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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另一个角度上说，医务人员一定要了解基础治疗和消费医疗的区别。有时治病救人是给他人提供基本的医疗，但在有些地方则是做“生意”。比如各种美容手术、器官移植、人工授精、试管婴儿就不属于基本医疗的范畴，而是患者的医疗消费。当然这并不是要求所有进行基本医疗的医生都提供宾馆般的服务，但至少提供消费医疗的从业者应该有服务的理念和态度。
如今，我们到超市、餐馆或者任何其他地方消费，我们都是消费者，而唯独到医院就不行，那怎么能让别人接受？医生的心态没有调整好，医患之间就很难达成真正的理解。
中国很多基层医疗机构—如合作医疗—都解体了，但这些机构应该重新改革建立起来，大城市中的地段医院、基层保健所也应有所调整，让其承担最基本的医疗服务，而不是成为所谓的治疗不孕症、肛肠病、肝病、肾病的“中心”，致使街道医院广告漫天飞舞。大学附属医院提供基础服务的不应当是现在的专科医生，而是全科医生，也叫基础保健医生，这部分医生经过四五年时间的学习就能达到要求，国家对他们的投入相对小。在一些大的城市，因为消费者群体众多，部分大型医院基本上属于消费型的医院，可以根据市场情况定价，市场会自然调节。
基础医疗中药物和治疗都应当是最基本的，剔除贵重药品不会影响患者的医疗质量，消费型的医院则真正从服务模式和服务质量上获取生存空间，同时国家起到监管的职能，进行正确的管理。
什么是过度医疗主持人：近来，很多中国老百姓第一次听到了“过度医疗”这个词，以前觉得自己被照顾得不够，现在发现被“照顾过头”了。过度医疗到底跟哪些因素有关？
讴 歌：在我看来，过度医疗分两种：一种是医学发展到今天，本身的一些缺陷，比如对检查的依赖，已经开始超过医生在更早期的主动判断，有些检查可能不是非做不可，但做了能提供更多的明确信息；另外一种，就是已经违背了医学最基本的道义，明知故犯，比如修改病历、重复收费……
孟凡强：过度医疗是医生在临床工作中发生了超出正常疾病诊断、治疗、化验、检查之外的医疗行为。换句话说就是让患者做不该做的检查（或更为昂贵的检查/化验），服用不必要的药物（或者更为昂贵的药物），以及进行不必要的手术或介入操作。
导致过度医疗的原因有三个方面：首先，体制的问题。我们现在说的过度医疗主要指公立医院（个体、私营医院更毋需多言）。虽然名义上是公立医院，如各省的人民医院、各大学附属医院，但是从工资结构来看，国家只给40％的工资，60％需要医院自己创收，而且这只限于工资。现在医生的工资收入只是整体收入的一部分，甚至是一小部分，另一部分是奖金，完全从医疗行为中产生。这些国有大型医院实际上也在追逐利润，因而就很难避免过度医疗，个别的厂矿、企业医院经济上几乎完全自负盈亏，钱从哪儿来自然不言而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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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事之痛（3）
连载：医事作者：讴歌出版社：北京出版社为了增加收入，有些检查可做可不做，医生可能建议做：第一，锻炼了年轻医生的技能；第二，增加收入；第三，可能会对疾病诊断多多少少有一点帮助。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可能会是过度医疗。
其次，医生方面的原因。医生通过多做一些事情，多拿一些收入，有时是有意的，但有时纯粹是因为疾病未充分发展，医生一时不能识别出来，或者医生经验有限—此时的检查会更多。
最后，不能忽视的第三方面原因就是患者或者患者家属的因素。包括很多不同的情况，比如一部分患者不管检查有用没用，先做了再说，这里面有自费看病，但更多的是公费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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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针扎向医学的敏感伤口（1）
