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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的时候，在各地〃利济众生〃；当他圆寂后，可以有若干个〃化身〃。换句话说，在这种佛教理论的指导下，藏传佛教对于十地菩萨为普渡众生而变现之色身，最终在人间找到了依托之物，即〃转生或转世之活佛〃。故〃珠古〃（即化身）是多种称谓中最能表达〃活佛〃所蕴含的深奥义理和精神境界的唯一准确、全面的称谓，因而是〃活佛〃的正统称谓。
〃喇嘛〃，是藏文的音译，该词最初是从梵文两字义译过来的，其本意为〃上师〃；然而在藏文中还含有〃至高无上者或至尊导师〃的意义。因此，后来随着活佛制度的形成，〃喇嘛〃这一尊称又逐渐成为〃活佛〃的另一重要称谓，以表示活佛是引导信徒走向成佛之道的〃导师〃或〃上师〃。
〃阿拉〃，是藏文的音译，该词在字面上看，没有实际的意义，是一种表达恭敬的语气词；自从成为〃活佛〃的别称之后，该词就有了实际的意思。在不少藏族地区尤其是安多藏区以〃阿拉〃一词来尊称活佛，并成为活佛的专用名称，从而完全代替了活佛的另外两种重要称谓，即〃珠古〃和〃喇嘛〃。因此，〃阿拉〃一词已蕴含一种引导信众从黑暗走向光明的殊胜意义。
〃仁波切〃，是藏文的音译，意指〃珍宝〃或〃宝贝〃。这是广大藏族信教群众对活佛敬赠的最亲切、最为推崇的一种尊称。广大藏族信徒在拜见或谈论某活佛时，一般称〃仁波切〃，而不呼活佛系统称号，更不直接叫其名字。在活佛的多种称谓中，〃仁波切〃是唯一普遍使用的一种称呼。
关于活佛的转世制度，发端于十二世纪初。公元1193年，藏传佛教噶玛噶举派的创始人都松钦巴（意指圣识三时，三时即过去、现在和将来）大师，临终时口嘱他将转世，后人遵循大师遗言寻找并认定转世灵童，从而开了藏传佛教活佛转世之先河。此后，活佛转世这一新生的宗教制度相续被藏传佛教各宗派所普遍采纳，并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了对于活佛转世灵童的寻找、认定、教育等一整套严格而系统的制度。使活佛世系像雨后春笋般地在青藏高原出现。据估计，目前整个藏传佛教活佛的总数可达近万人。
在此值得提出的是，在藏传佛教各宗派中分别产生了不同的各类活佛系统，而且每个活佛系统的称谓各有自己特殊的因缘和象征意义。这里就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几个活佛系统的称谓作简要剖析。
噶玛巴活佛系统的称谓，是以自己所属宗派的名称命名的，即取自噶玛噶举派的〃噶玛〃一词。追本溯源，该宗派的名称得自祖寺的寺名，而祖寺的名称来自某一地名。公元1157年，都松钦巴在昌都类乌齐附近的噶玛地方创建一座寺院，随即取名为噶玛拉顶寺（或称噶玛丹萨寺）。他以该寺作为道场，大力宣讲噶举派教法以及自己的佛学观点，遂形成噶举派中最具活力的一支派别，并以噶玛拉顶寺的寺名作为该派的名称。后来噶玛噶举派中产生藏传佛教史上第一位转世活佛，亦以宗派的名称命名；当噶玛噶举派中形成二大活佛系统时，仍然称〃噶玛巴〃，即分别称〃噶玛巴·黑帽系〃和〃噶玛巴·红帽系〃，其中红帽系活佛转世至第十世时被迫中断；而黑帽系活佛一直沿袭下来，至今已转世至第17世，即第17世噶玛巴，现与达赖喇嘛同在印度达然撒拉。总之，噶玛巴活佛是藏传佛教史上历史最悠久、转世最多的一大活佛系统。
达赖喇嘛、**额尔德尼等格鲁派活佛系统的称谓，是历代中央王朝授封的。公元1578年，第三世达赖索南嘉措在青海湖畔的仰华寺与蒙古土默特部阿拉坦汗会面，互赠尊号。阿拉坦汗赠索南嘉措以〃圣识一切瓦齐尔达喇喇嘛〃，阿拉坦汗后报明朝，经明庭册封得以确立。其中〃瓦齐尔达喇〃是梵文Vajra－dhra的音译，意为执金刚；〃达赖〃是蒙文音译，意为〃大海〃；喇嘛是藏文音译，意为〃上师〃。这就是达赖喇嘛活佛系统称谓的最初由来。公元1653年，清朝顺治帝又授封第五世达赖喇嘛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从此达赖喇嘛这一活佛系统的称谓才被确定下来，成为藏传佛教格鲁派二大活佛系统之一的尊号。
