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1994年7月29日，各大传媒刊登了1994年暂停扩容等重大利多政策，水深火热已大半年之久的股民纷纷奔走相告。我那时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再次筹措资金，抄底入市。
大盘在一个多月之后就收复了千点大关，这时20元以上的高价股已经不少，一直逆市上涨的界龙这时却一直蛰伏不动，是整个行情上涨幅度最小的。该涨的都涨了，不该涨的也涨了。这时市场的注意力开始转到界龙股票上了。不少人打电话给我：“界龙该动了吧。”
既然市场认为该动了，那么人心所向，也就水到渠成了。正好界龙的职工内部股也在上市半年后快解冻了，市场认为庄家肯定要炒一把，因为股指己经创新高了，所以界龙这次肯定也要创新高了。但股市从来就没有肯定，当市场憋足了劲要炒最后一把时，我就将手中已经握出汗来的界龙在两天之内，从26元到30元全部出清了。
听说接最后一把的是后来几年在市场上叱咤风云的大庄家——南方某证券公司江苏分公司的大机构，据说他们是在套了三年之后才割肉出局的。
股票出清，一结帐，扣除融资成本及有关费用后也有近半亿的利润。这儿要澄清一下市场的错觉：市场总认为某股从几元（最低价）涨到几十元（最高价），庄家有十倍利润。实际上此言大谬，看一下最低价与最高价的成交量，再算算庄家的持仓量，就可知道，斩头去尾，付掉资金成本后，庄家即使能顺利出局，利润率肯定不如跟庄高。当然，由于资金量大，绝对利润数还是不小的。
通化东宝“滑铁卢”
1994年9月底10月初，当大盘在1000点上方徘徊时，我在手中没有一股股票的情况下，提出“休息”，至少也要等大盘回调后再来操作。撑船的太累了，需要休息；坐船的太舒服了，需要继续。
1994年4月在上海商城二楼卡拉OK包房内，在资金上与我们合作的浙江某地区信托公司上海营业部的老总说：“马老师，反正资金还未到期，我们再合作一次。大不了再像界龙一样，那么困难我们都过来了，还怕什么？”此君大有其老家的“铁头”气概。边上众人也一起附和，我那不安份的心又开始躁动了。
上市的新股中有一只通化东宝，从报表看业绩还不错，其主打产品“镇脑宁”的广告当时在各种传媒铺天盖地，而且其人工合成胰岛素的项目，这时已经试制成功在望，尤其流通盘仅1200万股，与界龙也差不多。于是我决定将通化东宝炒作一把。
1994年8月24日，通化东宝上市，开盘在18．58元，两天后开始回跌，在13元一线我开始吸纳，但感觉也有人在与我同步吸纳。因为当时自我感觉太好，所以也没有怎么在意。实际上这往往是庄家翻船的原因之一。从前炒界龙时我也知道有人在乘船，但数量不大。当庄家资金不足时，甚至希望有人帮他一起吸纳锁仓。但与庄家同步进货的“老鼠仓”情况就不同了。（知悉庄家底细的资金悄悄入场，称为老鼠仓。老鼠仓如不加以控制，会导致做庄者满盘皆输，故其是庄家的严加防范的对象——编者注）
在我连续不断地买入下，通化东宝股价从13—14元一线迅速上升至1618元。这时我手中大约还有1亿资金可用，当时我以为做到20元应该没有问题。
实际上，1994年国庆以后，并没有出现市场所期望的“第五浪”，沪市迅速地从千点之上向下滑落。我却像鸵鸟似地只看自己的股票，认为凭实力就能打上去。实际上周围有人在18元以上出货后提醒我减磅。但我一看20元以上抛压很轻，一心想再创奇迹，一鼓作气做到20元以上。
但危机终于又发生了。当我从20元以上想强行冲击22元时，四面八方抛盘铺天盖地而来，我也像发疯似地一路狂扫，但终于红马夹在电话中说：“资金全部用完，公司不让买了，马先生，20元以上还买进干什么呢？”我无言以对，只能听任股价下跌。因为一旦大接盘没有了，股价很快跌至18元一线，我想减磅也已经没有机会了。
