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伽利或者克里希纳（Krishna）没有关系。现在这些古老的方法或许已经失去意义了，但是因为佛陀是通过它们成就的，所以它们有一种吸引力。传统主义者觉得：“如果佛陀可以通过这些方法成就的话，我为什么就不能呢？”但是我们现在的处境已经完全不同了。整个大气、整个思想领域都改变了。每一种方法都和特定的环境、特定的头脑、特定的人密切相关。
它的相反的极端就是克里希纳莫尔提的方法。他否定所有的方法。但是这样一来，他就不得不否定佛陀。这是同一枚硬币的反面。如果你否定这些方法，你就必须否定佛陀，如果你不否定佛陀，那么你就无法否定他的方法。
这些都是极端。极端总是错误的。你无法通过极端的立场来否定一种错误，因为相反的极端仍然是一种错误。真理永远在正中间。所以在我看来，旧的方法行不通井不说明没有方法是有用的。它只说明那些方法本身必须改变。甚至没有方法（no—method）也是一种方法。很可能对某一个人来说，只有“没有方法”才是方法。一种方法总是在跟特定的人有关的时候才是真实的；它从来不是普遍的。当真理被普及之后，它们就变得虚假了。所以无论用什么、说什么一直都针对特定的人；针对他的注意力，针对他的头脑，针对他，而不是针对别人。
现在这也变成一件困难的事情了。过去，导师和门徒之间向来都是一对一的关系。那是一种个人的关系和个人的交流。今天这种关系都是非个人的。一个人必须对一群人说话，所以一个人必须做普及的事情。但是普及的真理会变得虚假。某些东西只有在特定的人那里才有意义。
我每天都面临这样的难题。如果你到我这里来问我一些事增，我回答的是你，而不是别人。有时候，别人来问我一些问题，我回答的是他，而不是其他人。这两种回答可能互相矛盾，因为提问题的两个人可能是矛盾的。所以，如果我要帮助你，我就必须特别地对你说话。而如果我特别地对每一个人说话，我就不得不说很多彼此矛盾的话。任何在普遍意义上说话的人都能够保持前后一致，但是这样一来，那个真理就变得虚假了，因为每一个真实的阐述都必然针对特定的人。当然，真理是永恒的——它永远不新，也永远不旧——但真理是实在、是终极。对于一个特定的人、一个特定的头脑、一个特定的态度，方法总是适宜或者不适宜。
我看目前的情况，现代人的变化太大了，他需要新的方法、新的手段。混乱的方法可以帮助现代的头脑，因为现代头脑的本身就是混乱的。这种混乱，这种现代人心里的反抗，实际上是反抗别的事情：身体反抗头脑、反抗它的压制。如果我们用瑜伽的术语来说、就是心中心和肚脐中心反对头脑。
这些中心之所以反对头脑，是因为头脑垄断了人类灵魂的全部领域。这种局面已经让人忍无可忍了。所以大学会成为反抗的中心。那并不是偶然的。如果我们把整个社会想成一个有机体的话，那么大学就是它的头、它的大脑。
由于现代头脑的这种反抗。所以它必然会倾向于宽松和混乱的方法。动态静心可以帮助党知中心离开大脑。这样，使用这种方法的人永远也不会反抗；因为反抗的起因被满足了。他会感到很自在。
所以在我看来，静心不仅是个人的解救、个人的转化；它也可以为整个社会、整个人类的转化提供基础。人要么不得不自杀，要么不得不转化他的能量。
注：1。三昧（samadhi），即禅定。
五、秘密的游戏：一个成长的障碍
首先需要理解的是：身体和头脑之间的分别完全是错误的。如果你以那个分别起步的话，你就什么地方也到不了；错误的开始最后总是一无所获。它无法产生任何东西，因为每一步都有它自己的发展逻辑。第二步将从第一步产生出来，第三步将从第二步产生出来，等等。都有一个逻辑的结果。
