中有一只通化东宝,从报表看业绩还不错,其主打产品“镇脑宁”的广告当时在各种传媒铺天盖地,而且其人工合成胰岛素的项目,这时已经试制成功在望,尤其流通盘仅1200万股,与界龙也差不多。于是我决定将通化东宝炒作一把。 
     1994年8月24日,通化东宝上市,开盘在18.58元,两天后开始回跌,在13元一线我开始吸纳,但感觉也有人在与我同步吸纳。因为当时自我感觉太好,所以也没有怎么在意。实际上这往往是庄家翻船的原因之一。从前炒界龙时我也知道有人在乘船,但数量不大。当庄家资金不足时,甚至希望有人帮他一起吸纳锁仓。但与庄家同步进货的“老鼠仓”情况就不同了。(知悉庄家底细的资金悄悄入场,称为老鼠仓。老鼠仓如不加以控制,会导致做庄者满盘皆输,故其是庄家的严加防范的对象——编者注)

  在我连续不断地买入下,通化东宝股价从13—14元一线迅速上升至1618元。这时我手中大约还有1亿资金可用,当时我以为做到20元应该没有问题。 
     实际上,1994年国庆以后,并没有出现市场所期望的“第五浪”,沪市迅速地从千点之上向下滑落。我却像鸵鸟似地只看自己的股票,认为凭实力就能打上去。实际上周围有人在18元以上出货后提醒我减磅。但我一看20元以上抛压很轻,一心想再创奇迹,一鼓作气做到20元以上。 
     但危机终于又发生了。当我从20元以上想强行冲击22元时,四面八方抛盘铺天盖地而来,我也像发疯似地一路狂扫,但终于红马夹在电话中说:“资金全部用完,公司不让买了,马先生,20元以上还买进干什么呢?”我无言以对,只能听任股价下跌。因为一旦大接盘没有了,股价很快跌至18元一线,我想减磅也已经没有机会了。 
     由于大盘是从333点起涨至千点以上再度回落,所以几无反弹,而且这时主力资金己经逐步往新的投机性更强的品种——国债期货上转移,所以股市资金不断抽出,成交日见稀少,原先不少跟风大户,也逐步转入国债期货的新战场去了。加上时近年底,各机构在8——10月份行情中已经赚得盆满钵溢,急于结帐,资金也不肯出借了。这让我又一次陷入大把筹码被套无法出局的困境。 
     由于当初是万国证券营业部与张总公司出面签合同,具体操作的事由我受托,所以在上半年筹码转出去融资托盘时,万国知道后,只是通知医药股份张总,他闻讯到沪后我陪他到几家合作单位一谈,很是满意,并表示要长期合作,赚钱了皆大欢喜。一旦被套资金出不来,话就不那么好说了。 
     医药股份老总按合同找到万国,万国说筹码不在我们公司,他说要按合同追究万国疏于监管,万国说你们同意之后默认的。于是大家不欢而散。 
     双方终于在有关部门的协调下坐下来了。按中国的惯例,我的个人身份较敏感,因此自然而然地首先有人会问:“他在里面赚了多少钱?”好在我这个人钱看得不重,实际上这一年来确确实实是在为他人打工,而且把自己的老本也一起输在里面,股价下跌时,自己的股票也没有想到抛一股,回此深得万国与医药股份老总的信任。 
     我很庆幸自己没有找错合作对像。迄今为止,我对于自己性格偏激、操作失误给他们二位带来的负面影响,还有着深深的歉意。 
     1994年底,除亲朋好友个人委托我运作的少量资金之外,过去手中的全部筹码己被冻结,而且还不知如何了结。我精神上也沮丧到了极点,但好在我对生活要求本来不高,有市中心的三室一厅住,也留了几十万生活费在家里作为退路。因此我那时自嘲说;“我目前大概是上海最穷的富人,最富的穷人。” 
     股票是不能做了,但证券公司还是天天去,富丽华的操作室已经退掉,大家一起挤在万国证券的大户室里。有一天我对经理小贺说:“贺总,是不是允许我看看行情。”因为与小贺交往多年,彼此很熟了,她一如往昔大大咧咧的口吻说:“马先生,你还看什么行情呢?你手里这点钱赚了付利息的利息还不够呢!”她又好奇地问我说:“你原来是几千万大户,现在一下子没有钱,还碰上这么大的事,我看你与从前也差不多,还是很乐观的么。”我淡然一笑:“股市里的输赢并不影响我的实际生活水平。有几千万我也是这样生活,现在股市里一分钱没有,我还是这样生活。你还记得我去年高峰时讲的话么:人的钞票有多有少,水平、地位有高有低,但人格上都是平等的,而且人的快乐与否与金钱无关。” 
     话虽如此说,但内心还是渴望能早日走出低谷,不说再铸辉煌,至少不像现在这样狼狈。但到底何时才能走出低谷呢?我心中充满了迷茫。 
     说来还不由人不信,到1995年秋天,转机还真的来临了。我手头可供运作的资金又到了千万元以上。其中一笔是原来有一家本地上市公司在1994年与万国签了2年合同,也是由我运作的。与张总他们合作失败后这部分资金就不让我动了。但到了秋天,这批资金解冻了。他们对我说:“反正是你介绍来的,也一直是你在运作,你带到别处去做,以后由你们公司还给他们算了。” 
     还有一笔是在以前用过的账号中发现有一些没有抛掉的股票。原来做庄出货时大笔大笔往上挂,全部挂出去后,不等于全部成交了,由于资金量大,往往将总资金汇拢差不多就算了,根本不可能一张张去查交割单(我以前做股票一直是不要交割单的)这样事后一个个账号清点,多多少少总会有一些存底货。我内心感叹:“天不亡我。”小贺也说:“还是你们做大户好,扫扫仓库还会有这么多货。” 
     于是我拿着这些存底货又找了几家公司融资。因为1995年除了在“暂停国债期货交易”后暴涨3天,又被“1995年扩容50亿”压下来后,股市一直处于低迷状态,一蹑不振。券商日子一不好过,又祭起了“透支”的法宝,于是我手上可以动用的资金又到了二三千万。

