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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针，亦只针对一端一方而言。如称方向，则东西南北共四方，所向只其一方。子贡方人，孔子曰：“夫我则不暇。”孔子只言人生大道，那些有关他人的小处，孔子就不去加以批评了。
方指空间言，亦可指时间言。如云“方今”、“方兴未艾”，方亦只是当前之一时。庄周言：“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时间如此，空间亦如此。大方则时时处处皆然，故人人可得以为法。诗云：“定之方中”，便见有不方中处。方中乃仅指一刻一隅言，过了此刻此隅，便不见有定了。
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子方乃见有孝，父方乃见有慈。所谓止，便兼有变动无止之义。举一隅，贵以三隅反。人道有万方，亦有万法。人生之道子变动中求停止，必知此义。
又如“方言”，亦只仅可通行于一方。而大雅则可通行于四方，即其大全处。故大方乃可贵。
但中国人又称“方外”。位有定，而方外则不可定。要之，方亦只是一具体字，非一抽象字，此义不可不知。
又中国写字称书法，演剧亦称戏法，凡此等“法”，皆涵规矩法则义，故亦称法规法则。是法亦犹规则，又如言法律。在音乐中亦有五声六律，此律亦即音乐中之规矩法则。今西方人言技巧，乃在科学界之机械变动中。而国人乃以方法二字当之，则涵义差失太远矣。
二
方者，集四隅为一方，有空间静定义。法者，水流和平向下，不溃决，不枯竭，永是如此，兼有时间流动义。故中国人称“方法”，乃一标准模范，处处如是，时时如是。乃如水流之平匀稳定，时常流行。故中国人称方法，实是一种道义。今人称方法，乃是一种手段或技巧。果使手段技巧而能进乎道，乃始成为方法。为学做人皆当有方法，但方法异于技巧。技巧乃手段造作，非道义功夫。其间有大不同，不可不辨。
中国古人称“大方之家”，今犹称“方家”。一曲一隅不成方，其曲其隅必可推而通乃成方。今称专家，则专指一隅。纵其极有技巧，倘不能推而广之，通于他家，则又何得成为方。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水流之去，须时时去，不停不变，乃为法。偶一停止不再流，偶一溃决成横流，皆不得成法。
故专尚技巧之方法，必成为变乱世。必尚道义之方法，乃成为治平世。中国广土众民五千年文化大传统，乃有其方法可寻，而非技巧之所得预。史迹具体即可征。
（七）平安
中国人最重“平安”。宋儒胡安定，读书泰山栖真观，得家书封面有平安二字，即不开阅，投书观外涧中。此见平安之可贵。既得平安，又何他求。
今先言“安”字。女性居家室中谓安，非闭户不许出，乃其心地自安。居之而安，俗称“安然”。又称“安贫乐道”，“安居乐业”。又称“安分守己”，只此一分，便可安可守。故中国人居家对长上，朝夕请安。西方人则道好。“好”与“安”不同，好在外有条件，安在心可无条件。又称“安定”、“安宁”、“安康”、“安祥”，只此心得安，便定、便宁、便康、便祥。又称“安之若素”，索即平义，今人言平素。《中庸》言：“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践行乎贫贱，素患难行乎患难，素夷狄行乎夷狄。”素即日常生活，更无其他钩搭牵挂，亦称平居。俗又称平素，不增添，不加夹，故称素。日常如此，亦当安之若素。平素常素亦称平常。能有常，便可安。变则心不安，故须能处变如常。纵使增加了种种花样，亦若平居之素。
素又有空白义，一切绘画皆画在白纸上。饮食不加味料是谓素食。人生亦当居心在平空平白处。今人称平等，“等”谓其相类似。一切相类似，则一空二白，更无差异处。如此始能反己自得，但实际亦仍是平常人，平常事。若定要出类拔萃，定要加进了些什么，与人不相似，那便不是一平常人，实际亦将无所得。故必有所得，始称平常。