所以在某种意义上，你跨出第一步，就已经选择了一切。第一步比最后一步更重要，开始比结尾更重要，因为结尾只是一个产物、一个果实。然而我们老是担心结尾，从来不担心开始；老是担心目标，从来不担心手段。结尾对我们变得那么重要，以至于我们已经想不起种子、想不起开始了。然后我们可以继续做梦，但是我们永远也达不到真实。
对任何一个求道者来说，这种分裂的人的概念，这种两重存在的概念——身体和头脑的、肉体和灵性的——都是错误的一步。存在是不分别的；所有的分别都只是头脑的。正是头脑看待事物的这种方式创造了两重性。分别是头脑的监狱。头脑无法以其他方式工作。要把两个矛盾的事物、两个对立的极端想象成一个，这对头脑来说很困难。头脑有一种保持“一致”的强迫和迷恋。它难以想象光明和黑暗怎么会是一个。这是不一致的、矛盾的。
头脑不得不创造对立：上帝和魔鬼，生命和死亡，爱和恨。你怎么可能把爱和恨想象成一种能量呢？这对头脑来说太困难了。所以头脑要分别。这样难题就解决了。恨对立于爱，爱对立于恨。现在你可以保持一致，头脑也可以安心自在了。
所以分别是头脑的一种方便——不是真理。不是实在。要把自己一分为二是很方便的：身体和你。但是你一分别，就已经走错了。除非你回过头去改变第一步，否则你就可能生生世世地流浪，而最终毫无结果；因为一步错误将导致步步错误。所以要有一个正确的开始。要记住：你和你的身体不是两个，那个“二”只是一种方便。就存在而言，“一”足够了。
把自己一分为二是人为的。事实上，你向来都感觉自己是一个，可是一旦你开始思考它，麻烦就来了。如果你的身体受伤了，在那一瞬间、你从来不会觉得你是两个。你觉得你和身体是一体的。只有在事情结束以后。当你开始思考它了，你才会分别。当下没有分别。比方说，如果有人拿把刀刺进你的胸口。在那一瞬间。你没有分别。你并不认为他要杀死你的身体；你认为他要杀死你。只有到事情结束以后，当它变成记忆的一部分了，你才能够分别。现在你可以看着这些事情，可以思考它们了。你可以说，那个人他打算杀死你的身体。然而在当时的情况下，你是说不出这句话的。
每当你感觉的时候，你都感觉到“一”。每当你思考的时候，你就开始分别。然后敌对就产生了。如果你不是这个身体的话，就会爆发一场战争。问题出现了：“谁是主人呢？是身体还是我？”然后自我开始感到很受伤害。你开始压制身体。而当你压制身体的时候，你也在压制你自己；当你和身体斗争的时候，你也在和自已斗争。如此混乱的局面，它已经变成自杀了。
即使你试着去做，你也不可能真的压制你的身体。我怎么可能用我的右手压制我的左手呢？它们看起来是两个，但是两个里面流动着相同的能量。如果它们真是两个的话，那么压制就是可能的——不仅是压制，彻底毁灭也是可能的——但是，如果两个里面流动着相同的能量。我怎么可能压制我的左手呢？那只是假装而已、我可以用我的右手把我的左手放下来，我可以假装我的左手赢了，但是下一秒种我就可以举起我的左手，没有东西会阻止它。这就是我们玩的游戏。
它被我们玩了又玩。有时候你把性压下去，有时候性把你压下去。这成了一种恶性循环。你永远不可能压制性。你可以转化它，但是你永远无法压制它。如果你分别把你和身体作为起点的话。就会造成压制。所以，如果你的目的在于转化，你就不应该从分别开始。只有把整体作为整体来理解，才能产生转化。把整体误解为各自分离的部分就会产生压制。如果我知道两只手都是我的，那么努力压制其中之一显然是荒唐的。战争变得很荒唐，因为谁要压制谁呢？谁要跟谁斗争呢？如果你对你的身体能够感到安心自在，你就可以起步了，那将是正确的一步。这样分别、压制就不会出现了。
