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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提法（一）准提法是一门无上甚深的妙密法，亘古相传，有无量、无数、无边的古佛，皆以修习此法门而成就。
（二）它是显密圆通成佛的心要，融合了禅宗心法、密教精要、贯通了观心、观音，念佛诸法门，并结集了天台宗、大小止观、禅密要法、不净观、白骨观等佛法精髓於一体。兹分别略释如次：
⒈显教（净土宗）：就教理而言，准提法所探讨的是一个人生命的根本，目的在转化人生的烦恼。它同时包含持名念佛、观想念佛和实相念佛、并以「自性弥陀（自性光明—无量寿、无量光）、唯心净土」来强调信、愿、行。
⒉密宗：就修行上言，准提法以修气、修脉、修明点来做为修证的架构。明点与气脉息息相关，如果只谈修气、修脉、讲究气功，那就与道家没有两样。但密宗的可贵处即在「修明点」，「明点」是智慧的一种表徵，用功到某种程度，三轮七脉自己都会知道，对色身的转化（健康）是可以肯定的。
⒊准提法是心地法门，与禅宗心法，般若正观等无差别。所谓「直指人心、见性成佛」，准提法「圆满次第」即等於「实相念佛」。心月轮观由开始至纯熟，从有相到无相、大而无外、小而无内、真空妙有，皆与整个法界相应。
⒋准提法门也具备了小乘的修行门路，如不净观、白骨观皆是准提法门的基础入手处；同时，准提法也是华严法界观，必须福慧双修、解行并进才得契入。
（三）禅、净、律、密各有所长，亦各有所短，而准提法则综合了各宗各派之所长，将见地、修证、行愿皆融会贯通於一炉，堪称为真正的大圆满。
（四）准提法门统合了文殊、普贤、观音三大菩萨的精神：
⒈文殊菩萨表徵智慧光明，在一切境界中放得下，了无挂碍，与「空、无相、无我」相应。修持准提法门相当於「南无（皈依）七俱胝大佛母准提王菩萨」，而佛母乃诸佛之母，大佛母乃大般若。故准提法门即是大般若——般若正观的法门，修至「圆满次第」即证入一真法界、毗卢性海。所以准提法门含摄了文殊菩萨的大智慧。
⒉普贤菩萨表徵法界重重无尽的大愿海，象徵一个人有著大气魄、大力量。他的精神启示我们要在任何境界中提得起、切得断、踏实践履、勇於承担、开扩心量、包容一切、敬人敬事、广结善缘、培福修德。而准提法实际上即是华严境界，它所显现的就是佛陀的本怀，和每个人的本地风光。故唯有在日常生活中，待人处世上，实际行持六波罗密，心中常保清净无碍，才能与法相应，当然森罗普贤菩萨的大行大愿了。
⒊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成就耳根圆通，寻声救苦，普渡众生，利乐有情。而准提法门的金刚念诵念得纯熟了，即可以达到「耳根圆通法门」所讲的「初於闻中，入流亡所，所入既寂，动静二相，了然不生」的效果，让我们契入「心气合一、能所双亡」的境界，与「空、无相、无我」相应。
总而言之，准提法门是一个道道地地真修实证的法门，也是一个含藏无尽宝藏的法门。从心灵的开发，到色身上、气质上的转化，乃至让我们明心见性，成就无上菩提的大业，它可说都为我们勾勒出了一幅非常美妙的修证蓝图。所以只要你具足信心，依教奉行，锲而不舍，蓦直修练，则功德自在其中，福慧亦将不断增长，而改善健康，消灾免难更是理所当然了。
【准提法十八般成佛的功德】
一、身无失。二、口无失。三、念无失。四、无异想。五、无不定心。
六、无不知已舍。七、欲无灭。八、精进无灭。九、念无灭。十、慧无灭。
十一、解脱无灭。十二、解脱知见无灭。十三、一切身业随智慧行。
十四、一切口业随智慧行。十五、一切意业随智慧行。
十六、智慧知过去世无碍。十七、智慧知未来世无碍。十八、智慧知现在世无碍。
无上瑜伽经典的传译和中断无上瑜珈就是安祥。