要做得一平人，其心先得平。要做得一常人，其心须先有常。知平知常，便是一切花样都化去了，空白如一张素纸。其心如此，始得安。贫贱、富贵、患难、夷狄，实都无分别，等如无花样，那其心自安。居在家室内，与出在家室外，究竟有什么两样呢？只因此心不安，乃至花样百出。但古今中外，人与人，生与生，论其大体，皆来自天，又究竟有什么两样呢？贵能视人如天，一视同仁，那就平了安了。
中国道家言人生，先要把人心弄得一空二白。儒家言人生，先要把人心弄得平平安安。俗称“平空”'，平白”，则已会通儒道而一之。中国人又称“平淡”“平和”。“和”字易懂，“淡”字难懂。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戚戚即是不淡不和义。但人又有至亲至戚，哪能处亲戚亦淡然呢？这里又该有深义。当知人性中有孝、弟、忠、信，能淡然出之，则虽惊天地而泣鬼神，此心亦若平安无事。此处则须学。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但孟子则曰：“彼人也，我人也，彼能是，我何为不能是，我何畏彼哉。”主要亦在学，此心即平安。又曰：“平易近人”，“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险以侥幸”，则平安非难，贵能安居而已。今人则必以不平之心，创为非常之事，则终其生而不得安，亦固其宜。
中国人又称安步当车，平步登天。如何安步？如何平步？此中皆大有讲究。能知人生之一切皆平，一切可安，自能平步安步。毕生平安，就在此一步上。又曰“治安”“治平”。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能知水流之治，斯亦知人生之得其平安矣。此“治”字则须求之雅言，而俗语未之及。
诗又言：“从容中道”，人能见善则从，见恶则容，斯一从一容，则无不中道矣。人之能从容，即象其平安。今人则不肯从而必违，不肯容而必拒，一违一拒，又何平安之可言。
（八）消化
“消化”二字，连成一语，人人能言，老幼皆知。但若分作两字来作解释，则涵义深远，亦可由此以明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矣。食物进口，投人胃肠，即消散，消耗、消亡，不复有其原形之存在，由是以营养全身，由臭腐化而为神奇，复由神奇化而为臭腐，由大小便中排泄以出。民以食为天，而其消其化，则在人之肠胃。其先为食物，后化为非食物，此非可以明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乎？而即在人人反身而求，当下可得。
然虽人人同有此肠胃，乃人人各不知此肠胃之何以消，何以化。是则消化功能虽在人，仍属天，此之谓“一天人”。内之如当身，外之如不知几何百万年前，自有人类即如此，是谓“合内外”。非一天人而合内外，亦无以明天人之际，与通古今之变。
又有“消息”二字，其义亦同样深远。息者从鼻从心，有生息义，有息养义。即如呼吸，一出一入，一去一来，亦如一种消化，乃为一种消息。然孰知息之必待于消，又孰知消之即成为息。死生存亡，成败得失，吾道则一以贯之矣。
《易传》言：“一阴一阳之谓道。”但《易》卦先乾后坤。濂溪《太极图说》亦谓：“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则言天道必先阳。又曰：“主静立人极”，则言人道仍先阴。化与息应属阳，消则属阴。消化、消息，亦皆先阴。又言变化，言休息。《中庸》言：“动则变，变则化。”一日三餐即其变，无变又何来有化。休，停止义。然一呼一吸，决不能停止。《大学》言：“知止而后能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则止非真止，静非真静。终始连言，亦先终后始。此犹言消化、消息。
“消”之反面为“积”。荀子最好言积。孟子则言养，曰：“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养则有化、有息。气亦可言气化、气息，中国儒学传统荀终不如孟。道家庄、老多言消减义，不言增积义。《中庸》《易传》会通儒道，而消损义则决不下于增益义。今人好言积极，不好言消极，斯与吾文化大统必有所背矣。