达赖喇嘛被藏传佛教认定为观世音菩萨的化身，现已转世至第14世达赖。
**额尔德尼，是藏传佛教格鲁派二大活佛系统之一，被认为是无量光佛的化身。公元1645年，蒙古和硕特部固始汗向第四世**·罗桑确吉坚赞赠以〃**博克多〃尊号。尊号中的〃班〃字是梵文〃班知达〃的缩写，意为通晓〃五明学〃的学者；〃禅〃字是藏文〃禅波〃的缩写，意为〃大〃或〃大师〃；〃博克多〃是蒙语，意为〃睿知英武的人物〃。从此**成为这一活佛系统的称谓。公元1713年，清朝康熙帝又授封第五世**·罗桑益西为〃**额尔德尼〃。〃额尔德尼〃是满文，意为〃宝〃。之后，**额尔德尼这一称谓被确定下来，当然，有时仍简称〃**〃。现**额尔德尼活佛系统已转世至第11世。其驻锡地为西藏日喀则札什伦布寺。
帕巴拉活佛系统的称谓，是以印度佛教史上著名的圣天大师的名字命名的。藏文〃（帕巴拉）〃是〃圣天〃的意译。历代帕巴拉活佛的驻锡地为昌都强巴林寺，现已转世第11世帕巴拉活佛。
嘉木样活佛系统的称谓，是以创建甘肃拉卜楞寺高僧的尊号命名的。因为这位博学的高僧成为第一世嘉木样活佛，其全称在藏文中写作Vjam－dbyngs－bzhad－pa〃（嘉木样协巴），意为〃文殊〃，从而不难理解，嘉木样活佛系统是文殊菩萨的化身。现转世至第6世嘉木样活佛，驻锡地为拉卜楞寺。
贡唐活佛系统的称谓，是以贡唐寺的名称命名的。第一世贡唐活佛的晚年是在西藏贡唐寺度过，并在该寺开始成为转世活佛，所以贡唐活佛与贡唐寺有着密不可分的因缘关系；从第二世贡唐活佛开始迎请到拉卜楞寺驻锡，故历代贡唐活佛的驻锡地为拉卜楞寺，而不是西藏的贡唐寺。现已转世至第六世贡唐活佛。
此外，还有其它许多活佛系统，诸如章嘉活佛、哲布尊丹巴活佛、夏茸尕布活佛、热振活佛、多杰札活佛、夏日东活佛、策墨林活佛、第穆活佛、司徒活佛、降阳钦则活佛、土观活佛等等。
【藏传佛教慈悲为怀的精神“天葬”】
说到藏传佛教不得不说具有藏传佛教特色的天葬从传统的角度看；天葬风俗与佛教教义十分吻合；是与佛教的发展息息相关的一种藏俗。行天葬是最高境界的施舍。在佛教中；“布施”是信徒的标志之一；它直接关系到信徒未来能否成佛得道的关键；而“布施”之中的最高境界是“施舍”。按照佛教教义；人死以后；灵魂便离开肉体进入新的轮回；而肉体只像一件衣服一样再无用处。但死后将尸体喂鹰；又算是人身的最后一次善事；作为“布施”施舍给其他生物也算是发挥了其最后的价值。天葬就是一种最彻底的施舍；天葬并不是死者要借鹰的翅膀把灵魂带上天界。在藏族的丧葬文化中；灵魂和躯体是两个各自独立存在的概念；无论是藏族原始宗教（苯教）对死亡的认识或者藏传佛教信徒中对死亡的解释；都是把灵魂和躯体截然的分开；天葬这种丧葬方式把尸体喂鹰；只不过是这个死者的最后一次施舍；灵魂已经离开了的躯壳；让它喂鹰；就是发最后的一次慈悲。将自己的肉体奉献给天葬台上的秃鹫和那些无形的生灵；从而在此生的最后做了一件有功德的事情。藏族的丧葬习俗是与藏族人们的生活密切相关；天葬里有佛的慈悲、爱心、利众、施舍的观念在里面；应该肯定的是它们都受到宗教的深刻影响；共性很多；人们对死的观念也几乎是一致的；正因为佛教的慈悲之心在天葬得到充分的体现；所以绝大多数的藏族人选择这一葬仪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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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三大分支之汉传（北传，大乘）佛教】
更新时间2010…4…18 13：51：32 字数：18623
【佛教三大分支之汉传佛教】
汉传佛教，现存佛教的三大分支之一（另外两个为藏传佛教与上座部佛教）。佛教经由两条路径传入中国，一支由古印度经西域传入中原地区，尔后传入朝鲜半岛、越南、日本等处，故汉传佛教又称北传佛教。另一支则由南印度经海路传至中国南方，为“南传佛教”。