连载：医事作者：讴歌出版社：北京出版社在一个网站，看到这样一篇朴实的短文，一个台湾网友写的，题目叫《我希望遇到一个什么样的医生》：我希望遇到一个能够真正关心我，愿意真正了解我的人。我希望他不只能医治我肉体上的病痛，也能解决我性灵方面的问题。他最好是我的朋友，也是我灵性的导师。
我希望遇到一个不会在乎我是谁的医生，不管我有没有钱，他都愿意帮助我，在我最软弱的时刻他能帮助我站立起来，在我最绝望的时候他能让我重燃信心。
我希望遇到一个体贴的医生，他能知道我心深处的秘密，能从我微小的一举一动中，洞察我的心，让我有被了解的感觉。
我希望能遇到一个知道如何才是真正的沟通的医生，他不会连看都不看我一下，他会随时跟我分享他心中的想法，让我知道他，也让他知道我的心怀意念。我们应该要时常对话，不对话没办法了解对方在想什么。
我希望遇到一个真正懂得爱的医生，他不只爱病人，他也爱那些跟他作对、排挤他的医生，因为这样就比较不会出现派系斗争的局面。医院的气氛好，不管对医生对病人都是一种福音，你说是吗？
文章写得朴实，就像我们心底希望的那样。但你读完，肯定还会感叹：在眼前这个世界里，能达到这五个“希望”的医生在人群中的比例，基本等同于恐龙在生物界的比例。只是你心中依旧掩藏着这样的希望—虽然一旦进入那个“冰冷”、“官僚”的医疗世界，大多以碰壁收场。
如果有人说这样的医生确实存在，那可能首先是出现在教堂，而不是医院。这件事，相信我，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外国，都一样。
现代医学发展到今天，正一步步进入科学至上的世界。那些头戴新概念面世的新药、巧夺天工的医疗技术、铺天盖地的研究进展信息，让人在美丽新世界中眩晕。但在繁花似锦的背后，医疗也已经变成多种复杂关系的大杂烩，医生和病人之间的温情似乎再也无法重燃。这不免让人神伤。
如果你面前有两位医生，一位技术高超但待人冷漠，一位医术平庸但和善慈祥，你会选择哪个？
相信大部分人还存着一线希望：为什么不能两者兼有呢？
朋友小何说，如果只能选一个，她会选择后者。这个年轻人向我历数自己为数不多的几次看病经历，试图从其中找出—一个普通人在复杂医疗世界的立足之道。而在她看来，医生首先要有人情味。
小何的一次看病经历，是在被老板恶整的那几个月中。成为“办公室政治”牺牲品的她，郁闷至极，经常感到胸口闷、呼吸困难、心跳快、手脚麻。她脖子看上去也有点肿，以为是甲亢，去医院看了好几个科，医生都是给她开了化验单，然后看了看化验结果—没事，回家待着吧。
“最后看了个内分泌科的年轻小医生，她看了我那些全是正确答案的化验单，可能看我挺顺眼，也可能碰巧那天不太忙，她就问我最近有没有经受过什么打击或者不顺利。我看她那么面善，就聊起了被老板恶整了好几个月的前前后后。结果，聊完了，感觉好多了。后来她告诉我这叫过度换气综合征，我用她教的方法，不舒服时对着一个塑料袋呼气吸气，感觉好多了。
“这么说吧，如果我面前有一位技术高超但比较冷漠的医生，和一位医术不高但为人和善的医生，相比之下我更喜欢后者。我觉得起码他比较在乎我，有人情味。医生首先要有人情味。”
可惜的是，医学的发展，可能是以丧失温情为代价的。被后辈尊称为“现代科学之父”的乔治。萨顿（George Sarton），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注意到科学的发展带来的可能是人情味的丧失。
“科学的进步，已经使大多数的科学家越来越远地偏离了他们的天堂，而去研究更专门和更带有技术性的问题，研究的深度日益增加而其范围却日益缩小。从广泛的意义来说，相当多的科学家已经不再是科学家了，而成了技术专家和工程师，或者成了行政官员、操作工，以及精明能干、善于赚钱的人。”这段话同样适用于现代医学，从广泛的意义来说，相当多的医生已经不再是医生了，而成了医学技术专家、操作工、医学官员，以及精明能干的生意人。
乔治。萨顿的巨著《科学史导论》，影响了后来许多人，“现代科学之父”的荣誉非他莫属。20世纪40年代，是个什么时间概念？其时，世界上第一台ENIAC电脑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诞生。英国细菌学家弗莱明发明的青霉素，作为人类治疗细菌感染的第一个武器闪亮登场，在反法西斯战争中挽救了大量美英盟军伤员的生命。而卡介苗和链霉素在40年代横空出世，人们畏惧多年的结核病终于得到了有力控制……科学挥舞着大臂，气势恢弘，指点江山，改变山河，一派繁荣景象。