  当时我们瞄准了从来没有炒作过的基金板块,尤其是沈阳“四小天鹅”——富民、久盛、农信、兴沈,其流通盘均不超过5000万元,价格最低时才1.50元左右。加之当时已有准备推出证券投资基金的说法,大盘的淄博基金又有增发题材。于是在1995年夏天,小盘基金的炒作开始启动了。 
     中国股市凡是第一次推出的新题材、新概念总是容易炒作成功的,因为谁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一旦大家明白了,也就没戏了。沈阳“四小天鹅”很快轮番炒作到5块左右或以上,这样6000-7000万盘子的广东海鸥基金2块多的价格就显得便宜了。而且该基金还是全流通的,还有一个“基金举牌”题材。于是我们又逐渐将资金移师到广东海鸥。我又别出心裁地提出了“天鹅跳跃,海鸥飞翔”的口号。加上当时我的固定的股评讲座每周已扩充至3-4家之多,也有一定的群众基础。 
     “海鸥”从3元开始启动,很快就接近了5元,引起了广大股民的关注。这时,迄今还名噪一时的上海某咨询机构负责人王先生找到了我。他直言不讳:“马先生,海鸥你们准备做到什么价位?”我也坦率地如实相告:“现在5元多,比照四家小盘基金均在7元以上,海鸥到7元应该没有问题吧。”他摇了摇手说:“不止,不止,依海鸥的情况,完全应该到10元,价格在四小基金之上。只要你马先生不出货,我们通过每天的传真与168电话,可以组织力量打到10元上面去。”我没有多想即表示同意,就此分手。 
     第二天开始就不断有股民打电话给我,说该咨询机构发的传真认为海鸥基金可以到10元,有收购与增发题材云云。谁料想,三天之后,海鸥冲高至7.90元就开始大幅下滑,不少股民来电说:“马老师,你们是不是出货了?”我莫明其妙:“没有啊。”“那怎么那家传真里说庄家已经出货了呢?”我当即打电话给王先生,他支支吾吾地说:“有专家分析说基金不可能增发,所以我们出货了。”我说:“出不出货你们自己决定,但哪个专家说的?依据何在?”他顾左右而言他地搪塞了。 
     当天就有不少股民去电管理部门,说该咨询机构造谣惑市,后来好像该公司被罚了款。 
     到1995年秋冬,基金与股票明显地形成了“跷跷板”行情。(很长一段小盘基金与A股行情总是一涨一跌反向而动,称为“跷跷板”——编者注)但由于自己多头情绪严重,资金量太大又难以掉头换筹。终于在12月9日基金暴跌时,我又不识时务地进去托盘。尽管原先进仓早成本低,但年底一结帐,付清利息后,还是只打了个平手。但年底上证指数已经跌到了“ 555”点,我总算是跌了指数没输钱吧。 
     经过几年在股市的折腾,尽管在金钱中大赢大输,几乎没赚什么钱。但几次市场风险却扎实地给我上了风险之课。 

                                                爆炒“S” 行云流水 

     因为1997年5月大盘回落后在1000点上下至1100点之间胶着调整了几个月,我们认为这是启动项目,建仓进货的最佳时机。那么选什么公司为目标呢? 
     我们选择了S公司为目标。因为S公司作为一家高新技术开发区上市以后从未真正被炒作过,也就是其潜在价值还未得到挖掘。而且其5000万股的流通盘大小适中,可进可出。加之毗邻上海,与上市公司联系很方便。 
     S公司的老总是不多见的女强人,在当地及省内是小有名气的巾帼英雄,与我方的王董一见双方均有相见恨晚之意,彼此对于能够发挥各方优势,强强联手均表满意,并对合作前景充满信心。因为这类事历来是上不得台面,不能见诸文字的,只能凭感觉,完全是口头的“君子协议”,有哪一方临阵脱逃或者夸下海口到时不能兑现是要翻船的。而其中对大势的判断,对个股走势的把握却是很关键的,这些具体的责任都是落在我身上的。好在有了前几次的经验教训,加上对近几年政策把握的功底,自信在这两方面不会出大的纵漏。S公司股价的走势也证实了这一点。 
     由于我们切入的时机把握得比较好,在14—15元一带开始吸筹,大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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