密宗最高的是‘无上瑜伽’的心态，它和上帝、佛是一样的。现在这个法失传了。
安祥就是‘无上瑜伽’，至高无上！没有比安祥更高的。这是正法，很难遇。
现在密宗有三系：一个是‘藏密’，莲花生大师从印度传来的；一个就是‘台密’，五台山的密宗，最高级的是止观法，是唐朝五台山的祖师传来的法，如白衣神咒等；第三个，日本佛法回流的‘东密’（东洋的密宗）。三者的躯壳融为一个的使命和发展，使之成熟的要领就是无上瑜伽。
诺那活佛说：‘禅是大密宗！’大密宗就是‘安祥’—‘无上瑜伽’。
无上瑜伽和其它瑜伽的区别在于，它更注重对心的要求，即把修心放在首位，它认为只有我们更好的控制自己的心态即对意志的控制，才能最终达到无上的境界；什么是无上境界，就是无欲无求，直至心如止水，意识外放，最终达到生即是死，死即是生，善即是恶，恶即是善，好即是坏，坏即是好的至高境界；从而达到佛陀所说的众生平等，人人可渡之无上心态。
唐朝后期，唐武宗下令取缔佛教，代之以道教，佛教各教派遭受沉重打击，深受皇室器重的唐密也不能幸免，虽然唐宣宗继位后立即宣布恢复佛教，但唐密已逐渐式微，系统性的两部大法传承趋于隐没，主要原因是合格的阿阇梨阙如，坛场仪轨也很难完备。至宋初，虽稍有复兴迹象，但仅限于译经，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唐密开始消逝，因唐密的许多真言、本尊法门和别尊曼茶罗已逐渐融入到其它宗派之中，如《药师法》、《准提法》、《孔雀明王法》、《秽迹金刚法》、《瑜伽焰口施食法》等一直广为流传，许多真言密咒被列入日常课诵，一并被广泛运用于佛教法事活动至今。因此，有专家称唐密已成为隐身于佛教各宗派中的“寓宗”。
【日本密教的回传中国】
唐密借助东瀛之地得以完好保存，并反哺华夏，早在七祖惠果和尚的预料之中。据史料记载：
惠果和尚乍见空海，含笑喜告曰：“我先知汝来，相待久矣，今日相见，大好大好。报命欲竭，无人付法，必须速办香华，入灌顶坛。”于是，三个月将两部大法传承完毕，又嘱空海曰：
“……早归乡国，以奉国家，流布天下，增苍生福。则四海泰，万人乐，是则报佛恩师德，忠于国孝于家也。义明供奉，弘法于禹域，汝其行矣，传之东国，努力努力！”
“义明供奉，弘法于禹域”，意思是说，应当明白有义务、有责任供奉两部大法，并弘法于华夏。
这是惠果祖师的预言与期待，也是华夏有情的心愿与期望。
第一节民国时期的一时复兴
唐密在盛唐时期盛极一时，然至晚唐已露衰微端倪。到了宋代，虽尚有法贤、施护、法天、天息灾等一批译师继续译出大量密部经论，然在教理上已无多发明。元代所弘传者非纯正密教，乃是印度后期密教和藏地风俗结合后形成的藏密，明清两代亦大体如此，且主要是基于政治上的考虑，同时，其流传也仅限于宫廷和贵族阶层，民间不得随意传授。因此，总起来说，唐密自元代以后，在中国内地基本上是中断了。而这中断的唐密，却在民国时期得到一时复兴，成为当时佛教界的一大奇观。
最早赴日学密的是江西的桂伯华。他大约于清末的1906年前后赴日本留学，到民国四年即1915年三月病逝于东京时止，计有十余年，但其在国内影响甚微。随后，出家僧中赴日学密的逐渐增多，先后有大勇、持松、显荫、曼殊揭谛（纯密）、谈玄等在东密根本道场高野山学习密法后带回中国。居士界则有顾净缘、程宅安等。
当时的佛教界领袖太虚大师对此十分关注，曾说：“诸师接踵东渡，人才济济，绝学有重光之望矣。……考其数人中，于教理素有研究者，只大勇、持松、显荫诸师耳，故真能荷负吾国密宗复兴之责任者，亦唯其三人耳。”（太虚《中国现时密宗复兴之趣势》，文载《海潮音文库》二编《真言宗》）