如果你把自己和身体分开来，很多事情就会接踵而至。你越压制身体，你就越失望，因为压制是不可能的。暂时的停火协议可以达成，但是很快你又被打败了。而且你越失望，分别就越大，你和身体之间形成的隔阂就越深。你开始越来越敌视它。你开始觉得身体非常强大，所以你才压不倒它。然后你想：“现在我必须再使劲一点打！”所以我说每一件事情都有它自己的逻辑。如果你以错误的前提开始，你可以继续走下去，直到终点，而永远不会取得任何进展。每一场战争都把你引向另一场战争。头脑感觉：“身体很强，而我很弱。我必须加倍压制它。”或者它感觉：“现在我必须让身体虚弱下来。”所有的苦行都只是削弱身体的努力。可是，你把身体弄得越虚弱，你自己也变得越虚弱。同一种相关的力量始终保持在你和你的身体之间。
你一变得虚弱，就开始感到更失望，因为现在你更容易被打败了。而且你对此也无能为力；你变得越虚弱，战胜身体诱惑的可能就越小，你就越需要加强斗争。所以，第一件事情就是不要用分别的思想来考虑问题。这种分别——肉体的和灵性的、物质的和精神的、意识和物质一仅仅是语言的假象而已。全部荒谬都来自于语言。比方说，如果你说什么，我就必须说“是”或者“不是”。我们没有中立的态度。是”永远是绝对的；“不是”，也是绝对的。任何语言里面都没有中立的词汇。所以，狄·保诺发明了一个新的词汇，叫做“颇”（po）。他说“颇”应该作为中立的词汇来使用。这就是说：“我听了你的观点。我对它既不说‘是’，也不说‘不是’。”
用了“颇”这个词，整个可能性都改变了。“颇”是一个人造的词，是秋·保诺从猜想或者可能从诗歌里面找出来的——是一个中立的词，里面没有评价，没有贬损。没有赞美，没有承诺，既没有支持也没有反对。如果有人在骂你。只要说“颇”。
然后感觉一下心里面有什么不一样。仅仅一个词汇就能造成这么大的差别。当你说“颇”的时候，你是在说：“我已经听见你说的话了。现在我知道这是你对我的态度。你或许是对的；你或许是错的。我并不在评价。”
语言创造分别。即使那些大思想家们也都不断地用语言创造并不存在的东西。如果你问他们；“什么是精神？”他们就说：“它不是物质。”如果你问他们：“什么是物质？”他们就说：“它不是精神。”结果你既不了解物质，也不了解精神。他们用精神定义物质、用物质定义精神。而它们的根源依然不清楚。这是很荒谬的，然而这总比对我们说“我不知道，没有人了解它”听起来要舒服得多。
当我们说“精神不是物质”的时候，我们感觉心安理得——似乎我们已经把某样东西给定义了。我们什么也没有定义过。我们既不了解精神，也不了解物质，但是要说“我不知道”会使自我灰心丧气。我们一分别，就觉得我们已经主宰了那些我们一无所知的事物。
百分之九十九的哲学都是由语言创造的。不同的语言创造不同类型的哲学，所以，如果你改变语言，相应的哲学就会改变。那正是哲学之所以无法翻译的原因。科学向来是可以翻译的，但哲学不是。诗歌甚至更难翻译，因为它依靠语言的一种特殊的新鲜。你一改变它的语言，它的风韵马上荡然无存；那种味道没有了。那种昧道属于一种特殊的文字安排、一种特殊的文字应用。它们是不能翻译的。
所以首先要记住的是；不要从分别开始。只有这样，你才会正确地起步。我并不是说要从“我是一体的”这个概念开始。我不是这个意思。如果这样的话，你又从概念开始了。
仅仅从无知开始，从谦卑的无知开始；只有一个前提；“我不知道。”你可以说身体和头脑是分离的，或者你可以采取相反的立场，你可以说：“我是一体的。身体和头脑是一体的。”但是这种论调仍然预先假设了一种分别。你说的是一，然而你在感觉二。为了排斥“二”的感觉，你坚决地说“一”。这种坚决又是一种微妙的压制。所以要从存在开始，不要从概念开始。要从深深的、未概念化的觉知开始。那才是我说正确的开始的意思。开始感觉那存在的。不要说一也不要说二；不要说这也不要说那。开始感觉什么存在着。只有当头脑不在的时候，当概念不在的时候，当哲学和教条不在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