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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本书开始时指出了科学进步常有的辩证性质，学科与对手学科相接，对手学科通过把学科还原为更基本的规律而成功地重新组合排列了学科的现象，但是，随着相互作用的增长，学科中所生的新的综合又深刻地改变着对手学科。我认为，生物学，特别是神经生物学和社会生物学，将作为社会科学的对手学科而存在，我现在进一步认为，生物学中内在的科学唯物主义，将通过对心理和社会行为基础的重新考察，成为人文学科的对手学科，没有什么孔德式的实证主义革命会发生，也没有什么基本科学文化的突然创造。转化是逐渐进行的，为了强调包括意识形态和宗教信仰在内的人文学科的中心问题，科学自身必须变得更加成熟，在某些方面要有特别熟练的技巧，以处理人类生物学中的特殊问题。
我希望，随着这种汇流的进行，一种真正的好奇心将重新进入变宽阔了的文化，我们需要更清楚地阐明未知的事物，自然科学家通过技术片断所谱写的史诗。还有着巨大的缺陷和引人注目的未知领域，而其中最大的莫过于精神的物理基础的问题，正如一个已被部分探明的世界，它在地图上的近似边界是可以确定的，但内部的量值都只能粗略地估计，科学家和人文学者能比过去更进一步努力明确各种伟大的目标，使有教养的人们能朝着这些目标展开发现的航程。未知和惊人的事物在前面等待，这些事物象在那些充满了早期奇迹的日子里一样可以想象，在那些日子里，最初的欧洲探险者来去于那些新大陆之间，第一批显微学家观察细菌在小水滴中游动，随着知识的增长，科学必然日益强烈地刺激着想象。
无可怀疑，这一观点将被一些人作为自然科学至上主义而加以反对，这些人认为经济和社会问题在任何场合都是最重要的，这种反对意见中有着几分真理，确实，还有什么东西象撒哈拉和印度的饥荒以及阿根廷和苏联监狱的死亡那么重要呢？但正因为如此我们应该问一问：我们想不想更深刻更全面地知道，为什么要关心那些事情？什么时候这些问题才能得到解决？解决以后又怎么样？任何一个政府明确的任务，是使人在某种高于动物存在的意义上的自我完善，在几乎一切社会革命中，除了革命的献身精神以外，最高的目标就是教育、科学和技术——三者的结合不可避免地把我们引回第一和第二困境。
前述的观点还将遭到另一些人甚至更为坚定的拒绝，这些人注情感需要是从传统的组织宗教得到满足的，他们将坚持，上帝和教会不可能仅仅由于科学神话的竞争就趋于消失，他们是对的，作为原始推动者的上帝仍然是一个可行的假设，虽然这一概念是多么不确定和不可检验，宗教仪式，特别是入教仪式以及国家宗教的神圣化，都深深地植根于现存文化的一些最重要的原素之中，并与之相互结合，在找到它们的根源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它们还将继续存在下去，单是死亡的痛苦就足以保证它们的存在，硬要认为对人格化的、道德化的上帝的信仰将会消失，那是十分武断的，就正如因为科学唯物主义将把神话的力量用于各种目的，就粗率地试图对未来仪式的形式作出预言一样。
我也不认为科学的概括能够取代艺术，或者成为一种给人以陶冶的艺术共生体，艺术家，包括有创造性的作家，把最有个人特征的经验和想象用一种直接的方式表达出来，使观众在情感上接近他们所表达的知觉内容，科学可望解释艺术家、艺术天才，甚至艺术本身，它将越来越多地利用艺术研究人类行为，但其目的不是在个人水平上表达经验，也不是从它按定义最为关心的规律和原理中再现丰富的经验。
最后，我并不认为科学自然主义会演变成为另一种形式，以代替有组织的正式宗教。我的思路直接继承了赫胥黎、沃丁顿、莫诺、鲍利、多布赞斯基、卡塔尔以及其他人的人本主义路线，这些人曾冒着危险去探寻蛇发女怪戈尔更的面容，但是，由于下述两个理由之一，他们都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他们或者否定万物有灵论式的宗教信仰，或者提倡把它幽禁在精神中某个温和的储藏所，在那里，它可以在理性努力的主流之外，作为一种文化交系而存在，对于知识的力量和超越人类精神的进化过程的思想，人本主义者表现了感人的忠诚。我认为，应该修正科学人本主义，这就要求承认，宗教信念——个人和团体身分的神圣化、对伟大领袖的专注、神话创造等等——的精神过程代表了一些有步骤的倾向，这些倾向的自足的成立，通过成千上万代遗传进化，在大脑的神经组织里面结合起来，它们本来就是那么有力而不可消除，并且位于人类社会存在的中心，而它们的结构是大多数哲学家过去所没有估计到的，我进一步认为，科学唯物主义必须在两个层次上顺应它们：（1）把它们看作极为复杂而有意义的科学难题；（2）把它们看作动力，随着科学唯物主义本身被确认为更加有力的神话时，它们将不断转向新的方向。