由于大盘是从333点起涨至千点以上再度回落，所以几无反弹，而且这时主力资金己经逐步往新的投机性更强的品种——国债期货上转移，所以股市资金不断抽出，成交日见稀少，原先不少跟风大户，也逐步转入国债期货的新战场去了。加上时近年底，各机构在8——10月份行情中已经赚得盆满钵溢，急于结帐，资金也不肯出借了。这让我又一次陷入大把筹码被套无法出局的困境。
由于当初是万国证券营业部与张总公司出面签合同，具体操作的事由我受托，所以在上半年筹码转出去融资托盘时，万国知道后，只是通知医药股份张总，他闻讯到沪后我陪他到几家合作单位一谈，很是满意，并表示要长期合作，赚钱了皆大欢喜。一旦被套资金出不来，话就不那么好说了。
医药股份老总按合同找到万国，万国说筹码不在我们公司，他说要按合同追究万国疏于监管，万国说你们同意之后默认的。于是大家不欢而散。
双方终于在有关部门的协调下坐下来了。按中国的惯例，我的个人身份较敏感，因此自然而然地首先有人会问：“他在里面赚了多少钱？”好在我这个人钱看得不重，实际上这一年来确确实实是在为他人打工，而且把自己的老本也一起输在里面，股价下跌时，自己的股票也没有想到抛一股，回此深得万国与医药股份老总的信任。
我很庆幸自己没有找错合作对像。迄今为止，我对于自己性格偏激、操作失误给他们二位带来的负面影响，还有着深深的歉意。
1994年底，除亲朋好友个人委托我运作的少量资金之外，过去手中的全部筹码己被冻结，而且还不知如何了结。我精神上也沮丧到了极点，但好在我对生活要求本来不高，有市中心的三室一厅住，也留了几十万生活费在家里作为退路。因此我那时自嘲说；“我目前大概是上海最穷的富人，最富的穷人。”
股票是不能做了，但证券公司还是天天去，富丽华的操作室已经退掉，大家一起挤在万国证券的大户室里。有一天我对经理小贺说：“贺总，是不是允许我看看行情。”因为与小贺交往多年，彼此很熟了，她一如往昔大大咧咧的口吻说：“马先生，你还看什么行情呢？你手里这点钱赚了付利息的利息还不够呢！”她又好奇地问我说：“你原来是几千万大户，现在一下子没有钱，还碰上这么大的事，我看你与从前也差不多，还是很乐观的么。”我淡然一笑：“股市里的输赢并不影响我的实际生活水平。有几千万我也是这样生活，现在股市里一分钱没有，我还是这样生活。你还记得我去年高峰时讲的话么：人的钞票有多有少，水平、地位有高有低，但人格上都是平等的，而且人的快乐与否与金钱无关。”
话虽如此说，但内心还是渴望能早日走出低谷，不说再铸辉煌，至少不像现在这样狼狈。但到底何时才能走出低谷呢？我心中充满了迷茫。
说来还不由人不信，到1995年秋天，转机还真的来临了。我手头可供运作的资金又到了千万元以上。其中一笔是原来有一家本地上市公司在1994年与万国签了2年合同，也是由我运作的。与张总他们合作失败后这部分资金就不让我动了。但到了秋天，这批资金解冻了。他们对我说：“反正是你介绍来的，也一直是你在运作，你带到别处去做，以后由你们公司还给他们算了。”
还有一笔是在以前用过的账号中发现有一些没有抛掉的股票。原来做庄出货时大笔大笔往上挂，全部挂出去后，不等于全部成交了，由于资金量大，往往将总资金汇拢差不多就算了，根本不可能一张张去查交割单（我以前做股票一直是不要交割单的）这样事后一个个账号清点，多多少少总会有一些存底货。我内心感叹：“天不亡我。”小贺也说：“还是你们做大户好，扫扫仓库还会有这么多货。”
于是我拿着这些存底货又找了几家公司融资。因为1995年除了在“暂停国债期货交易”后暴涨3天，又被“1995年扩容50亿”压下来后，股市一直处于低迷状态，一蹑不振。券商日子一不好过，又祭起了“透支”的法宝，于是我手上可以动用的资金又到了二三千万。