但冷静温情兼具的乔治。萨顿，怀着人文主义的最终关怀，并没有被眼前热闹的科学浪潮所淹没。他果敢甚至大胆地描述了科学发展可能带来的冷漠，人情味可能会因此面临枯萎和消亡：“技术专家如此深地沉浸在他的问题中，以至于世界上其他的事情在他眼里已不复存在，而且他的人情味也可能枯萎消亡。于是在他心中可能滋生出一种新的激进主义：平静、冷漠，然而是可怕的激进主义。”医学一路向前的发展过程中，会迷失并陶醉在纯技术的世界里—如果不及时纠正，有可能就付出了丧失人文关怀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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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针扎向医学的敏感伤口（2）
连载：医事作者：讴歌出版社：北京出版社一针见血的预测，正扎在医学的敏感伤口上。因为医学，其实是一门时时需以人为本的科学，而现在它面对病人，则显得平静、冷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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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人时代远去了，治病时代到来了（1）
连载：医事作者：讴歌出版社：北京出版社小何因为时常发作的腰疼，决定再去医院看病。她问我意见时，我说如果你能做到不厌其烦的话，那么你去吧，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当天得不到医生的结论，因为这年头，肯定是一大堆检查先行。最近小何换了个好上司，她身上也找不到先前“过度换气综合征”的踪影了。心情不错的她，做好了不厌其烦的心理准备。
她去了医院，医院的导医台先是把她分到了妇科，她挂了一个40岁左右的女副教授的号。医生给她开了一堆检查：血常规、血生化、宫颈刮片、B超……其中有些检查她连名字都叫不全，也不知道作何用途。医生跟她说这些检查结果出来了再来。一周后，等所有结果都出来了，医生告诉她：“妇科没事，去肾内科看看。”她去了肾内科，又是一堆检查，一周后，结果正常。医生冷冰冰地说：“我这里没事，去骨科看看。”小何又去了骨科。
“我这里没事，你去××科看看。”小何学着那些专科医生的语调，问我，“你们这些学医的人就这么给病人一个说法的，好像我在他们眼里只剩解剖结构，还按器官系统划分？”
我无奈点头：“是，你不接受也得接受，没见现在是严格分工的时代？大公司可以把员工当一台大机器上的螺丝钉进行定位，医生就不可以也是这样一颗流水线上的螺丝钉？”
这么说，多少有些无奈和不甘，但医生真的有沦为“流水线上的螺丝钉”的那一天。
几天前，朋友打电话问我：“你有没有看高血压或是神经科的熟人？”他说他母亲多年的高血压，最近经常耳鸣、头疼，几年前还做过肠道肿瘤的手术。他担心母亲脑子里有肿瘤。
我问他之前看过哪些医生，他说去过北京有名的心血管专科医院，“但那些医生又不是熟人，不怎么用心，也不认真听我们讲病情，我都不能肯定他们听进去了没有。一边看病一边开药，我们病情还没说完，药已经开完了，开的药跟以前也差不多”。
我知道了，他至少想找一位认真听他们说话的医生。然后，他还问我，能不能把各个科的医生都聚在一起，给他母亲看看，多出点钱也行。我很肯定地粉碎了他的想法：在门诊几乎不可能，必须得一个科一个科地转着看，只能采用排除法。他无可奈何地在电话那头叹了口气。我托人给一位熟识的高血压专家打了电话，说：“我的一位朋友他妈去看您门诊，麻烦关照。关键是您要仔细听她描述病情，关心她，多问几句。”据说看完后，带走的是一张药名相同的处方，但朋友心情不错，说要问的全给解释了。
我们来看看医学在繁荣发展的同时，怎样偏离了以人为本的轨迹，又怎样导致今日的医生和病人一时间难以收拾、难以缓和的尴尬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