今人又以阅读报章新闻谓“打听消息”，此语大有意思。如当前美苏裁止核武谈判，岂非举世一大新闻。然必当知其中何些当消，何些当息，何些可消，何些可息。此会议已历有年数，本届已属第三次，以前消息如何，约略推想以下消息。中国人言鉴古知今，全部二十五史，盛衰兴革，亦即中国民族传统文化之大消息。若必排除旧有，乃可开创新设，此种消息，窃恐难求。
消息在听不在看，此亦有深义。中国人重声音过于颜色，色必附着，声则空灵。故中国人言聪明，聪在前，明在后，不言明聪。光色已有不同，声光仍有不同。语言先后，高下自别。故言痴聋，不言痴盲。痴即如聋，聋即如痴。暮鼓晨钟，乃在震其耳。天将以夫子为木铎，铎声亦入耳，胜于阳光仅照眼。故言销声匿迹，声可消，光与色则不言消。
又如言“不听教诲”，非不听闻，乃不同意，不赞成，是不听乃在心。与心不在则听而不闻大不同。又如云“听人摆布”，“言听计从”，此听皆在心。又如“百闻不如一见”。闻，指听人言。见，乃亲见之。人言不可信，与所谓耳提面命者又不同。若指耳目之官之功用，必先耳后目，继之以口、鼻、舌，其高下轻重又可知。
中国人以口之，一官，放于耳目之后，此意尤大可味。物之入口，仅以养身。声入于耳，乃可以听及他人之心性，以养己之心性，养德养神。故人之口与禽兽无大异，人之耳乃与禽兽大不同。孟子曰：“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果以五官言，则必先耳后目，而后及于口。此亦自然界生命进化一重要消息。
中国人又言“不消如此”，此语尤有深义。消化、消息皆重消，但不言可消。当消必消，不消如言不需。可见消乃人生所需。又言“不屑”，不屑之教诲其义又重于不消。此皆当明得“消”字义，乃可引申明得“不消”、“不屑”义。中国人称“不肖子”，此“肖”字亦兼涵有“化”字义。父母之于子女本具教化之责。子女于父母则不然。故父顽母嚣，亦不称不肖。
此皆以俗语上推之雅言，而可探听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些大好消息。今人必鄙弃雅言，提倡俗语，此一消息恐不甚好。偶举八例，略加阐申，触类旁通，以待读者。
（九）中和
《中庸》言：“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今按：此章率性修道皆指人事言。事见于外，其蕴藏于内者则为情，即喜、怒、哀、乐、爱、恶、欲之七情是也。未发谓之中，谓其当未发时，不偏不倚，正位居中，故能发而中节。倘先有偏倚，或有宿喜，或有藏怒，则先已失中，其发亦未能有适中之和矣。此“中”字当先自有涵养工夫，故“中和”连言。非专指其藏于内，乃指其藏于内而先自有其中。
（十）事情
一
俗称“事情”，事在心外各不相同，但事在心头不免因事生情。情则可以大略相同。如太阳晨起晚落，此属事。但日起日落，人心对之生情，则对朝阳可与对夕阳同。人情必相异。此人之情亦可与他人同。甚至千百年之前可与千百年之后同。中国诗人之咏朝阳夕阳，大体可证。
故事不同，而情则同。此一同处，中国人俗语称之曰“境”。如言“境遇”、“境界”。中国人言人生，极重此一境，故又称人生之境界。实则人生渡越此境界。如孔门颜渊，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优，回也不改其乐。此见同一境，而处境之心情有不同。近人重西化好言境遇。中国人生则在此境遇中求性情。周濂溪教二程兄弟寻孔颜乐处，即指示人生重要意义重在此境遇中。当知乐处即在心情上，不在境遇上。近代人西化，务在外面境遇上求，不知在自己内部心性上求。此则中西文化大相异处。而吾国人今日已不知其辨矣。
今日世界则正在大变中，西方人向外求，到处碰壁，今始反而知改，转向内部求。如美苏核子谈判，即其一例。又商业、经济亦渐向内部求。如英如法，如其他各国，当前经济亦都同向美钞价值求，但心情内外有变，此即其一例。
二
行事表于外，必有其存于中者。当求表里一体，非可分割以为二。俗称事情，其中亦有甚深涵义。昧者不察，徒见其事，而不审其先自内蕴之情，则事而非事，并有适相违逆者。故《中庸》继此即提出一“诚”字来。诚则已发未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