大勇法师于1919年依太虚法师出家，1922年冬入日本真言宗高野山大学，专修密法，经一年左右，得阿阇黎位，乃于1923年10月回国，仅三、四个月即先后在上海、杭州、武汉等地开灌顶坛十余次，皈依及学法者达数百人之多。一时，中断千年之久的唐密，顿显重兴之势。然佛法深奥，有情体悟各殊。由于当时学法时间短，且侧重事相，忽视教相，大勇对密法的理解受到其依止上师金山穆韶大阿阇梨的批评。金山穆韶大阿阇梨在《弘法大师之佛教观》中说：“然嗣后于支那刊行之《海潮音》之杂志，见有大勇法师发表于关于密教之论文，似于弘法大师之佛教观，有不充分纳得大师教义之处，甚为遗憾焉。由是，余草一文，欲匡法师之谬见。”后来他转而入藏，惜中途病故。
显荫法师于1923年冬到达日本高野山的，次年春回到上海，然仅过半年即因病圆寂了，年仅二十四岁。显荫法师天资聪明，慧解过人，可惜未能展其雄才，骤而英年早逝。
持松法师与大勇法师一同东渡，于高野山依金山穆韶大阿阇梨修学古义真言宗密法，得三宝院流五十一世传法阿阇梨位，1924年春回国。先于上海传法，后于是年夏应邀至武汉任洪山宝通寺住持，并开坛传法，并在宝通寺内建造法界宫、瑜祗堂、五轮塔，购置各种法器，请人绘制诸尊曼陀罗，使洪山宝通寺一时成为唐密重兴之根本道场。后法师又乘赴日出席亚洲佛教大会之机，续留东瀛学法，再得新义真言宗传法院流、古义真言宗中院流两个阿阇梨位，并专习台密仪轨，于事相教相均融会贯通，影响甚巨（详见第二节）。
总体来看，上世纪的“密宗热”对社会重新接触认识密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无庸讳言，也产生了一系列问题，其中问题的症结要么是“不如法”（越三昧耶传授、非器传授），要么是缺乏大小乘根基，要么对密典歪曲理解，还有非常重要的一条就是失去了大乘戒律的制约。这也是民国时期密法热不能持久的根本原因。因此，唐密回传的历史任务也就无法圆满完成，期待着后来者再续前缘。
第二节显密圆通的持松法师
持松法师（公元1894－1972年），现代高僧。俗姓张，法名密林，因慕名玄奘，自号师奘沙门，因修密受灌顶，又号入入金刚。法师出生于湖北省荆门县（现荆门市）沙洋的一世代书香门第。17岁时感人生之无常，投铁牛寺出家，后往远安县观音洞居住。1913年往汉阳归元寺求戒。戒期后，往禅堂，一心参禅。1914年，适闻月霞法师在上海办华严大学，欣然投试，被录取，师事三载，对大小乘经论，各宗教义，深有所得。1917年随月霞法师赴归元寺及宜兴、盘山。七月随居常熟兴福寺。半年后，月霞法师示寂，次年二月，嗣法月霞法师接任兴福寺住持。五年中：偿还积债，赎回寺产；两次传戒；设华严预科学校；授课之余，撰《摄大乘论义记》十卷，《释迦如来一代记》一卷。1921年，受太虚法师之邀于杭州净慈寺讲《八识规矩颂》，再次传戒，度僧百人。次年春，先赴汉口九莲寺学校，讲《摄大乘论》，旋至武昌佛学院，讲授《观所缘缘论》、编《观所缘缘论讲要》一卷。后杖锡安庆迎江寺，讲《十二门论》。1922年冬，因阅《法轮宝忏》，深感瑜伽宗密义难解，且原在我国盛行于唐，久已不传，而今仍盛行于日本，遂立志挽回千载之绝学，毅然辞去兴福寺方丈之职，孤身东渡日本，礼高野山五十世阿阇黎金山穆韶，习古义真言宗，得五十一世阿阇黎位，上师赐灌顶，号入入金刚。后因东都地震，加之川资告磬，遂归国，旋赴杭州菩提寺为信众结缘灌顶。1924年春，武汉佛教界暨两湖巡阅使萧珩珊（萧耀南）、李香庭、汤乡明、李开先、陈元白等迎请来鄂主持武昌洪山宝通寺。法师来此，讲经传法灌顶几无虚日，其《自述》说：“两年中，先后受灌顶者数万人，是五代以来所未有也”。
1925年秋，法师随中国佛教代表团赴日本东京参加亚洲佛教大会。会后至新泻县，从权田雷斧大僧正受新义真言宗各流灌顶，得“新义真言宗传法院流相承血脉――密林第四十九世阿阇梨位”。次年，赴京都比睿山延历寺，习台密仪规。卒业后，再赴高野山依金山穆韶再受三宝院安祥寺各流传授及口诀，兼习梵文文法，得“高野山古义真言宗中院流引方血脉――密林第六十四世阿阇梨位”，尽得铁塔正传血统一脉。1927