大乘佛教的主要发扬传系，为现代的汉传佛教。因为中国的影响，汉传佛教将大乘佛教的教义传播至朝鲜半岛、日本与越南等地，并且影响了藏传佛教。在实质上，汉传佛教可以说是形塑大乘佛教面貌的主要力量之一，但有别于藏传佛教之显密并重，汉传佛教的宗派以显宗为多。
有一种说法，佛教最早是在孔子时传入中国的，也有说是在秦朝以前传入的。但是这些说法现在一般认为不可信，因为按照一般的说法，释迦牟尼只比孔子大十几岁。现在一般认为，佛教是在大约西汉末年，东汉初年时由印度从西域传入的。根据记载，汉哀帝元寿元年（前2年）博士弟子景卢出使大月氏，其王使人口授《浮屠经》。到了东汉永平十年（67年），汉明帝梦见金人，于是派人去西域，迎来迦叶摩腾与竺法兰两位高僧，并且带来了许多佛像和佛经，用白马驼回首都洛阳，皇帝命人修建房屋供其居住，翻译《四十二章经》。也就是现在的白马寺＇1＇。因此，在中国佛教史上，多以汉明帝永平十年作为佛教传入之年。白马寺成为中国第一座佛寺。《四十二章经》，也成为中国第一部汉译佛经。
佛教在中国经长期传播发展，形成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中国佛教。由于传入的时间、途径不同和民族文化、社会历史背影的不同，中国佛教形成三大系，即汉传佛教、藏传佛教和云南傣族等地区的上座部佛教（巴利语系）。
【起始过程】
秦汉
日本学者藤田丰八在20世纪初首先提出，在秦代期间，佛教已经传入中国，因为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曾有禁不得祠的说法，“徙谪，实之初县。禁不得祠。明星出西方。”而此处“不得”就是Buddha的音译。但此说提出之后，即遭到铃木券太郎等的驳斥，认为其断句有误应为“徙谪实之，初县禁不得祠。明星出西方。”。
一般认为佛教是在西汉末，新莽时和东汉前期时由印度经西域传入的。根据记载，汉哀帝元寿元年（前2年）博士弟子景卢出使大月氏，其王使人口授《浮屠经》。到了东汉永平十年（67年），汉明帝梦见金人，于是派人去西域，迎来迦叶摩腾与竺法兰两位高僧，并且带来了许多佛像和佛经，用白马驼回首都洛阳，皇帝命人修建房屋供其居住，翻译《四十二章经》。也就是现在的白马寺。因此，在中国佛教史上，多以汉明帝永平十年作为佛教传入之年。白马寺成为中国第一座佛寺。《四十二章经》，也成为中国第一部汉译佛经。公元147年安息人安世高到汉朝传教译经，公元167年月氏人支娄迦谶到汉朝传教译经。
【三国时期】
佛教早在东汉初期即传入中国，但当时儒学兴盛，发展不大，至三国后方有发展。
三国时期的佛教重镇，北方以洛阳为主，南方则为建业。曹魏魏明帝大兴佛寺，曹植也喜读佛经，并创作梵呗。孙吴地区，当支谦、康僧会先后入吴，受孙权推崇。孙皓称帝时，本要毁坏佛寺，因康僧会说法感化，终而放弃。在蜀汉，佛教不是很兴盛，旧录相传有蜀《首楞严》二卷，蜀《普曜经》二卷，但已逸失。
当时大乘佛教受贵霜帝国影响而传播四周。西域受其影响，于阗、龟兹等地佛教兴盛。之后又有天竺昙柯迦罗、安息昙谛和康居康僧铠等僧侣到洛阳翻译经典，将大乘佛教传至中国。昙柯迦罗推广戒律，这是中国僧侣有戒律受戒之始，后世以其为律宗的始祖。昙谛所译的《昙无德羯磨》受朱士行等人戒守，一般以此为中国僧侣出家之始。由于当时经文翻译未善，朱士行为求原经研读，于260年自雍州出发至于阗，成为首位西行求法的中国僧侣。他写得《大品般若经》的梵本，后由弟子于282年送回洛阳，最后由竺叔兰译成《放光经》。
【发展过程】
晋朝
西晋年间，官方与民间的佛教信仰，逐渐普遍。相传西晋时代东西两京（洛阳、长安）的寺院一共有一百八十所，僧尼三千七百余人。竺法护时代已有“寺庙图像崇于京邑”之说。而见于现存记载中的，西晋时洛阳有白马寺、东牛寺、菩萨寺、石塔寺、愍怀太子浮图、满水寺、大市寺、宫城西法始立寺、竹林寺等十余所。当时译出的经典，除了抄写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