当时我们瞄准了从来没有炒作过的基金板块，尤其是沈阳“四小天鹅”——富民、久盛、农信、兴沈，其流通盘均不超过5000万元，价格最低时才1．50元左右。加之当时已有准备推出证券投资基金的说法，大盘的淄博基金又有增发题材。于是在1995年夏天，小盘基金的炒作开始启动了。
中国股市凡是第一次推出的新题材、新概念总是容易炒作成功的，因为谁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一旦大家明白了，也就没戏了。沈阳“四小天鹅”很快轮番炒作到5块左右或以上，这样6000－7000万盘子的广东海鸥基金2块多的价格就显得便宜了。而且该基金还是全流通的，还有一个“基金举牌”题材。于是我们又逐渐将资金移师到广东海鸥。我又别出心裁地提出了“天鹅跳跃，海鸥飞翔”的口号。加上当时我的固定的股评讲座每周已扩充至3－4家之多，也有一定的群众基础。
“海鸥”从3元开始启动，很快就接近了5元，引起了广大股民的关注。这时，迄今还名噪一时的上海某咨询机构负责人王先生找到了我。他直言不讳：“马先生，海鸥你们准备做到什么价位？”我也坦率地如实相告：“现在5元多，比照四家小盘基金均在7元以上，海鸥到7元应该没有问题吧。”他摇了摇手说：“不止，不止，依海鸥的情况，完全应该到10元，价格在四小基金之上。只要你马先生不出货，我们通过每天的传真与168电话，可以组织力量打到10元上面去。”我没有多想即表示同意，就此分手。
第二天开始就不断有股民打电话给我，说该咨询机构发的传真认为海鸥基金可以到10元，有收购与增发题材云云。谁料想，三天之后，海鸥冲高至7．90元就开始大幅下滑，不少股民来电说：“马老师，你们是不是出货了？”我莫明其妙：“没有啊。”“那怎么那家传真里说庄家已经出货了呢？”我当即打电话给王先生，他支支吾吾地说：“有专家分析说基金不可能增发，所以我们出货了。”我说：“出不出货你们自己决定，但哪个专家说的？依据何在？”他顾左右而言他地搪塞了。
当天就有不少股民去电管理部门，说该咨询机构造谣惑市，后来好像该公司被罚了款。
到1995年秋冬，基金与股票明显地形成了“跷跷板”行情。（很长一段小盘基金与A股行情总是一涨一跌反向而动，称为“跷跷板”——编者注）但由于自己多头情绪严重，资金量太大又难以掉头换筹。终于在12月9日基金暴跌时，我又不识时务地进去托盘。尽管原先进仓早成本低，但年底一结帐，付清利息后，还是只打了个平手。但年底上证指数已经跌到了“ 555”点，我总算是跌了指数没输钱吧。
经过几年在股市的折腾，尽管在金钱中大赢大输，几乎没赚什么钱。但几次市场风险却扎实地给我上了风险之课。
爆炒“S” 行云流水
因为1997年5月大盘回落后在1000点上下至1100点之间胶着调整了几个月，我们认为这是启动项目，建仓进货的最佳时机。那么选什么公司为目标呢？
我们选择了S公司为目标。因为S公司作为一家高新技术开发区上市以后从未真正被炒作过，也就是其潜在价值还未得到挖掘。而且其5000万股的流通盘大小适中，可进可出。加之毗邻上海，与上市公司联系很方便。
S公司的老总是不多见的女强人，在当地及省内是小有名气的巾帼英雄，与我方的王董一见双方均有相见恨晚之意，彼此对于能够发挥各方优势，强强联手均表满意，并对合作前景充满信心。因为这类事历来是上不得台面，不能见诸文字的，只能凭感觉，完全是口头的“君子协议”，有哪一方临阵脱逃或者夸下海口到时不能兑现是要翻船的。而其中对大势的判断，对个股走势的把握却是很关键的，这些具体的责任都是落在我身上的。好在有了前几次的经验教训，加上对近几年政策把握的功底，自信在这两方面不会出大的纵漏。S公司股价的走势也证实了这一点。
由于我们切入的时机把握得比较好，在14—15元一带开始吸筹，大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