这种转化的速度将不断增长，如果有知识的社会文化确实优于知识贫乏的社会文化，那么仅仅因为这一点，人类的使命就是去了解，卢德派和反文化主义者没有掌握热力学不等式或生化疗法，他们老于茅舍，死于未央，如果文化有着统一的目标，它的学习速度就将比相反情况的学习速度迅速得多，它的学习将以自动催化的方式增长，因为科学唯物主义是唯一的神话，它让我们从对纯粹知识的顽强追求中树立伟大的目标。
我相信，由此产生的一个重要结果，将是对历史的日益精确的描述，维科、马克思、斯宾塞、斯彭格纳，蒂高特、汤因比以及其他最有创造力的社会理论家的伟大梦想之一，一直是要找到能预言人类未来的历史规律，他们的蓝图和努力成效不大，因为他们对人性的理解缺乏科学的基础。用科学家乐于采用的方式可以这样说，他们的理解停留在极不精确的数量级，看不见的手仍然看不见，对芸芸众生的理解是那么可怜，更无法考虑他们行动的总和，今天已有理由支持这样的观点，每一社会的文化都沿着进化路线集合中的某一条发展，而人类天性中的遗传规律，却制约着这一集合的整体路线分布，这一分布仅仅代表了在没有遗传规律制约的情况下所有可能路线的一个小小的子集，但就这样我们也已从人类中心说向外作了很大的扩展。
我们关于人类无性的知识在不断增长，我们将开始在一个更客观的基础上去选择价值系统，我们的精神和大脑最终将融为一体，而随着这一切，进化路线的集合将进一步收缩，我们已经知道，就拿两个极端并且对立的例子来说，绝对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者威廉？格雷厄姆？萨姆勒的世界和无政府主义者米海尔？巴枯宁的世界在生物学上都是不可能的，随着社会科学成员为具有预见性的学科，可能的进化路线的集合不仅在数量上将要减小，而且我们的后代将能沿着这些路线看得更远。
这样，人类就将面临着第三个或许也是最终的精神困境，今天人类遗传学与所有其他科学分支一道迅速成长，大量有关社会行为遗传基础的知识将很快积累起来，依靠分子工程并通过无性生殖的迅速选择去改变基困复杂性的技术将会实现，最低限度，通过常规的优生学，缓慢的进化变化是可能的，人将可以改变自己的天性，那么它将选择什么？是仍然在某种程度上已过时了的冰河期适应所仓促形成的基础上步履艰难，还是凭借不管发展或退化了的情感反应能力致力于更高的智慧和创造？新的社会性将点点滴滴地积累起来，从遗传上模仿白臂猿近乎完善的核心家庭或蜜蜂和谐的姐妹关系是可能的，但是我们这里谈论的正是人性的本质，或许某种东西已经存在于我们的天性之中，将使我们无法作出那样的转变，不管怎样，而且幸运的是，这第三个困境属于未来时代的人们。
在进化史诗丰满的精神中，现代作家常常呼唤经典的神话英雄来说明他们对人类困境的见解：存在主义的西西弗斯，用对他来说是唯一可能的手段实现着自己的命运，踟蹰的阿林拉，在公正的土地上怀着良心置身于战争，灾难的潘朵拉带给人类种种俗世的疾患，而永无抱怨的阿塔拉斯，肩撑着有限的大地，在这个时代普罗米修斯已不再是一个流行的英雄形象，他让位于资源限制和有分寸的谨慎，然而我们不应失却对他的忠诚，让我们一起来回顾埃斯库罗斯笔下的本真的普罗米修斯：
齐唱：或许你走得比你所说的更远？
普罗米修斯：由于我，芸芸众生不再关心自己的命运。
齐唱：你让他们怎样去战胜这种弱点？
普罗米修斯：我把含蓄的希望放进他们心中。
自然科学真正的普罗米修斯精神意味着，知识和对物理环境的探索会带来人的解放。但是在另一个层次，在新的时代，它也会构造科学唯物主义的神话，这一神话遵循正确的科学方法，强调精确性和对人类天性最深需要的深思熟虑与诚挚的依赖，并用含蓄的希望鼓舞自己：脚下新的旅程，将把我们引向遥远和美好的地方。（林和生译） 素心学苑 收集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